留下“凿壁偷光”典故的励志少年匡衡，“学问议论与行止操守判然二物”，在历史上也多有被人诟病的时候，陈汤的曲折人生多拜匡衡所赐，《文哲：匡衡在<资治通鉴>中的场景安排》中多个场景均与陈汤有关。有人评价说，这暴露了匡衡的假经学、伪君子、真小人的嘴脸，颠覆了识大体、顾大局、明事理的形象；也有人评价，匡衡打击陈汤的理由，绝不是“矫诏”这个表面理由，而是豪门士族集团裂变中的一次“瘦身行动”或者说是“自我革命”事件。

一、时代背景：改造和衰落（前49—6年）

汉元帝（在位期前49—前33年）在公元前74年其父登基时，还是一个约两岁的幼儿；当他在公元前67年被宣布为太子时，也不过八九岁。据说他与其父的心态不同，他容易接受要求仁慈的呼吁，“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常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而对当时对于问题所持的过于专业的或法家的态度不满。据史料记载，宣帝有一次流露了他的忧虑，“乱我家者，太子也！”担心他自己的太子将会毁灭王朝，并且试图以另一妃子所生之子代替未来的元帝，但没有成功。元帝快到他统治的末年时，被病痛所折磨，据说他把精力倾注于音乐和一些浅薄无聊的活动方面，从而招致了他的重道德伦理的大臣们的批评。

历史的证据不足以判断宣帝对他儿子的评价是否正确，或者批评者或历史学者的意见是否可靠。没有理由认为他对任何具体的国务决定施加过明显的影响。的确，采用的某些措施实际上降低了皇帝生活方式的豪华程度和他个人的享受，不过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元帝或是能够为大汉王朝总的利益提出这类措施，或是能够出于个人的原因而加以反对。

不管新帝起什么作用，元帝的登基可以视为大汉王朝发展过程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他父亲的大臣们已经开始摆脱时新派的思想；而在他以后几个皇帝的统治时期，改造派的看法成了许多决策的鲜明的特征，不论在祭祀仪式、国内问题、经济目标或对外关系方面都是如此。政治家们这时专门注意周代的而不是秦代的范例；他们选择节约和紧缩以取代挥霍和扩张;他们放手解除以前对域内黎民日常生活的各种管制。在有些情况下，如在减少铺张浪费和减轻国家刑罚方面，他们是成功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如在建议限制土地的占有面积方面，难以实行。元帝、成帝和哀帝所封的侯爵，大多数授予诸王之子，总数达100个；与之相比，因有功而封的侯只有6个，赐给外戚的侯为 25 个。

在前汉时期，宦官对政治生活还没有施加过分的影响，只有为数很少的宦官晋升而拥有大权。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现那种有时能破坏王朝统一或改变朝廷性质的宦官和其他集团之间的激烈头争，虽然至少有一个政治家因宦官与之为敌而受害。宦官未能控制帝国的原因之一是元帝（前49—前33年）和成帝（前33—前7年）两朝的改造派政治家持反对他们的立场。最早得到晋升而负责中书工作并由此对国策的决定产生相当影响的宣官，有宣帝朝和元帝朝的弘恭和石显。他们受到皇帝信任，引起了萧望之的强烈批评。然而，当宦官的势力强大得使人感到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施时，作为他们敌视的结果，萧望之在公元前46年被迫自杀。到公元前 33年，弘恭和石显都死去，其他宦官都没有取得足够显赫的地位以接替他们去控制皇宫；公元前29年由宦官任职的专门机构（中书）被撤消。

