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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人民币推行遇到阻碍,陈云同志果断出手,毛主席称其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1949年5月,解放军进驻上海,从政治和军事上接管城市,但在经济上却受到阻碍。人民币无法流通市场,受资本家排挤,疯狂贬值,经济命脉濒临旁落边缘。

受任于危难之时的陈云,会如何来打这场经济仗?人民币最终能够顺利推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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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上半年,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优势尽显,大陆大部分城市相继得到解放。随着解放军的进驻和接管,各地方政治工作也陆续完成交接。

然而,政治和军事上的顺利过渡,并不意味着经济上能顺利“改朝换代”。国民党反动派维护的一批大资产阶级,仍旧锲而不舍地和人民政权作斗争。

失去了政府的庇护,他们便通过金融手段破坏政治秩序,破坏无产阶级统治。

1949年4月,上海解放之前,这座城市就因为资本家对金银和外币的投机倒把行为,而出现了物价波动的情况,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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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行的经济专家们敏锐地意识到,只有从根本上杜绝投机倒把行为,遏制资本家的市场参与程度,甚至强力打压这一阶级,才能最大可能改变经济乱象,使经济环境恢复稳定。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人民币驱逐金圆券和银元,占据流通货币的主导地位,平衡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

金圆券其实不足为惧,它的经济意义,都是由旧政府赋予的。旧政府倒台之后,金圆券就失去了竞争的一席之地。

最大的问题在于银元,资本家手中掌握着大量银元,它属于硬通货,除了被赋予的货币意义之外,本身就具备经济价值,竞争相当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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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家的带头推动之下,整个上海的大宗商品交易,几乎全都是通过银元来进行。人民币当然也会出现,但只出现在人们的嘴巴里,用来标价,作为辅助,不会直接出现在交易过程中。

当商品市场由资本家把控时,普通老百姓根本无法用人民币与银元抗衡,只能规规矩矩使用银元,否则就会被排挤出市场之外。

最开始,一块银元能够兑换100元人民币。过了几天,它就能兑换1000元人民币。十倍的价值变动,反映的是人民币贬值现象。

银元地位居高不下,人民币根本无法进入流通环节。这个问题,让中央经济工作者们十分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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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无法流通,那就意味着,上海乃至更多城市,都还会保留国民政府的经济秩序。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无法从经济上完成革新,即使我党能够建立政治统治,恐怕也并不长久。

一个多月以后,陈云出手了。对于这场特殊的“银元之战”,他的意见是以政治手段为主,其中掺杂必要的经济手段。

1949年6月10日,上海军警武装强势出击,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大楼果断查封。

这里正是全上海最大的投机倒把之处,无良资本家汇集于此,将手中银元买进抛出,用银元来拨弄人民币币值,致使人民币无法建立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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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和华东警卫旅的目标,正是这群银元贩子。他们换上便装,分散进入大楼不同位置,在时机成熟后同时亮明身份,以超高的效率将所有潜在威胁全部找出,控制起来。

用了一个多月的事件,银元风波渐渐平息下去,第一场经济仗,我党算是打赢了。

只是拔除投机毒瘤,这还不够。我党还需要推动人民币进入市场,以及最终占领市场。要完成这个目标,光靠强有力的政治手段是不够的。

陈云认为,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采取综合治理手段。那么他准备怎么做呢?

1949年,人民币流通受阻,陈云出手整顿,毛主席盛赞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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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金融乱象在全国范围内属于重灾区,因为这里曾经是国民党上流社会投机倒把的大本营。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金钱与权力纠缠不清,所谓的民国四大家族,更是通过姻亲关系将社会大部分资源垄断于自己手中。

就拿宋霭龄和宋美龄这对姐妹来说,她们一个爱钱,一个爱权,各自组建家庭之后,相当于扩充了整个家族的枝节体系,将权力和资本巧妙的结合起来。

有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庇佑,宋霭龄夫妇可以肆无忌惮的侵吞国家财产,侵吞反法西斯同盟给予中国民众的斗争援助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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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有了孔祥熙的帮助和支持,蒋介石也能进一步在国民党高层站稳脚跟,利用金钱笼络人心,扩张势力。

在他们的联合统治之下,老百姓只能忍受通货膨胀带来的巨大痛苦。辛辛苦苦赚回来的钱,以前可以支撑一个家庭大半个月的开销,现在却连买包面粉都费劲。

资本大量外流,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生产生活压力,也让上海民众对经济领域的改弦更张失去信心。

解放之前,不是没有人尝试过对上海进行经济改革。但因为改革未能触及银元的根本地位,也没能遏制资本家的投机倒把行为,所以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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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陈云提出了一些推动人民币流通的有效措施,让银元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投放实物公债。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实际的生活物品为人民币币值做担保,替代过去银元的保值作用。

与他的主张对应的是,1949年六月中旬,人民银行也推出了折实储蓄的特殊方式,解决了民众的后顾之忧。

举个例子,一个普通人如果想在银行存入10元人民币,那他可以用10元人民币购买银行实物,譬如一袋大米,再进行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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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之后币值如何变动,在储蓄时间到期时,他都可以从银行中取出一袋大米,不必担心人民币购买力下降。

