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为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官邸去世，结束了他注定复杂且波澜的一生。
蒋介石的一生，经历过从浮浪子弟到“新青年”的浪子回头，作为投机者又一跃成为国民党的首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件件近乎影响历史的大事件都绕不开蒋介石。
蒋介石
列宁曾经说过，历史问题一定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所以评价蒋介石，也需要将他放进当时的历史环境中。
而在蒋介石一生活动的历史中，周总理与毛主席是怎么都绕不开的点。
周总理从最初的共事者到分道扬镳，对蒋介石不可谓不了解；毛主席作为蒋介石一生最大的对手，他对蒋介石的分析自然是鞭辟入里。
而通过我党这两位领导人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可以让我们不致深陷于蒋介石的某个侧面，能够全面、客观地了解以及评价蒋介石。
毛主席和周总理
周总理与蒋介石是老相识了，半个世纪的相交里，二人曾是同僚之后又成为对手，之间不可谓不熟悉，所以周总理是基于怎样的相处，给予了蒋介石“拙劣模仿拿破仑”的评价？
周总理与蒋介石开始相交共事，是1924年黄埔军校初办时。
蒋介石曾是浮浪子弟，经由“吾日三省吾身”的亡羊补牢，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辛亥革命。
不过此时的蒋介石在革命中也不过是个小角色，能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校长，完全是因为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
至于蒋介石为什么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周总理日后曾谈及此事，并给出了两个原因。
一是“蒋介石与孙中山的亲近首先是因为陈其美的关系”。
陈其美
陈其美是始终追随孙中山的，据说孙中山在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时候，为确保行动保密，曾要求所有参加者需要在誓词上打手印，当时参会的很多人诸如汪精卫、胡汉民等都不愿意，是陈其美第一个宣誓、打手印，为孙中山打开了局面。所以陈其美是深受孙中山信任的。
而蒋介石作为陈其美的徒弟，得到了与孙中山接近的机会。
二是“蒋介石在永丰舰的事情上蒋介石投了一个机”。
周总理谈及的“永丰舰事件”发生在1922年。
蒋介石清楚地明白，他离开孙中山将会“一无是处”。所以当时在上海做生意失败的蒋介石，听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赶走孙中山时，蒋介石觉得有机可投便从上海跑到永丰舰，誓与孙中山共存亡。
孙中山
那时，陪孙中山度过难熬的40天的，是蒋介石，也正是那时候孙中山相信了蒋介石，也是一个坚定不移跟随他的“信徒”。
因为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加上蒋介石自己的极力争取，蒋介石率领代表团访问苏俄，在讨论的若干问题中，便包括苏俄帮助孙中山在国内建立军事学校，即黄埔军校。
1924年5月2日，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为黄埔军校做了很多事，开设军事课程，不仅从传统中汲取也借鉴学习军事理论，《曾胡治兵语录》《拿破仑传》等都是蒋介石极力推荐的。
与此同时，蒋介石请求张申府，推荐一些旅欧的优秀人才来黄埔军校执教。而张申府给的几十人的名单里第一个便是周恩来。
经由我党批准入职黄埔军校后，短短几个月，便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作为周总理杰出才干的认可。
周恩来
这时期，有理由判断，周总理与蒋介石作为同事合作是蛮愉快的。
广州商团事件，蒋介石缴获广州商团偷运的枪械。在孙中山曾一度打算妥协的情况下，周总理与蒋介石都摆明了绝不妥协的态度。
蒋介石与周总理也率领了黄埔军校的学生参加了战斗，并最终击溃商团取得胜利。
杨希闵、刘振寰叛乱事件。在孙中山逝世，广东革命政府因群龙无首而各自为政的时候，杨希闵、刘振寰推举唐继尧继任大元帅。
蒋介石与孙总理坚决反对，并率领东征军回广州，平定叛乱。
廖仲恺被刺杀事件、两次东征等等，周总理与蒋介石的合作都十分地紧密，且周总理在工作上也极大地帮助了蒋介石。