二、陈汤功过：大勋莫大焉

陈汤（？—约前6）字子公，山阳瑕丘（今山东兖州北）人，西汉大将。西汉元帝时，他任西域副校尉，曾和西域都护甘延寿一起出奇兵诛杀与西汉王朝对抗的匈奴郅支单于，为安定边疆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西域的情况比较复杂。宣帝时期匈奴内乱，五个单于争夺王位，其中郅支单于以武力兼并呼偈、坚昆、丁令三国，日益强盛。囚禁了汉朝的使者江乃始，后又杀死使者谷吉。郅支单于自知有负于汉朝，害怕汉朝出兵报复，就向西跑到康居。康居王尊敬郅支，将女儿给他做妻子。郅支便借兵多次袭击邻国乌孙，深入到赤谷城杀掠人口，抢夺牲畜财物。乌孙不敢还击，而是远远地逃避，于是郅支拥有了千里之远的势力范围，自以为大国之主，很不尊重康居王，竟至一怒之下杀死了康居王的女儿、贵人等数百人，还把一些尸体支解后扔进都赖水中。同时他又派出使者到阖苏、大宛等国，胁迫他们年年给他进贡。那些小国不敢不给。汉朝也曾三次派出使者到康居，索要使者谷吉等人的尸体，郅支非但不给，而且侮辱汉使，以嘲讽的口吻说：“居困厄，愿归计强汉，遣子入侍。”（《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

陈汤与甘延寿了解了郅支单于的这些情况后，于建昭三年（前36年）出兵西域。陈汤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每当路过城镇或高山大川时，他都登高远望，认真观察、记录。这次出使西域，只带着一支护卫军队，而不是征讨大军。当他们走出国境时，陈汤便对甘延寿说：“郅支单于剽悍残暴，称雄于西域，如果他再发展下去，必定是西域的祸患。现在他居地遥远，没有可以固守的城池，也没有善于使用强弩的将士，如果我们召集起屯田戍边的兵卒，再调用乌孙等属国的兵员，直接去攻击郅支，他守是守不住的，即使逃跑也没有可藏之处，这正是我们为国家建功立业、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啊！”甘延寿认为他的分析很有道理，便说要奏请朝廷同意后行动。陈汤说：“这是一项大胆的计划，那些朝廷公卿都是些凡庸之辈，一经他们讨论，必然认为不可行。”甘延寿考虑还是应该履行奏请的手续，这时他得病了。陈汤等了一天又一天，焦急之中便果断地采取了假传圣旨的措施，调集汉朝屯田之兵及属国车师国的兵员。甘延寿在病榻上听到这一消息大吃一惊，想立即制止陈汤这种犯法的举动，陈汤愤怒地手握剑柄，以威胁的口气呵叱甘延寿说：“大军已经汇集而来，你小子还想阻挡大军吗？不抓住战机出击，还算什么将领？”甘延寿只好依从他，带领各路、各族军士四万多人，规定了统一的号令，编组了分支队伍序列，大张旗鼓向北进发。

甘延寿与陈汤将大军分为六校，三校走南道，过葱岭(喀喇昆仑山脉西部)经大宛；另三校走北道，入赤谷，过乌孙与康居境，陈汤沿路捕获康居副王的亲属及一些贵族，经过解释，他们愿做向导，并将郅支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而后大军便直抵郅支城都赖水边，在距城三里远的地方安营布阵。只见城头上彩旗飘展，数百名披甲兵士登高守备，有的向汉军招手挑逗，甘延寿与陈汤观察之后便令军士四面包围其城，以箭杀伤守城兵士，于是展开了一场对射。郅支单于得到汉军进攻的消息，打算逃跑，因为他怀疑康居人对他怀恨在心，有做汉军内应的人。可是又听说乌孙等国也发兵参战，他便有走投无路之感了。带了一些人走出去又返回来，说：“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

