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选举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并确定了毛主席在我党我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其实多源于一个人的努力，此人就是时任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出的关键一票，让许多人都很诧异，因为王稼祥的身份太特殊了。
1933年，博古来到中央苏区，随后成为了苏区的主要领导人，毛主席的政治生涯由此进入到低谷时期，博古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权力，多是因为他与王明的关系较好。
王稼祥要比博古早两年来到苏区，他来到苏区后，历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兼中革军委副主席等职，是中央红军中鼎鼎大名的人物，而王稼祥之所以能够担此重任，也是因为他与王明关系较不错。
对于王明，王稼祥，博古等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曾在苏联留学，而在苏联留学时，他们那一批的人，被统称为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众所周知，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和毛主席相处的并不融洽，两人可谓是对立关系，如果按照这个情况说，那么，王稼祥与毛主席也应该是对立的关系，可是为什么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却成为了最支持毛主席的人呢？
这一切都要从头说起，后来，也是因为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关键一票，他获得了毛主席的信任和器重。
此后，毛主席多次对王稼祥委以重任，并于1949年时，专门询问王稼祥：“我们应该定都在哪？”
王稼祥是如何回答的呢？
1906年，王稼祥出生在安徽泾县的的一个普通家庭，少年时期，王稼祥勤奋好学，成绩优秀，先后读了私塾，小学，中学，在中学时，王稼祥接受了新思想的教育，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
19岁时，王稼祥加入了共青团，随后，党组织派他前往苏联学习，深造，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的“国外留学”，待王稼祥回国后，他受到了党组织超乎寻常的重用。
也是在苏联学习时，王稼祥先后结识了王明，博古等人，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0年，共产国际批判了我党的“立三路线”，王明趁此机会上台，同年12月，共产国际派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亲自来华，贯彻国际路线，扶植王明，由此，虽然此时党的总书记仍是向忠发，但是实际上由共产国际支持下的王明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
至此，一大批王明教条宗派的“干将”被委以重任，其中就包括博古，王稼祥两人。
王稼祥在王明的支持下，于1931年来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也是在这里，王稼祥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对于毛主席在中央苏区执行的各项政策，王稼祥最初是不了解的，但是经过调查后，他非常赞同毛主席的做法。
在中央苏区，王稼祥看到是按照毛主席的主张去办的，总是行之有效，而按照王明的指示去办的，就往往适得其反，一时间，王稼祥陷入到了深深的思考中。
从入党的时候，王稼祥就告诉自己，穷尽自己毕生之力为革命做贡献，决不做有损于革命的事，有了觉悟，王稼祥逐渐的脱离了王明“宗派”，向毛主席靠拢。
1932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举行，要求撤销毛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其专做政府工作，就在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同意时，王稼祥站了起来，公开支持毛主席做军事指挥。
王稼祥的做法可谓是晴天霹雳，所有人都感到了震惊，连毛主席都很诧异，他一直以为王稼祥是王明的人，可是这个时候王稼祥的做法，却是如此的出乎意料。
可惜的是，尽管王稼祥尽力反对，但是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情况下，毛主席还是被迫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
由此，红军此后的作战和建设都遭到了重大的损失，王稼祥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让王稼祥也感到无力的是，此时王明的左”倾错误思想已经在中央占据了上风，其中全力执行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的人，便是博古。
博古是中央的负责人，王稼祥仅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军委副主席，他想要改变这一切，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就这样，王稼祥眼睁睁地看着博古，李德瞎指挥，导致红军节节败退，最终不得不撤离苏区，进行长征。
湘江战役后，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王稼祥再也无法忍受，他找到了老战友张闻天。
王稼祥：“像博古，李德这样指挥下去，能行吗？”
张闻天：“我看不行，还是要请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有办法。”
听到这句话，王稼祥心里更坚定了一些，他等的就是这个答案，王稼祥：“只有请毛泽东出山，才能拯救红军。”
张闻天：“我看是的。”
王稼祥：“我再去联络一些人，等到了遵义，我们就把博古“轰”下来。”
随后，王稼祥找了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等人，他们纷纷表示赞成王稼祥的提议，至此，关于遵义会议的部署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在我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的召开，实际上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时的人心所向。
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发言振聋发聩，与此同时，他还提议将毛主席任命为政治局常委，负责军事指挥红军，掌控大局。
听到王稼祥的话，参加会议的众人纷纷表示同意，就这样，毛主席被确定为了我党中央的核心人物。
对于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几十年后毛主席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 ，他投了关键一票。”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与王稼祥的友谊更加深厚，此后，毛主席对王稼祥一直都很信任和器重。
1949年1月，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解放全国指日可待，关于新中国定都一事，成为了毛主席心中的一件大事，为国家定首都，兹事体大，不可怠慢，毛主席一直犹豫不决，这时，正巧王稼祥来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
在毛主席的眼里，王稼祥有着浓厚文化底蕴，还有着超乎于常人的眼光，找他来问准没错。
见到王稼祥，两人寒暄一番，随后毛主席问王稼祥：“我们很快就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哪？”
接着，毛主席又说出了西安，开封，南京，北京几个地名。
王稼祥思虑一番，提议最好将首都确定为北京，他的理由是，北京距离苏联，蒙古近，没有战争的忧虑，而且北京地理位置好，是扼守东北与关内的通道，再加上北京也是明清时期的首都，人民从心理上乐于接受等等。
听完了王稼祥的建议，毛主席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说完这句话，两人相对而笑。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成为了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开始了自己的新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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