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中，“她声音”越来越响|困难群众|居委会|村务|村班子

*本文为《半月谈》2024年第7期内容

在我国，男性占据村庄治理的主导地位，是人们的普遍印象。但在最近一次全国村两委集中换届过程中，村班子中女性成员比例大幅上升，数据与基层反映实际吻合。从公开信息来看，在全国多地农村地区，女村干部普遍呈增加趋势，一些地区女村干部占比已经超过50%。

走出家门，参与乡村治理

2023年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引发关注。报告指出，女性参与村级决策和管理比例上升，“女性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各地“引导妇女积极有序参与基层民主管理和协商，注重培养和选拔基层女干部”。

2022年，全国49.1万个村班子顺利完成集中换届。换届结果显示，妇女成员占比上升，在村班子中占28.1%，较上届提高7.1个百分点，每个村班子至少有1名妇女成员。

从一些地方数据来看，这一比例还要更高。在重庆，村委会中女性占比达到32.9%，安徽占36.7%。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魏程琳告诉半月谈记者，根据其调研发现，在皖南、上海等地区，女村干部比例已经普遍达到50%左右，而且在女村干部群体中，多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女青年。

什么触发女性群体更加积极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治理？魏程琳认为，这与改革开放以来妇女地位不断提升的社会文化因素相关。更为直接的因素是，不少村两委通过吸纳女青年，促进了村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知识化。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年龄在35岁以下”，近年各地招录基层干部时，普遍设置了这样的硬性门槛。一名乡镇党委书记分析，在这样的硬性规定下，男性更偏向于外出务工以获得更多的收入，而留守在基层农村的女性则更愿意参与“社会保障稳定”“能够兼顾家庭”的工作。

除此之外，各地妇联等组织的推动也尤为重要。在全国村两委集中换届期间，陕西汉中扩大宣传力度，让广大妇女“人人知换届、人人知权利”，并对200多名参选参政妇女骨干开展专题培训；在湖南娄底，则通过评选先进，讲述女支书履职故事，鼓励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走出家门，参与到乡村治理中。

新中国成立以后，“配额制”“专职专选”等制度提高了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但在相当长时间内，“至少一名女性”的配额规定，在一些地方就成了“有一个女性就好”。魏程琳认为，如今村级治理中，女性参与从“一个”到“一半”的趋势变化，还有着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深层动因。

村委会越来越像居委会了？

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村委会中女性比例不断上升的同时，居委会中女性比例一直稳定在50%左右，居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也稳定在40%以上。魏程琳分析称，村委会居委会女性成员比例差距不断缩小，这一现象与新型城镇化、城乡治理一体化进程密不可分。

“在村委会干活，越来越向城市里的居委会看齐了。”湖南省岳阳县新墙镇一名女驻村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如今，发端于城市的网格化治理模式、市民热线模式都在向农村延伸。“乡村治理更强调规范化、服务化、技术化，组织架构也开始模仿城镇社区。”

取消农业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在与基层农村地区密切相关的政策转型背后，县乡两级政府也开始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基层干部举例说，过去一些农村申领低保、享受优惠政策等存在较大的“人情空间”，存在“要办事，先喝酒”的风气。如今乡村工作场域“窗口化”、内容“档案化”、角色“专职化”，渐趋规范的流程制度为女青年、挂职干部等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更多空间。

“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下，对于农民群体来说，农村正在从以农业为核心的生产空间，转向以公共服务为重的生活空间。”魏程琳分析认为，现代化转型需要相应的制度成本，其中一个显著表现是对村干部的知识水平、时间精力投入提出更高要求。

在这样的治理需求下，村干部开始走向坐班化。“这对一些男性群体产生排斥效应，过去他们可以兼顾村务和农业生产或其他经营活动，但现在已很难再有‘兼职’空间。”魏程琳认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时期，既往阻碍女性当村干部的家庭、性别因素已经转化为她们的优势和资源。

为女村干部提供更多组织支持

城镇化程度越高，女性参与乡村治理的程度是否就会越高？魏程琳认为并不一定。他调研发现，在浙江、华南的部分地区，一些村集体与其他相关方存在复杂的利益诉求、分配问题，导致仍然少见女性参与村级治理。

与此同时，在女青年占比较高的地方，也有干部反映，当农村面对森林防火、一线执法、环评检测等危险性高、体力要求高的工作时，的确存在男性人手不足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