当汉兵猛烈攻城时，郅支单于身穿甲衣带领他的妻妾数十人一齐登上城楼，他的妻妾也都拉弓射箭。攻城的飞箭射死他几个妻妾，又射中了他的鼻子。郅支便发怒了，下楼骑马跑回了他的宫室。第二天，陈汤命令将士四面齐用火攻，又击鼓助威，汉军冒着烟火突破外围的木栅，趁机冲进土城。郅支单于身边只有男女数百人及一些吏士，毫无抵御能力。汉兵勇猛击杀，将郅支刺死。军侯杜勋割下郅支单于的首级，又从狱中解救出两名汉朝的使者，从宫中搜出已故使者谷吉所带的文书信件。入城将士搜捕敌军，诛杀了郅支单于的妻妾、太子以及得封的王公等共一千五百一十八人，生擒官吏一百四十五人。另外俘虏敌兵一千余人，都交给了参与打击郅支的小国军队。

三、匡衡观点：擅兴师矫制

初，中书令石显尝欲以姊妻甘延寿，延寿不取。及破郅支还，丞相、御史亦恶其矫制，皆不与延寿等。陈汤素贪，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司隶校尉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汤上疏言：“臣与吏士共诛郅支单于，幸得禽灭，万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劳 道路。今司隶反逆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仇也！”上立出吏士，令县、道出酒食以过军。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久之不决。（当初，中书令石显，曾经打算把姐姐嫁给甘延寿，甘延寿拒绝。等到甘延寿打败郅支单于，返回长安，丞相、御史也对假传圣旨这件事深恶痛绝，对甘延寿的功勋并不赞许。而陈汤又一向贪财，把在外掳掠的金银财宝带入塞内，违反了多项法令。司隶校尉用公文通知沿途郡县，逮捕陈汤的部下，加以审问。陈汤上书元帝说：“我和我的部下共同诛讨郅支单于，幸而将他擒获歼灭，从万里之外，凯旋班师，应有朝廷派出的使者在道上迎接慰劳。然而今天司隶校尉反而逮捕审问，这是替郅支单于报仇啊！”元帝下令，立即释放所有被捕官兵，命沿途地方官府用酒和食品慰劳通过的军队。甘延寿、陈汤返回长安后，评论功劳，石显、匡衡认为：“甘延寿、陈汤假传圣旨，擅自调动军队，不诛杀他们，已是宽大，如果再赐他们爵号，封他们土地，那么以后派出的使节，就会争先恐后地采取冒险行动，以图侥幸成功，在蛮夷中间生事，给国家招来灾难。”元帝内心嘉许甘延寿、陈汤的功劳，而又难于违反匡衡、石显的意见。过了很久，事情仍不能定下来。）

宗正刘向认为，对待甘延寿和陈汤仅以功过相抵是不公平的。他又上书皇帝，专门评析了扫除郅支的艰难以及意义，他认为甘、陈“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大勋莫大焉”(《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他引经据典加以论证，又与前朝和当代的功臣名将进行类比，阐明自己的观点。

于是元帝下诏赦免了甘延寿、陈汤的假传圣旨之罪，然后又让大臣讨论封赏事宜。石显、匡衡仍然坚持他们的主张。但元帝最终于封甘延寿为义成侯，赐陈汤爵位为关内侯，各赏食邑三百户、黄金百斤，并拜陈汤为射声校尉，延寿为长水校尉。

四、再起祸端：盗所收财物

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复奏：“射声校尉陈汤以吏二千石奉使，颛命蛮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盗所收康居财物，戒官属曰，‘绝域事不覆校。’虽在赦前，不宜处位。”成帝刘骜即位后，丞相匡衡又向成帝起奏陈汤私藏战利品的事，说虽然赦免其罪，但不应有官职，于是陈汤被免职。之后陈汤向成帝上书，说康居王送到汉朝来的王子（名为侍子，实有人质之意）不是真正的王子。成帝命人核实，确实是真王子。假如王子是假的，那么证明康居王对汉朝采取了欺骗手段，现已验证是真的，那么陈汤就犯有诬告乃至欺君之罪。陈汤被捕入狱，准备处以死刑。这时，太中大夫谷永向成帝上书，极力赞誉陈汤的功绩，并引用《周书》说“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亟请皇帝开恩。于是陈汤被成帝特赦释放，但取消了他的爵位，只做一般士兵。

