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对闽赣苏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围剿，因为省军区司令员宋清泉和敌人硬耗，闽赣苏区的武装力量损失惨重。
1935年5月，闽赣省军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紧接着闽赣省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钟循仁、闽赣省苏维埃主席杨道明二人离奇失踪。
直到1988年，即钟循仁、杨道明失踪53年后，福建省永泰县暗亭寺的一位高僧，才向外吐露了钟循仁、杨道明两位红军高级将领的去向之谜。
杨道明和钟循仁
杨道明是江西兴国县人，在家里排行老三，因为他父亲和哥哥都参加了革命的缘故，母亲怕自己这个小儿子出事，因此对他的看管极为严格。
1930年2月，21岁的杨道明趁母亲不备，悄悄地赶往荷溪圩观看红军召开的军民誓师大会。
当誓师大会开始后，杨道明仗着自己年轻气壮，挤到了誓师队伍的最前头，这次大会由毛泽东主持，毛泽东用通俗的语言生动形象地阐述了为什么要参加革命，红军是一支怎样的队伍，以及革命的最终目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让年轻的杨道明感觉热血沸腾，不停地振臂高呼，成功吸引到了毛泽东的注意，杨道明的表现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后，杨道明就正式参加了革命。
同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一次“围剿”，被农民队伍赶跑的土豪劣绅们，也开始跟在国民党军后面“返乡”，并对分到了他们家土地的农民们发起了血腥报复。
在这次报复中，杨道明的母亲被地主恶霸活活打死，父亲则被逼得投河自尽，他的大哥被残忍杀害，二哥躲到山里当了和尚，两个嫂子和怀胎十月即将分娩的妻子被玷污后卖到了外地。
一夜之间，杨道明美满的家庭支离破碎，杨道明从此更加憎恨国民党反动派，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
1934年5月，杨道明被调至闽赣省担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因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蔓延的缘故，闽赣省肃反扩大化现象十分严重。
在杨道明的治理下，虽然闽赣省“左倾现象”得到了缓解，中央苏区却因为王明“左倾”路线错误，导致第5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红军长征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对闽赣省革命根据地发起了大规模“围剿”，在这次“围剿”中，国民党出动9000余人的军队，意图彻底“消灭”这支红色力量。
在这一危急时刻，闽赣省军区司令宋清泉不顾杨道明等人反对，决定率领部队和敌人进行硬拼，省内红色力量因此损失惨重，红色根据地日益缩水。
1934年12月，敌军又出动20个师向闽赣苏区发起合围，宋清泉联合参谋长徐江汉、政治部主任任彭祜，篡夺了部队领导权，不把杨道明等省委领导同志放在眼里，甚至出现了“枪指挥党”的荒唐现象，在宋清泉等人的指挥下，红军部队连战连败。
到了12月底，连闽赣省省会宁化都给丢了，只得被迫转移，在部队转移途中，他们遇到了一个人：新任闽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钟循仁。
钟循仁1927年就参加了革命并入了党，在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的反“围剿”作战中，作为江西省兴国县高兴区区委书记的钟循仁遵奉上级指示，组织区内群众坚壁清野，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打赢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并因功升任为兴国县委书记。
在他治理兴国期间，兴国县获得了中央苏区模范县的美誉，连毛主席都说：“兴国县这个模范县就是在钟循仁手上创造出来的。”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钟循仁奉命留在苏区指挥部队打游击，1934年12月下旬，国民党对苏区根据地的“围剿扫荡”一次比一次猛烈，鉴于形势日趋恶化，留守苏区的中央分局决定将中央苏区内的第24师化整为零，“撒”出去打游击。
为了加强对各部队的领导，除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的三位最高领导，项英、陈毅以及贺昌外，其他领导干部全部被派去各地加强领导，原赣南省委书记、赣南军区政委钟循仁，则被派去福建担任闽赣省委书记。
钟循仁和杨道明等人汇合后，却发现想要开展工作十分困难，他虽然兼任着省军区政委，但是军队指挥权却被宋清泉等三人牢牢把控，因此，虽然他名义上是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但是指挥不动军队。
