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西康军区副政委鲁瑞林，奉命率军进入大凉山剿灭国民党残余势力以及为祸一方的土匪，并组成民族工作队在当地展开土改工作。
当鲁瑞林带领部队到达嘎基彝族部落时，当地的一个汉人奴隶找到了民族工作队。
这位汉人奴隶左眼失明清瘦苍老，常年在主人家的牛马棚里吃睡，当他得知民族工作队就是当年的红军时十分激动，主动带着工作队上山剿匪。
在慢慢地接触中工作队了解到，原来这位汉人奴隶曾在红军强渡大渡河时，为红军撑过船。
工作队的一名随行记者将这件事情写成了新闻稿，还上报给了军区，鲁瑞林看到这篇新闻稿时，才发现原来这位汉人奴隶就是红军一直在苦寻的老船工帅仕高。
撑起红军强渡大渡河第一杆
1934年10月，红军第5次反“围剿”作战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追击，被迫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突破了敌军四道防线，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并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中心的领导层。
在红军的新任领导层的带领下，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并沿会西大道继续向北转移，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
蒋介石立即命令其麾下的第2路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追击，命令川军第23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沿大渡河左岸驻守，防止我军渡过大渡河。
同时蒋介石还命令川军第20、第21军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企图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将中央红军包围在大渡河以南地区，还放出狂言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1935年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的第1师第1团已经赶到了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镇。
红军到达安顺场之前，国民党川军守军刘文辉早已下令：将安顺场镇的所有房屋、船只全部烧毁，以防止“赤匪”抢船渡河。
然而安顺场镇的守军营长赖执中，在执行命令时却打了折扣，安顺场镇上安顺场街的一大片房屋都是归赖执中所有的，所以赖志忠并未烧毁房屋，只是烧毁了渡河用的船只。
而且赖执中为了能够渡河去和自己的小妾相会，还悄悄地留下了一条翘首船，红军击溃了安顺场镇的守军后，便缴获了这只翘首船。
红军渡河时，需要一个有经验且年轻力壮的船工，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红军找到了“船老大”帅仕高。
帅仕高，出生于1911年的四川石棉县安顺乡，自幼跟随父亲学习撑船，练就了一身与湍急的河水搏击的绝技，当红军来到安顺场时，仅24岁的帅仕高已经成为了当地最有名的“船老大”。
红军一开始找到帅仕高时，从未见过红军的帅仕高并不相信红军，战士们非常迫切请求帅仕高帮忙，并讲明了红军的政策。
帅仕高了解到红军与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后，便同意帮忙并盛情邀请红军战士先在他家住下，第二天凌晨他再去叫平常一起撑船的人一同前去帮助红军渡河。
5月25日拂晓，帅仕高便叫起了平日里一起撑船挣钱的朋友张子云、王友刚和郑本立，4人共同前去帮助红军渡过大渡河。
5月份的大渡河正值汛期，原本宽度只有300米的河面，汛期时已经达到了将近500米，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五月安顺不渡河”的说法。
