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多年前的第一次东亚大战，中日朝三国走上不同的路|万历帝|东亚大战|中日朝三国|张居正|明朝

在《龙头蛇尾——明代中国与第一次东亚大战: 1592—1598》一书中，石康这样写道：

“鉴于明军在16世纪50年代中期早已军威不振，自1570年到1610年的中兴堪称了不起的成就。这数十年当中，除了镇压了一系列国内叛乱，明朝还击败了全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武力之一：日军。在这些军事行动中，万历帝在政略及战略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的贡献在于拔擢有才能的武官出任要职，又在猜忌的敌对文官捃拾琐事发动弹劾时保护这些武官。万历帝还多次将尚方剑赐给前线将帅，授予他们便宜行事的全权。万历帝这些举措，遵循了古来军事思想家倡导的守则，其中之一便是：将在军，不从中制。史家一度将万历帝刻画成畏葸、贪婪和任性的标准形象，其实恰恰相反，万历帝起初就对用兵朝鲜表现出积极态度，也是他亲自决策调遣军队和粮饷。一反贪财自私的名声，万历帝屡次下令拨出内帑，为战场上的明军提供额外的奖赏和补给，这是他统治初期就确立的作风。此外，万历帝还批准武官出任此前仅由文官出任的高官，为此往往要压制朝堂上某些权臣的抗议。”

这段叙述会颠覆许多人对历史的印象，毕竟在《明史》中，有“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的说法。万历皇帝在史书上的形象，一直贪婪、吝啬和任性，而且不理政事。在他执政期间，从“三大征”到“三大案”，史学者往往认为他在内外层面都让明朝元气大伤，但历史确实有复杂的一面。在石康看来，年轻时代的万历皇帝“采取积极和颇见成效的边疆政策，延续了明朝的军事中兴”。

石康继而分析：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比起草原上的游牧民，内地的汉人王朝不太尚武，对外偏好采取守势，奉行孤立主义。这些王朝的疆域通常比不上‘征服王朝’，即便现代历史学家，直到不久前也大多轻视其武力。例如，明代的武力，就被广泛指责为帝制中国历史上最弱的之一……明朝的军事制度显然不无弊端，但这一类看法掩盖了如下事实：在明朝存续的大部分时间里，军事制度是王朝统治中一个充满活力、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超过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这个制度有效保证了世界上人口最庞大的帝国的总体和平与稳定。明朝官员竭力应对种种令人困惑的军事挑战，同时不懈地追求军事实力的改善。”

16世纪末，经过张居正的改革，明朝一扫颓势，年轻的万历皇帝采取积极和颇见成效的边疆政策，延续了明朝的军事中兴。但与此同时，明廷党争也愈演愈烈。努尔哈赤征服女真各部，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宣祖李昖治下的朝鲜饱受党争之扰，军备废弛。出身卑微的枭雄丰臣秀吉平定各方势力，渐次统一日本列岛，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和朝鲜，妄图颠覆明朝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

关于东亚朝贡体系，书中这样解释：

“朝鲜还模仿明朝，同其他邻国建立了朝贡关系，由此使得‘中国、日本、女真和琉球的精英相对于朝鲜国王处于一种尊卑或平等的关系中’。因此，肯尼斯·罗宾逊认为，“存在多种不同模式来组织和控制海陆交往，存在多个外交中心、多种外交等级和多种统治观念，始终将天子、国王和幕府将军置于世界秩序的中央。’尽管如此，中国的朝贡体系居于最高层次并为其他亚洲国家承认，这说明了为什么丰臣秀吉并不满足于在较低层次上巩固日本的地位，而是谋求取代明朝，建立日本支配的新体系。”

1592年春，丰臣秀吉集结大军，下令渡海作战，兵锋直指朝鲜。当年5月，日军登陆釜山，一路势如破竹，朝鲜只能紧急向明廷求援，一场持续六年、投入数十万将士的东亚大战由此拉开序幕。书中描述了一系列围城战、野战和海战，包括忠州之战、玉浦海战、闲山岛海战、平壤大捷、碧蹄馆之战、晋州城攻防战、南原之战、稷山之战、鸣梁海战、蔚山倭城攻防战、露梁海战等。