叛变
1935年4月，当部队抵达沙溪一带宿营时，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省委工作团及军区机关为了保存实力开始紧急转移，因为转移得太急，没有来得及通知其他部队，等到部队军区机关安全后才发现，除直属的三个营外，其他部队全部不知所踪。
经过短暂商议后，组织决定将残存的三个营改编为赣南省新编第一团，团长由军区司令员宋清泉兼任。
当部队抵达沙县尤溪镇附近时，遭到了敌人的伏击，无奈之下只得爬上紫山休整，结果部队刚爬上紫山不久，国民党保安团就已经将这座山团团围住了。
因为部队缺乏补给，又刚经过长途奔波，宋清泉、徐江汉以及彭祜等人悲观的认为革命是没有前途的，并明显地表露出了动摇迹象，甚至公然宣称：“现在大家都没吃的，供给就很困难，不如我们先向敌人诈降，解决困难后我们再反正。”
第2天晚上，一名来自仙游县保安团的便衣人员爬上了紫山，并要求见省军区负责人，宋清泉等三人在未通知钟循仁的情况下，秘密和该便衣谈了一晚上，第2天一早又派保卫局长杨良生送那名便衣下山。
杨道明目睹了这一情况后，赶紧找到彭祜问道：“你们是不是想带兵叛变？”
结果彭祜支支吾吾地表示：“只是派良生去应付一下。”
彭祜的异常行为让杨道明确信背后一定另有隐情，赶紧找到钟循仁向他通报了这一起事件，钟循仁和杨道明商议后，决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对宋、徐、彭三人予以了严肃批评，告诫他们要对革命事业有信心，只要将游击战争进行到底，就一定能赢得最终的胜利，会议最后，钟循仁命令他们率领部队向山顶转移。
当部队到达山顶后，国民党军队迅速开始攻山，虽然部队勉强将敌军打退，但是战士们也越发疲惫，钟循仁认为有必要率领战士们突围，要不然这样下去部队将会十分危险。结果当天晚上宋清泉等人就率领部队下山投敌了，留在山上的只剩下了省委工作团的三四十人。
第2天一早，钟循仁发现大部队不见后知道出了变故，赶紧找到杨道明商议转移一事，但还没商议出结果，保安团就爬上了山头对工作团发起了围攻。
在这次战斗中，有20多名省直机关干部被当场打死，10余名省直机关干部被敌军俘虏，钟循仁和杨道明等9名干部则生死不明。
馨扬法师
闽赣省委离奇失踪的事情让留守苏区的项英、陈毅等人十分着急，他们躲过敌人的围攻后迅速对各级党组织恢复联系，结果闽赣省机关一直没有回应。
项英等人不由得有了种不祥的预感，果然没过多久陈毅就收到了一份国民党刻意散播的“剿共捷报”：“敌闽赣省机关及省军区已全军覆没，敌所谓省主席，省委书记均已被击毙。”
因为战事紧急的缘故，陈毅也没有时间确认这份情报的真假，搁置了调查钟循仁和杨道明踪迹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彭祜曾混入过湖南某省级单位工作，不久后就被熟人揭发并被判处死刑，在彭祜接受审讯时，曾绘声绘色地描述过自己如何“杀害”钟循仁和杨道明的事情，因此组织上认定他们二人已经牺牲，江西兴国县还将他们认定为烈士，并将他们的名字刻在了革命烈士英名碑上。
1966年，十年动乱正式开始，一伙带着袖章的“小将”接到举报：暗音寺内的馨扬法师“来历不明”，可能是“特务”！于是兴致冲冲地跑进了暗音寺，要求馨扬法师交代他的历史问题。
馨扬法师不愿和这群兴奋过头的年轻人过多纠缠，对为首的“小将”表示要给家里人写信，家里人会证明自己的身份，“小将”答应了他的要求。
一个星期后，一名人事局的干部找到“小将”，告诉他：“馨扬法师历史没有问题，他曾经是一名革命战士。”之后再也没有人难为过馨扬法师。
又过了几天，一名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干部来到了暗音寺，见到馨扬法师后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道：“杨同志，这些年苦了你了，组织上想请你回去工作。”
原来，馨扬法师就是杨道明，他那封信是写给二哥杨真明的，杨真明当初因为国民党的迫害，被迫跑到山上当了和尚，解放后选择了还俗，并在兴国县人事局找了份工作。
杨真明接到失踪多年弟弟的信后十分惊喜，赶紧向福建永泰地方写了封信，详细介绍了自己弟弟的实际情况，并证明馨扬法师曾经的确是名革命干部，而馨扬法师就是杨道明的事情不胫而走，引起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注意，专门派人来接杨道明回江西工作。
杨道明看着来接自己的干部摇了摇头，不管对方如何劝说，就是不肯还俗，直到改革国内宗教政策得以落实，他才正式出任福建省政协委员、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等重要职位。
在这期间，杨道明从未提起过当年自己如何成功突围，以及钟循仁的踪迹。
直到1988年，面对专门找他打听钟循仁踪迹的党史办公室工作人员，杨道明才缓缓说起了53年前宋清泉叛变后的故事。
悲歌
1935年5月8日，钟循仁等9名领导干部隐藏在了丛林里面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彭祜自认为无法向反动派交代，于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报功称：“我已经亲手把钟循仁‘干掉’了，躺地上那几个人里面有一个姓杨的省主席，虽然跑了几个不重要的，但只要我们在附近严加防范，一定能逮住他们。”