五、再次起用：事壹决于汤

西域都护段会宗被乌孙王国的军队围困，段会宗用驿马上书，请求成帝征发西域诸国军队，以及汉朝在敦煌的军队救援。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崐以及百官会议数天也作不出决定。王凤说：“陈汤富于谋略，又熟悉外国的情况，可以询问他。”成帝在宣室殿召见陈汤。陈汤在进攻郅支单于时，中了风寒，两臂不能屈伸，入见时，成帝下诏准许他不必跪拜，把段会宗的奏书拿给他看。陈汤回答说：“我认为这件事一定没什么可忧虑的。”成帝说：“你为什么这样讲？”陈汤说：“五个胡兵才能抵挡一名汉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刀剑不锋利，弓弩也不强。最近听说颇学得一些汉人制作兵器的技巧，然而仍是三个胡兵抵挡一个汉兵。再说，《兵法》上说：‘客兵必须是守军人数的两倍，才能对敌。’现在围困段会宗的敌兵人数不足以战胜他，请陛下不必忧虑！况且军队轻装日行五十里，重装备则日行三十里。现在段会宗打算征发西域诸国和敦煌的军队，部队行军需较长时间才能赶到，这成了所谓报仇之军，而不是救急之兵了。”成帝说：“那怎么办呢？围困一定可以解除吗？你估计什么时候可以解围？”陈汤知道乌孙之兵，不过 是乌合之众，不能久攻，以经验推测，不过数日。因此回答说：“现在已经解围了！”又屈指计算日期，然后说：“不出五日，就会听到好消息。”过了四天，军书到，声称已经解围。大将军王凤上奏，要求任命陈汤为从事中郎。从此大将军幕府的大事，均由陈汤一人决定。

议郎耿育上书为陈汤鸣冤，说：“甘延寿、陈汤为大汉在边远的异域血战扬威，雪洗了国家多年的耻辱，讨伐绝域不服从中国的君主，捕捉万里之外难以制服的强虏，难道有谁的功劳可与他们相比！先帝赞美他们，因而发布公开诏书，突出宣扬他们的功绩，为此而更改年号，使英雄的事绩，传之无穷。与此相合，南郡贡献白虎，边陲再无警报，不用戒备。当先帝卧病在床，可是仍然念念不忘，多次派尚书责问丞相，催促他们迅速拟定功劳等级。唯独丞相匡衡，从中排斥阻扰，仅封甘延寿、陈汤数百户的采邑，使功臣战士大失所望。孝成皇帝继承的是前人已功成业就的基业，乘讨伐战胜之威，不须动一兵一卒，而国家安宁。可是大臣倾轧邪恶，意欲独专朝廷的权威，排挤嫉妒有功之人，使陈汤只身被拘入狱，无法向陛下剖白辩冤，终于以无罪年老之身，被抛弃在边陲。敦煌正当前往西域的通道，从前威震远方战无不胜的名将，现在一转眼却成了罪徒，还要遭受郅支单于残部的讥笑，实在可悲！至今奉命出使各国的使节，无不用击杀郅支单于的事情来宣扬汉朝的强盛。借助英雄的功绩去威吓敌人，却抛弃英雄本人，使进谗之人称心快意，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况且安定不可忘记危险，强盛必须忧虑衰弱。而今国家平时没有文帝累年节俭积蓄的大量财富，又没有武帝延揽的众多勇猛善战令敌胆寒的名将，所有的，只是一个陈汤而已！假使陈汤已经过世，没有赶上陛下当政的时代，尚且希望国家追录他的功劳，聚土高筑他的坟墓，以鼓励后来的仁人志士。陈汤有幸得逢圣世，现在距他 立功的时间又不太久，如果再听信奸臣的谗言，用鞭子把他驱逐到偏远的边塞，使他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有远见之人莫不思量，认为陈汤的功劳，几世以来无人可及，而陈汤的过错却是人情难免。陈汤尚且落到如此下场，那么我辈之人纵使粉身碎骨，疆场捐躯，仍免不了还会受制于奸臣的口舌，被嫉妒之臣陷害成罪徒。这正是我为国家特别忧愁的地方。”奏章呈上去后，哀帝下令让陈汤回到长安，后来就在长安去世。死后数年，王莽为安汉公秉政，既内德汤旧恩，又欲谄皇太后，以讨郅支功尊元帝庙称高宗。以汤、延寿前功大赏薄，及侯丞杜勋不赏，乃益封延寿孙迁千六百户，追谥汤曰破胡壮侯，封汤子冯为破胡侯，勋为讨狄侯。