但是技术高超的帅仕高并没有因此而退缩，面对反动派军队的疯狂扫射，帅仕高和3名好友以及著名的大渡河十七勇士登上了那只翘首船，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开始渡河。
此时敌人已经在大渡河北岸修建了防御工事和碉堡，面对红军的进攻，他们根本没有当回事，只是不断地向水面上的一叶扁舟进行疯狂扫射。
承载着渡河十七勇士以及帅仕高的翘首船，在水流湍急的大渡河面上辗转腾挪，躲开了许多河对岸敌军的炮弹和子弹，逐渐逼近了大渡河北岸的渡口。
这时反动派的守军着了忙，更加疯狂地向这艘船进行扫射，船即将靠岸的时候，船却被湍急的水流冲向了一块礁石，船上的战士们已经做好了跳船强攻的准备。
就在这时，帅仕高跳下了船，在水流中用背将船顶到了岸边，战士们随即跳上岸，抢占了渡口上的工事，准备掩护下一批渡河的红军战士。
红军占领渡口后，帅仕高凭借着自己在当地船工中的威望，召集了七十多名船工，夜以继日地运送着红军战士们，船工们三班轮替，用了七天才将所有的红军都运送过岸。
红军全部渡过渡口之后，对帅仕高为首的热心船工们进行了感谢，因为害怕国民党反动派的报复，红军战士们便邀请他们加入红军，但帅仕高等人都世代在安顺场以撑船为生并不想离开，便拒绝了红军战士们的邀请。
帅仕高作为帮助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功臣，被红军战士们拉到了渡河地点上游20多里的泸定县，准备给帅仕高要一些补助。
当红军指战员知道帅仕高就是带着渡河17勇士，率先抢渡大渡河的功臣之后，便给了帅仕高8块大洋作为酬谢。
当时的帅仕高并不知道，给他8块大洋作为酬谢的红军指战员，就是后来在1955年新中国授衔仪式上被授予开国元帅军衔的彭德怀，彭德怀元帅后来还曾特意去看望他。
反动派报复船工帅仕高远走他乡沦为奴隶
当蒋介石知道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成功后十分恼怒，给予了负责大渡河防务的川军24军军长刘文辉严厉的处罚，并严令刘文辉追查帮助红军渡河的船工。
率先被追责的是负责安顺场守务的营长赖执中，赖执中拿了很多钱来贿赂处理此事的反动派上层才得以活命，而因此被撤职的赖执中对这些船工十分痛恨，便决定报复这些船工。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帅仕高的朋友便连忙跑到帅仕高撑船挣钱的渡口找到了帅仕高，并对他说：“帅老幺赶紧跑嘞，白狗子要杀你哩。”
得到消息的帅仕高立马丢下船，跑回家取上红军给他的8块大洋往大凉山中跑去。
帅仕高原本以为自己离开后自己的家人就安全了，却没有想到反动派军阀为了向他们的上级交差，将他的父亲抓进了监狱，并按上了“通匪”的罪名，最终在监狱中因反动派政府的严刑拷打离世。
帅仕高的母亲因为日夜盼望儿子回家，最终也因此得病遗憾离世，他的姐姐和哥哥也被安上了“通匪”的罪名，在惶恐中度日。
帅仕高离开家乡后一直在外漂泊，给人打过短工、淘过金，但因为工头的剥削和迫害，什么钱也没挣到。
走投无路的帅仕高在大凉山的冕宁县卖身为奴，成为了噶基彝族一个大地主的奴隶，专门给这个地主放牧养马。
奴隶的生活是非常悲惨的，帅仕高在地主家的日子里，马棚就是自己的住处，吃睡都在马棚里的破草堆上，穿着破烂的蓑衣，蓬头垢面，日夜与牛马为伴。
因为大凉山里的湿气太重，帅仕高又不习惯此地的水土环境，且马棚里根本没有可以阻挡湿气的东西，最终不幸被湿气熏瞎了一只眼睛。
但是奴隶主对此并不在意，只要帅仕高还活着就能继续干活，更不舍得出钱给帅仕高医治。
就这样帅仕高度过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十几年，直到1952年，解放军派出剿匪工作队和民族工作队进入大凉山剿匪，帅仕高才迎来了希望和光明。
大凉山剿匪解放军寻得当年渡河中帮忙的老船工
渡江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一败再败，从长江以南不断退却至西南、东南地区，蒋介石更是带领着一大批亲信骨干败退台湾，但蒋介石的野心并没有就此消失，仍然妄图反攻大陆。
蒋介石为了在道路上留下自己的“军队”，在全国各地匪患云集的地方都派出了自己的“特派员”，对盘踞在各处的土匪进行收编，企图让这些土匪为祸一方，给我党的治理造成混乱和困难。