待保安团撤离后，钟循仁和其他8名领导干部进行了一次简短会议，他们一致认为，虽然闽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了，但是只要人还活着就可以革命到底，留在山上是没有出路的，必须突围！
于是当天晚上他们就趁着夜色爬下了紫山，找到一位住在附近的老乡，买了一点地瓜充饥后就继续赶路，结果几人在大樟溪附近，被溪边的一座敌军碉堡所发现，吴朝青、刘尊两位同志因为腿部中弹在附近老百姓家里隐蔽了下来，钟循仁率领剩下的6名领导干部继续突围。
当钟循仁率领干部们走到小白杜一带时，这支小分队内部出现了分歧，除钟循仁和杨道明外的5名同志想回老家赣东北躲一躲，而钟循仁和杨道明因为在老家兴国县是“名人”的缘故，担心一旦返回兴国老家会被反动派所察觉，因此不愿回江西。
经过短暂商议后，钟循仁和杨道明决定让其他五名同志离开，他们二人则继续向前走。
辞别了5名战友后，钟循仁和杨道明分别化名为“黄家法”、“谢长生”，继续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去，因为他们不会福建地区的方言，无法通过群众和组织取得联系，又无法回兴国老家，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两人心里不由产生了悲观的情绪。
二人到达秋垄后，发现附近有一座名为“九座寺”的寺庙，钟循仁想到杨道明肺不好，于是提议先在寺里暂住一会儿，等有组织消息后再做打算，杨道明也没有别的主意，点头同意了钟循仁的意见，于是二人走上前去，敲了敲庙门。
开门的是一位法号“妙智”的法师，待两人说明身份来意后，妙智法师颇感为难，虽然他有心收留他们，但因九座寺往来人员太多，他怕两人身份会暴露，因此委婉的劝他们另寻他处。
杨道明知道妙智法师心意已决，说道：“请法师指条明路。”
妙智法师想了想说道：“永泰与尤溪交界有一座暗亭寺，寺里的品香法师应该会收留你们。”
拜别了妙智法师后，钟循仁和杨道明踏上了前往暗亭寺的道路，当他们赶到暗亭寺时，杨道明惊喜地发现品香法师竟然是位“老熟人”。
原来，杨道明曾经担任中央政府内务部副部长，有一次毛主席请了一位法师前往苏维埃政府做客，那位法师对建设苏维埃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毛主席因此将他称为“革命和尚”，钟循仁对此印象深刻。
不过，因为过了数年，最近又发生了诸多变故，因此杨道明听妙智法师提及“品香法师”时，没有将他和那位革命和尚联系在一起。
就这样，钟循仁和杨道明正式在暗亭寺落发为僧，钟循仁法号妙圆，杨道明法号馨扬。
虽已遁入空门，钟循仁和杨道明却一直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向往。
1943年，地下党员饶云山、郭伦沂曾在暗亭寺下榻，他们的言行举止让杨道明认识到他们可能是共产党员，于是有心和他们攀谈，结果饶云山和郭伦沂因为有急事，匆匆告辞离去，杨道明心里不得不深感遗憾。
1945年6月，因为永泰游击队击毙了一名保安队分队长的缘故，县警察局开始疯了一样搜捕共产党员，一名反动警察怀疑杨道明参加过红军，就将他抓到了监狱里。
钟循仁为了避免暴露离开了暗亭寺，直到1949年7月才回来，当他回到寺庙后惊喜地发现杨道明已在三年前被无罪释放了，两位老友再次见面后十分欣喜，聊了很久。
新中国成立后，心潮澎湃的杨道明有心给毛主席等领导写信阐述自己的经历，当他问钟循仁的意见时，钟循仁对此却看得很淡，因为他在解放前就已经从报纸上知道自己“被反动派枪杀”了，他觉得这样也好，毕竟自己当初辜负了组织的信任，也没有面目去见中央和乡亲了，因此他已经下定决心要青灯古佛为伴，了此残生。
杨道明觉得钟循仁说得很对，同样断了对外公布自己真实身份的念头，从此以后钟循仁和杨道明带着寺内的和尚、尼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开辟了寺庙附近的荒地，并播种了粮食，改变了过去寺庙全靠信男信女捐钱维持生计的现状，粮食丰收后，甚至每年都开始向国家交付500余斤余粮，寺庙也因此受到福建省佛教会的多次表扬。
1980年9月26日，钟循仁生了一场重病，他握着杨道明的手说道：“至今为止，我的真实姓名除了你之外，谁也不知道，我死了之后你一定要照旧保密，千万别写信告诉我家里人，更不要向上级反映此事。”
1981年4月29日酉时，妙圆法师钟循仁在暗亭寺圆寂，骨灰安放在寺庙西居塔内。
叙述完自己和钟循仁的经历后，杨道明感叹道：“钟循仁已经走了快10年了，我也快80了，快要死了，如果继续保密钟循仁生平真相的话，等我死了这件事情就会成为党史上的一个悬案，对我们党不利，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将这件事情报告给组织，将这件事情说出来，也算了却了一桩心事。”
1999年5月14日，一生坎坷、爱国爱教的馨扬法师杨道明，在永泰县能仁寺圆寂。
从我党高级干部，到寺庙里的高僧大德，钟循仁和杨道明两位高僧的经历可以说充满了传奇色彩，虽然二人已不是党员，但是他们爱国爱党的信念一直没有改变，即便已经出家为僧，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僧人的崇高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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