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的一天，中南海西花厅热闹非凡，原来，周恩来的亲弟弟周恩寿携带着一家人来探望嫂子邓颖超。
周恩来与邓颖超没有孩子，但是他们将周恩来的侄子，侄女都当亲生的孩子看待，因而对于周恩寿一家的到访，邓颖超显得尤为高兴。
谈话间，周恩寿难免说到了自己在特殊时期被无辜关押的事，他觉得自己很是委屈。
邓颖超听到这些话，似乎记忆又回到了八年前，她无限感慨地对周恩寿一家人说：“今天我倒要说说我的委屈，你们做了名伯父的侄儿、侄女，名兄的弟弟、弟媳妇，没有沾光，反而处处受限制，是不是感到有点委屈？可你们知道吗？我做了名夫之妻，你们伯伯是一直压我的......”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怀着悲痛的心情，工作人员对总理的办公室进行了整理，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在周恩来办公桌的抽屉里，大家发现了一个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这是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句话：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众人再仔细一看，时间是1974年的12月底，也就是说，这份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被周恩来压在了办公室一年多的时间。
随后，这个消息被传了出来，同年，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为党中央的主席说道：“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前安排，增选邓颖超同志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待下一次全会时予以追认。”
邓颖超得知周恩来压了毛主席关于自己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指示后，心里很平静，因为这并不是第一次了。
邓颖超是河南光山人，1904年出生，15岁参加“五四运动”结识周恩来，一年后， 她前往北京师大附小任教员。
这个时期的邓颖超一心工作，积极参加各种学生运动，在法国的周恩来对邓颖超的做法非常赞赏，两人经常书信来往。
随着时间的流逝，周恩来认定邓颖超就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伴侣，因而向邓颖超示爱，邓颖超欣然同意，两人因而成为恋人关系，并于1925年8月结为夫妻。
抛去与周恩来的关系，邓颖超虽然是一位女性，但是她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并不能小觑。
大革命时期，邓颖超历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中共中央妇委书记等职，在邓颖超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她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因而将她视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是名副其实的。
土地革命时期，邓颖超历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央机关总支书记等职，这些职务在当时我党非常重要，邓颖超能够担任这些职务，也可见党中央对她的信任和器重，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邓颖超能力出众。
抗战时期，邓颖超东奔西走，一边做统战工作，一边做妇女工作，尽管事务繁忙，但是她从来没有喊苦，也没有喊累，不仅如此，她还将工作做的有声有色，并得到了宋庆龄的的认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了政府总理，为了更好的组建“内阁”，周恩来考虑了很多党内外同志及其他党派人员，但是唯独没有对邓颖超进行安排。
傅作义是国民党起义将领，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他向毛主席表示，自己不愿再继续带兵，只想做一些水利工作，因此，周恩来准备任命傅作义为国家首任水利部长。
冯玉祥是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后来两人决裂，1949年，冯玉祥受到我党邀请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不幸于海上被国民党特务暗害，我党当然不会忘记冯玉祥对革命的贡献，因此，周恩来考虑安排冯玉祥的妻子李德全担任国家首任卫生部部长。
对于这些我党的朋友以及党内外人士，周恩来作为总理，都进行了很好的安排，因而有人称赞他：“周总理真是个“周”（周到，周全）总理。”
不过，周恩来的好友张治中，却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1925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时，张治中自掏腰包在酒店办了两桌，那个时候，张治中，周恩来两人都在黄埔军校工作，关系十分要好。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他们相互认识，关系更加亲密，后来由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事变，两人因此也分离开来，尽管政治信仰不同，但是张治中却从来都没有做过对我党有害的事，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给张治中安排了很好的待遇。
张治中之所以对周恩来“组阁”一事不满，全出于对邓颖超的“打抱不平”
根据邓颖超的贡献和资历，在新中国担任一个部长职务，是完全没问题，可是周恩来就是没有安排邓颖超，这让张治中有些看不下去。
周恩来笑笑回答说：“文白兄（张治中的字），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事，您就不必操心了。”
听到这话，张治中有些无语，此事只好作罢，不过，对于周恩来没有安排邓颖超任职新中国政府一事，并非只有张治中一人看不下去。
革命烈士彭干臣的遗孀江鲜云，也为邓颖超打抱不平。
1927年南昌起义时，彭干臣是南昌公安局局长兼南昌市卫戍司令，在整个起义过程中，他都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正是因为如此，江鲜云与周恩来，邓颖超两人关系亲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革命胜利了，对于邓颖超未在政府任职，江鲜云觉得周恩来做事不公平，就提出了质问。
周恩来：“鲜云，你想一想，如果你小超大姐当了某一个部的部长，那么，她的那个部发出的指令，文件等，别人就会误认为是我的意见，叫别人不好做，我们把家庭关系与革命工作联系到一起，就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
江鲜云当然明白周恩来的话，但是她还是有些不服气，周恩来随即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在政府任职一天，你小超大姐就不能在政府任职。”
后来，周恩来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因而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1974年，尽管毛主席要给邓颖超在政府里安排职务，但依然被周恩来给压了下来。
不仅如此，周恩来为了革命工作，还要求邓颖超降低自己的工资，对于这些，邓颖超都一一同意，因为她知道，丈夫做这些事，都是为了革命事业着想，
因此，在新中国建立的前26年时间里，邓颖超虽然贡献大，但是由于周恩来的原因，她并没有在政府任职，对此，邓颖超也从没有怪罪过周恩来。
除此之外，周恩来还在国庆十周年庆典上划去了邓颖超的名字，这些事，都是邓颖超后来才知道的。
1976年以后，邓颖超相继担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全国政协主席等职，担任如此多的重要职位，无论是从资历还是贡献，邓颖超都是当之无愧的。
1984年，周恩寿一家来探望邓颖超，谈到了自己在特殊时期的委屈，邓颖超就将这些事讲了出来。
周恩寿听后心里很羞愧，同时他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哥哥周恩来的伟大。
中国有周恩来，真是国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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