战事初期，日军在中朝联军压力下南退，双方进入相持，并展开议和。1597年，由于分歧过大，和谈破裂，日本再度出兵，明军展开有力反击，并在露梁海战中联合朝鲜水师取得决定性胜利，加之丰臣秀吉病死，日军最终从朝鲜撤退。

三国对这场战争的称谓各自不同，中国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朝鲜称为“壬辰倭乱”，日本则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

万历的三大征，分别是1592年宁夏哱拜叛乱，1587年至1600年的西南播州苗人土司杨应龙之乱，再就是朝鲜抗倭之战。

书中写道：

“自1368年到1643年，明朝进行了约275次规模不等的战争，这还不包括晚明抵抗满人的各次战争。江忆恩也认为，明朝实际上是一个领有侵略性的军事强权，而明朝的作风符合‘武经七书’的传统思想——‘比起静态防御和绥靖政策，更偏好攻势战略’。这种作风要求军事技术持续进步，尤其是火器。明朝在15世纪初便创建了神机营，并在16和17世纪及时地引进了外国的先进火器。明军进攻和防守，机动作战与静态作战，皆用火炮。明人也使用各种火枪，只是颇为有限，有些火枪是国产的，有些仿造自外国型号，例如荷兰设计的‘红夷大炮’。明军或许曾用小型火器装备骑兵，因大抵无效，故数量很少。明朝也用火器广泛装备水军，在与侵朝日军作战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范中义认为，广泛装备火器，或许是明朝军事成就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朝着更现代化的战争方式的进步。”

石康总结道：

“在萨尔浒之战前，有整整50年时间，明朝与蒙古相安无事，数次插手缅甸的边境争端。在东北和西北，明朝在女真和蒙古地区发起袭扰和精准打击，镇压了西北要塞宁夏的一次大规模兵变，两度调遣数万军队将日军逐出朝鲜，在西南方向调遣二十多万大军平定了播州土司的叛乱，还对形形色色的盗匪和土著发动了多次小规模作战。自始至终，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明朝仍是东亚的霸主。”

书中认为，“明军对后勤的重视，明朝和朝鲜官僚机构计算运输时间和损耗的精明程度，令人咋舌。”战事初起时，明军已从南北各地调集4万士兵、2万匹战马，筹集两个月粮草，并携带2000余门大小火炮。在冬季的朝鲜能够迅速调集如此大量的粮草、武器和装备，证明明朝的组织动员能力仍然相当出色。

在石康看来，万历继承了张居正的政治遗产，包括充盈的财政储备和对军事的重视。战争确实暴露了明朝的许多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整个官僚系统和军事系统仍然运转流畅。

这场战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几百年间的中日朝关系，可惜当时的中国并没有正视日本的野心。书中写道：

“明朝、朝鲜和日本三国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多层次。三方都存有恐惧和不信任的因素，也有对贸易交通的真切愿望。此外，朝鲜和日本的文人都濡染中国经典，两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也大量吸收了中国元素。日本人认为，无论朝鲜和中国的武力如何不振，毕竟是文化和财富汇聚之地。例如，佛教最初从印度传入中国，又经由朝鲜传入日本，僧侣常常充当三大交战国之间的关键调解人。 17虽然16世纪末日本的政治体制同明朝大相径庭，人们仍然相信，天皇制度最初起源于中国；丰臣秀吉也承认，要成为亚洲的霸主，首先必须征服中国，夺取天命。不过，朝鲜和明朝并未察觉日本的新统治者带来的急切危险，在与日本打交道时仍然保持冷淡。”

即使在战争之后，明朝对日本的态度仍然没有太大变化，石康对此颇为遗憾，认为明朝乃至清朝原本有机会遏制日本的野心。

至于万历皇帝，也得到了石康的惋惜。正如书中所言：

“万历帝的资质，本可使他成为更称职的君主，这一点不免让人讶异。他绝非生性愚钝，但对批评十分敏感，缺乏历代先皇铁腕镇压桀骜官员的意志力。相反，万历帝采取了以守为攻的策略，但这不足以解决他统治期间面临的困难，尽管他取得了一些具体的军事成就。万历帝似乎疲于同朝中文官在几乎一切政事和礼仪上争执不休，他只好躲入深宫，消极怠政。”

明朝的悲剧，也因此无可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