无外乎蒋介石止不住地赞赏周总理：黄埔军校里他最得力的助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邓演达。
北伐时期的蒋介石
不过正是在廖仲恺被刺杀事件后，涉及该案件的与胡汉民、许崇智有关的人员皆出走，蒋介石迅速地掌握了军事领导权，并于1926年3月20日发动中山舰事件。
国共两党关系迅速冷淡，周总理作为共产党员自然与蒋介石拉开了距离。
其实中山舰事件之前，周总理并非没有察觉到蒋介石的“狼子野心”，只是数次汇报无果，这才让蒋介石有机可乘，让蒋介石与右派勾结，向我党进攻，向革命示威。
也正是这一段在黄埔军校共事的日子，让周总理对蒋介石的“政治手腕”有了充足的了解。
所以在国共两党决定北伐之时，蒋介石特意宴请周恩来表示邀请周总理“一道北伐”，并说将“共事过的共产党人以知己看待”。
看透蒋介石为人的周总理自然是委婉地拒绝了。
从后北伐、“四一二政变”，蒋介石与我党彻底决裂，周总理与蒋介石自然也分道扬镳。
甚至周总理面对蒋介石越来越嚣张的气焰，周恩来冒着腥风血雨，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发动起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反抗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真正地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自此，蒋介石与周总理各在其政党，各谋其事，二人也从同事变成了对手。
“当他在革命队伍时，他还是挂革命招牌，利用人民以增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
周总理在与美国记者苏兹贝格交谈时，曾评论蒋介石，而这段话可作为蒋介石在北伐时期，以及重庆谈判时的注脚。
蒋介石挂羊头卖狗肉，利用“革命”去达成自己的野心与利益。
除此之外，周总·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的时候。
埃德加·斯诺在宋庆龄的牵头下，穿越国民党的封锁，在安塞县白家坪采访了周总理。
周总理在这次采访中便表达了他对蒋介石的评价。
蒋介石若是作为一个战术家，那么是一个拙劣的外行。
这是什么意思呢？
周总理在蒋介石共事时便发觉蒋介石推崇拿破仑，甚至拿《拿破仑传》作为反向“教材”向学员传授军事知识，所以周总理便直言蒋介石是对拿破仑拙劣的模仿。
周总理指出，如果是拿破仑，那么士兵高昂的士气和战斗精神，以及必胜的意志是他最大的依靠，而蒋介石做的可以说是非常差劲。
蒋介石拙劣地模仿拿破仑，把他的部下当成“敢死队”，而自己则是领导这支“敢死队”的英雄。所以每当蒋介石领导一个团或者一个师的时候，总会是一团糟。
不知所谓的鼓舞与洗脑，不考虑实际情况，一味地冲锋陷阵，一辈子打仗的思路竟和他早年刚加入革命的时候一样，周总理所谓“拙劣地模仿拿破仑”便是如此。
事实上早年间，蒋介石在杭州起义期间贯彻的正是这种思维。
蒋介石在杭州组织了百来人的“敢死队”，并由自己担任队长和先锋。
可以说，作为同事，周总理看透了蒋介石的为人；北伐阶段，周总理看清了蒋介石“两面派”的本质；再之后作为在军事上有过冲突、交锋的对手，周总理也摸清了蒋介石“一招鲜吃遍天”的拙劣。
甚至在“西安事变”之后，出于对国共两党合作以及抗日统一战线的考虑，周总理还总结出一套办法来与蒋介石交流，以达成驱逐侵略者的目的。
相较于周总理层层剖析的坦率，毛主席作为蒋介石最大的“敌人”，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则显得非常幽默戏谑。
毛主席
1946年，安娜·路易斯·斯塔朗到延安采访，在采访毛主席的时候，毛主席便谈到了他与蒋介石的几次见面。
毛主席与蒋介石第一次碰面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当时作为湖南代表发言，而蒋介石则只是列席会议，在国民党内只是个“小角色”。这时的二人，毛主席侃侃而谈、神采奕奕，而蒋介石则显得落寞沮丧。
二人并未交流，自然也不知道往后便会成为各自党派的领导人，并且争斗一生。
与周总理不同，毛主席与蒋介石见面都是在非常正式的场合，这种场合，像是两个国家领导人见面一样，评价大多带有政治性，所以毛主席与蒋介石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事件”可以讲述。
在各个不同的阶段，毛主席对蒋介石都有一些评价，但贯穿毛主席人生观的，当是在一次大会上毛主席称呼蒋介石为“教员”。
1956年，毛主席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说：“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