而拥有着群山峻岭，且原本就有大批匪患盘踞于此的西南地区，就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特派员“工作”的重点地区。
这些地方在解放后还有大量效忠国民党的土匪，他们残忍地杀害一直在农村进行工作的土改工作组的成员，对我党的土改工作和其他工作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为了维护地方群众生产安全的稳定，同时也为了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中央便决定派出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展开剿匪活动，彻底肃清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残余部队。
1950年2月，我党中央委员局西南局，在中央的指示下召开会议决定将剿匪作为全区工作的中心任务，确定了“首先剿清盘踞在富庶地区和交通要道上的土匪，其次剿灭盘踞在偏远地区的土匪，最后集中力量剿灭盘踞在群山之中的土匪”的策略。
按照剿匪策略，西南各军区迅速展开剿匪工作，西康军区在剿匪工作中的进展也十分顺利，直至1952年，盘踞在附属地区和交通要道上以及偏远地区的土匪都已经被彻底剿清。
1952年夏，西康军区派出剿匪工作组和民族工作队开入大凉山，展开大凉山剿匪工作，由于大凉山内的少数民族较多，西康军区对此尤为重视，更是派出了西康军区副政委鲁瑞林亲自带队展开剿匪工作。
民族工作队在进入大凉山冕宁县附近的一个嘎基彝族部族后，立即展开了剿匪工作和民族工作。
民族工作队在进行工作时，发现了当地一家大地主已经跟随国民党残余势力逃入深山沦为土匪，家中只留下了一众老弱病残的奴隶，其中有一个奴隶只有40来岁，而且他的一只左眼也瞎掉了。
这名奴隶因为瞎了一只眼睛且十分清瘦，所以才没被地主裹挟去当土匪，同时这名奴隶对工作队的工作十分配合，所以工作队的队员们也对他十分照顾。
当这名奴隶得知民族工作队就是曾经的红军时，不但积极配合民族工作队展开民族工作，还协助剿匪工作队对大凉山内各处土匪展开剿匪工作。
而这名奴隶正是已经远离家乡十几年的帅仕高，在与剿匪工作队的队员一同工作时，许多的队员都曾问帅仕高为什么愿意帮助他们工作，帅仕高回答道：“红军是为人民打天下的队伍，当年我就曾在大渡河畔帮助红军渡河，现在红军打回来了，我当然愿意帮助你们工作了。”
解放军的战士们都知道红军在长征时强渡大渡河的事迹，但其中详细的过程他们并不清楚，便请帅仕高为他们讲解红军强渡大渡河时的情况。
随民族工作队和剿匪工作队一同进入大凉山，并对剿匪工作进行实时报道的一名记者，便将帅仕高的事迹写成了新闻稿，并准备在西康军区发表，于是这篇新闻稿就上报到了带队展开剿匪和民族工作的西康军区副政委鲁瑞林的手中。
鲁瑞林看完这篇新闻稿后，感觉帅仕高这个名字十分耳熟，好像在哪里听过，经过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提醒，鲁瑞林才想起来帅仕高就是西南全境解放之后，彭德怀和刘伯承一直点名在找的那名老船工。
早在1950年大西南全境获得解放之后，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就曾下令寻找当年帮助红军渡河的那批老船工，希望再次感谢他们当年帮助红军的英勇行为，然后却一直了无音讯。
刘伯承在与来访彝族同胞的交谈中发现，帅仕高等当年帮助红军渡河的老船工，果真遭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报复，许多船工都在得到消息后远走他乡，至今仍未回家。
刘伯承便立即命令西康省主席兼62军政委廖志高组织专人赶往安顺场开展寻访、救助工作，却发现当年护送红军强渡大渡河的70名船工，至今流落他乡的仍有20多个人。
很多船工在离开家乡后以打短工、淘金、赶马为生，还有一些人因为走投无路误入了黑彝区，成了黑彝奴隶主的奴隶（一些彝族部落，因仍处于深山且不愿与外界交流，所以便封闭族寨，直至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些不愿与外界交流的彝族同胞便被称为黑彝）。
于是刘伯承立即命令，西康省主席廖志高组织工作组对这些流浪他乡的老船工们进行救助，帮助他们重返家乡。