以实物保值代替银元保值,通过这样的方法,财务机关成功将上海民众的消费注意力扭转到实物之上。银元黑市交易量明显下降,整个市场的物价也趋于稳定。

与此同时,上海人民政府也在市场上大量抛售米面油等生活必备物品,并且严格规定,所有物资交易只能通过人民币购买的方式进行。

哪怕消费者手中拿着足够的银元,也必须先到金融机构将其兑换成人民币,才能在市场之中进行正常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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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物资的流通速度与规模,基本上由政府直接管理,这样的决策有效遏制了资本家投机行为,同时也推动了人民币的进一步渗透。

陈云还提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举措,那就是开放不同解放区之间的汇兑,引入革命老区的货币阵地,使之支撑新兴的较为脆弱的货币阵地。

北平和天津等地的银行,都接到了中央的统一指示,优先办理华东区城市的通汇及兑换业务,为人民币矩阵的搭建创造条件。

老区与新区通汇,货币往来范围扩大,会让新区接受来自老区的货币体系影响,从而进一步树立人民群众对于人民币的信心,加快人民币流通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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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曾经出现过的投机倒把行为,除了和金银等金属货币相关之外,还和外币息息相关。因此人民币的“对手”,不只银元那么简单。

陈云同样也注意到了外币的问题,他部署了相当严厉的金融制度,严厉禁止外币在中国境内流通。

上海解放之前,就有人对他提出过这个问题,放任外币流通,只会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入侵创造机会,对人民币的地位百害而无一利。

在他的领导之下,各地人民政府纷纷做出响应,取缔外商银行发行货币的权力,一切外汇业务只能在中国人民银行以及指定机构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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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一系列措施落实的过程中,黑心资本家又使出了新伎俩。他们再次掀起了怎样的风浪?

1949年,陈云解决人民币推行问题,毛主席赞其如同淮海战役般意义重大。

面对新的问题,陈云又会给出怎样的应对?

虽然我党领导的经济工作已经稳步部署开来,但投机商并不甘心就这样低头认输。

既然人民政府大量投放实物进入市场,那他们也从实物上做文章,哄抬价格,扰乱经济秩序。

他们看中了“两白一黑”,也就是大米、棉花和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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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商品直接关系着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大米是必备的粮食,棉花是供应百姓穿衣的基础性材料,煤炭则是保证工业正常运转的动力。

任何商品都有可能因为市场供需关系而惨遭淘汰,只有这两白一黑,无论何时都一定不会边缘化。

受到大量投机商恶意囤货的影响,短短一个月之内,上海的米价增长了四倍左右,纱布价格也上涨一倍,人民群众的生活又回到了朝不保夕的状态。

国民党特务对上海的乱局乐见其成,他们甚至公然放出谣言,中秋节就要回到上海吃月饼,给共产党一个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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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反动派的挑衅,我党并未放在心上。我们的重心在于控制物价,而控制物价的根本又在于平衡供需关系,在市场出现恶意囤货之时,加大商品供应量。

陈云对此做了一番分析,他认为,要解决两白一黑的供应,光靠上海一座城市是办不到的。

国家应该充分发挥行政调度职能,把全国各大城市的物资统一调动起来,优先供应市场问题最为严重的上海地区。

其他区域的城市,有米的出米,有煤的出煤,积极伸出援手。大约11月中旬,上海的供应物资便全部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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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上海物价上涨到高峰,各座城市的相关部门开始大量抛售大米、菜油和棉纱。

虽然此时商品单价已经很高,但投机商认为,只要他们联合起来,将市场商品全部垄断,就能继续抬高物价,少量多次抛售,把老百姓的钱都赚到自己口袋里。

只能说,他们的构想很美好,但共产党的计策却远比他们高明。

投机商加大购买力度,甚至不惜去借高利贷,也要疯狂囤积商品。他们一直在等,等待着相关部门商品售罄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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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个时间点,市场就会完全变成卖方市场,老百姓需要的东西都在他们手里,商品价格自然就由他们说了算。

可谁也没有想到,政府手里的商品好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国营公司的货物丝毫没有售罄的迹象,反而越来越多。

他们已经到达购买力的极限,国营公司却仍然还在继续抛售。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计划完全破产,只能灰溜溜地将囤积货物卖出。

由于此时的市场供过于求,商品价格当然会大幅度下跌,投机商只能含泪甩卖,越早脱手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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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国营公司反过来以低价将卖出的货物全部买回,又分回到借出货物的其他城市,全程不仅没有损失,反而解决了人民币危机。

投机商们亏得血本无归,高利贷也无力偿还,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话,害人终害己。

就在这时,人民政府开始向其征税,并且网开一面,告诉他们,如果拿不出人民币,也可以拿银根来充税。

就这样,政府进一步收紧银根,投机商手里没有银元,就是再不死心,也翻不出天去。

中国共产党能用经济手段稳定物价,平衡市场关系,这给私人工商业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怀疑我党的经济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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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了这接二连三的经济战,毛主席由衷赞叹,此次胜利的意义,丝毫不亚于淮海战役。

要知道,淮海战役可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取得的最具规模性和决定性的胜利。能够得到毛主席这样的评价,足以证明陈云及经济工作者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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