毛主席认为人需要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而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
这是毛主席的辩证法，也是幽默地评价了蒋介石，直言蒋介石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给我党以及人民树立反面的“榜样”。
蒋介石与毛泽东
“蒋介石这个人权力欲望很大，可是自己能力又不够，手底下也没有人才，所以经常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毛主席清晰地表明了蒋介石权力欲望大的性格特质，可谓精辟。
因为权力欲望很大，蒋介石永远不能对下级充分信任，蒋介石自己又是犹豫不决的性格，常常做一些“越级指挥”的事情。
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在东北接连丢城失地，无奈之下便想起来了已被闲置的卫立煌，希望借重他的军事才能和在抗日期间，立下赫赫战功的威望，挽回东北战场的颓势。
卫立煌
卫立煌的才能受到了我党以及美国驻军的赞扬，可谓是国民党为数不多的、真正能干的将领。
蒋介石将卫立煌任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将如此“重担”交付给卫立煌的同时，蒋介石又像“皇帝”一样对手下极其不信任。据说卫立煌在出发前去东北任职之前，蒋介石还亲自审查一番卫立煌的秘书，以确保卫立煌的“忠诚”。
卫立煌到东北后，压根不管蒋介石的命令，总是把主力集中在沈阳、长春附近，拒不出战。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面对解放军的进攻，卫立煌依旧按兵不动，认为锦州解围应由关内出兵解决。蒋介石于是三飞沈阳，亲临指挥，将卫立煌丢在了一边。
辽沈战役
且不论卫立煌与蒋介石在战场上的判断正确与否。蒋介石心怀着不信任，不信自己人的忠心，亦不信手下人的才能，甚至还抱怨国民党，没有像周总理这样的人才为他所用，这就显得颇有些没有自知之明了。
所以毛主席谈及蒋介石手底下没人可用，其实蒋介石当为“始作俑者”。
反观毛主席，深刻理解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的道理，对前往前线的将帅近乎百分百地信任。
比如说在淮海战役上，毛主席听从粟裕的想法，达成了以少胜多的奇迹。
也难怪，连张学良都说蒋介石“用的是奴才而不是人才，因为他手下的人都是没有人格的”。
可以说，毛主席称呼蒋介石为“教员”，正是通过蒋介石来反省自己，反省我党。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便是这个道理。
不过，在蒋介石解放战争失败跑到台湾省偏于一隅之后，美国欲挑拨大陆与台湾关系之际，毛主席对蒋介石的评价又宽容和蔼，甚至对蒋介石关怀了起来。
1965年7月，毛主席亲笔写词，让曹聚仁将其带给蒋介石，其中两句便有：“明月依然在，何时彩云归”，意在说大陆向蒋介石敞开。
1972年2月21日，毛主席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时候，也曾谈及过蒋介石，说道：“实际上，我们同他（蒋介石）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
事实上，这无疑体现出来了毛主席的胸襟，以及他看待蒋介石这个“敌人”与常人不同的方式。
毛主席用睿智的眼光判断出蒋介石实为纸老虎，做到了知己知彼；大势已成时，毛主席便想着蒋介石的“好”，知道其对故乡有一种难舍的怀念，知道蒋介石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大陆看看，甚至可以提出可以拿庐山出来给蒋介石“养老”。
这些种种无不都是在表明，毛主席对蒋介石的评价是政治性的，体现的是毛主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格局。
毛主席的评价，不仅深刻切中蒋介石的某一个侧面，而且还有更深层的目的。这个目的既简单又复杂，就是让人民拥护的共产党带领中国走向美好。
资料上记录蒋介石如“荆轲刺秦”一般怀有英雄豪气，时像曾子一般“吾日三省吾身”，对自己的错误时常也表现出很“真诚”的悔恨。
但这些往往只是表象，它们像昙花一现般短暂，然后迅速地淹没进了蒋介石的野望中。
贪念、欲望，对权力的极致渴望，对政治的极致亵渎，让蒋介石只相信自己。
一为公，一为私，这便是毛主席与蒋介石最大的差别。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