在工作组的救助下流浪外地的20多名老船工，陆续回到了安顺场，并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但唯一毫无音讯的就是当时船工们的领头者帅仕高。
1952年春天，刘伯承赴京开会时遇到了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的彭德怀，便把上述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对于这位撑起红军强渡大渡河第一杆的功臣十分关心，两人在进行商议之后，决定指示西南军区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帅仕高。
接到两位领导人指示的西康军区负责人，迅速组织了工作组进入彝区寻找帅仕高，但并没有找到毫无音讯的帅仕高。
直到西康军区副政委鲁瑞林，亲自带领民族工作队和剿匪工作队进入冕宁县大凉山剿匪平叛时，才发现了这位老船工。
鲁瑞林立即派人将帅仕高接到雅安市，又几经辗转送回了石棉县安顺场，由负责安置这些帮助红军渡河老船工们的工作组，负责安置帅仕高。
帅仕高回到阔别17年的家乡之后，流下了激动地泪水，在工作组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帅仕高分到了三间房屋以及其他生活用品，并娶妻生子安定了下来。
杨得志、杨成武上将、彭德怀元帅亲自看望渡河功臣
1955年，中央举办了强渡大渡河20周年纪念活动，帅仕高被军区派人直接接进北京参加了这次活动，当时率先到达安顺场的红军先遣团的团长杨得志更是当面向帅仕高道谢。
参加过强渡大渡河任务的孙继先将军，更是向老船工进行了感谢，他当时接到任务时，认为执行强渡任务的战士们并定会有所牺牲，却没想到帅仕高利用高超的技术，将17名勇士（此处应是18勇士，在"特殊时期"因特殊原因，参加任务的指挥员孙继先，并未算在勇士之列）全部送到了大渡河北岸。
1965年9月，彭德怀被派往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的第3副总指挥。
彭德怀来到四川后，按照工作进程前往石棉县的某大型石棉矿场检查工作，得知当年的“船老大”仍然健在，便希望前往安顺场看望帅仕高。
因为专案组的某些工作人员别有用心，便坚持称日程上没有安排不同意彭德怀前去安顺场看望帅仕高，但此时该矿场的一名领导提出帅仕高正好在四川石棉矿医院治疗眼疾，可以就近去看望他。
彭德怀元帅得到这则消息后十分高兴的说：“太好了，去不成安顺场，能见到帅仕高也可以了却我的心愿，那我们就去医院看望他吧。”
面对彭德怀元帅如此合理的要求，专案组的那名工作人员也没了办法，只能跟随彭德怀来到了四川石棉矿医院的病房看望帅仕高。
彭德怀元帅来到帅仕高所在的病房后，极为高兴的握着帅仕高的手，并说道：“我们是老朋友了，早就想到安顺场去看你，当年是你一老一少两个船工划一只船嘛。”
帅仕高这些年来受到了很多政府的照顾，也和许多的“瓜娃子”讲过红军强渡大渡河时的事迹，但能够记得这么清楚的明显是亲历过强渡大渡河的红军，帅仕高反应了许久才想起来，这就是当时曾给他8块大洋作为酬劳的红军指挥员，他们还在庆祝红军强渡大渡河胜利纪念活动上见过。
帅仕高立即便向彭德怀元帅说道：“彭元帅呀，当年在大渡河边的泸定桥头，你还给了我8块大洋呢，1955年你还专门派人接我去北京参加强渡大渡河20周年纪念活动呢，您现在还好吧？”
两位红军的功臣虽未见过几面，但却像是一对老朋友一样聊了许久，彭德怀元帅离开医院时，还专门送给帅仕高30块钱和3包大前门香烟。
当天夜里帅仕高打听到了彭德怀元帅住在矿招待所中，并在医院请了假摸进了招待所，又从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口中套到了彭德怀的住处，两人长谈了一夜。
第二天彭德怀离开前特意嘱咐医院的医生一定要想办法将帅仕高的眼病治好，并说道：“安顺场的船工们为革命立了大功，我们应当永远记住他们。”
“特殊时期"过去后，开国上将杨得志和杨成武又特意来到安顺场看望帅仕高，当帅士高得知彭老总已经逝世的消息后非常的悲痛。
1995年帅仕高因病在医院逝世，享年84岁。
2007年，帅仕高被评为“全国十大爱国拥军新闻人物”，还获得了“爱国拥军新闻人物特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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