有人评价说，当匡衡一路从郎中、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做到御史大夫、直至丞相时，朝中有一个人实在是绕不过去，那就是大宦官中书令石显。中书令官职虽然不大，但位置关键、职责重要，且深得汉元帝信任，重臣萧望之就在与石显的政治斗争中被迫害而死。在小人石显的淫威之下，“君子”匡衡是如何做到仕途通畅无阻的呢？《汉书》给出了答案：中书令石显用事，自前相韦玄成及衡皆畏显，不敢失其意。面对石显阴鸷的奸笑和雪亮的屠刀，匡衡终究是放下君子的身架，弓着腰喏喏着向盛气凌人的石显投去谄媚的一笑。可是，保持沉默，洁身自好，不与小人同流合污，并不能给自己带来仕途上的顺畅。于是，匡衡选择了更积极、更稳妥的道路。汉元帝知道甘、陈二人功劳的分量有多重，但无奈石显、匡衡二人咬起人来口口见血，一时无法抉择。幸亏耿直的大臣刘向毅然为两位功臣辩护，元帝才下定决心赦免二人的罪责，按照“捕斩单于”的军法予以重赏。而石显、匡衡显然决心要搅合到底，说什么郅支单于不是真单于，不能按“捕斩单于”的军法赏赐。元帝不理，仍要封二人各一千户采邑，二人仍不甘心，不咬下肉来绝不松口，元帝无奈，只能将两位功臣的一千户采邑缩减到三百户。不过，石显、匡衡二人组，在元帝驾崩、成帝继位后自行解体。原因就是石显失宠，成帝将石显剥离出权力核心。石显一朝失势，匡衡随即落井下石，力陈石显种种罪状。但让人寻味的是匡衡仍未忘记找陈汤的麻烦，继续向新皇帝弹劾陈汤，终于咬掉了陈汤的乌纱帽。

至于匡衡为何视陈汤为眼中钉、一直咬住不放，史书没有明说。有人认为，为与石显划清界限，这可能是匡衡一招很高明的棋：匡衡之所以始终跟甘延寿、陈汤过不去，只是单纯地为了整纲肃纪、坚持真理，跟石显与甘延寿的私怨无关，更不是与石显沆瀣一气。

但司隶校尉、涿郡人王尊的上书弹劾却揭穿了匡衡的真面目：“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明知石显等专权擅势，作威作福，是海内祸害，却不及时奏报皇上，予以惩罚，反而百般谄媚，曲意奉承，攀附臣下，欺瞒主上，心怀邪恶，迷惑君王，丧失大臣辅政的原则，都为大逆不道！这些罪恶发生在大赦之前，尚可不究。然而，在大赦之后，匡衡、张谭指控石显时，不自责不忠之罪，反而故意宣扬突出先帝任用倾覆小人的失误。妄言什么‘百官畏之，甚于主上’。这种卑君尊臣的言论，是不该说的，有失大臣体统！” 于是衡惭惧，免冠谢罪，上丞相、侯印绶。天子以新即位，重伤大臣，乃左迁尊为高陵令。然群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连乞骸骨让位；上辄以诏书慰抚，不许。

《资治通鉴》：三年（辛卯，前30 年）十二月丁丑（三十日），“匡衡坐多取封邑四百顷，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为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