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这俩年轻人，怎么看都完全属于两个世界：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父亲是国民政府军政部中将次长，哥哥是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秘书，20岁冒头轻松迈进陆军大学的门槛，前途好大一片；另一个是普通农民的儿子，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黄埔军校，千辛万苦挤进了“体制内”，成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上尉侦查队长，一步步迈得小心翼翼，一双皮鞋穿三年都舍不得换！
没错，正是热播谍战剧《群星闪耀时》的两个年轻角色，男主角华桢和男配角魏岱擎，对手戏颇为精彩，而两个人的初次见面，还是在华次长的五十寿宴上。
当时被魏岱擎追捕的地下党员邓铭远，急中生智逃进华府，找到了自己曾经的学生华桢，并且委托这位华二公子，把一本藏有秘密的外文书，一定要按时送到上海某个地方。
侠肠义胆的华桢，毫不犹豫地承诺下来，自此卷入一场刀光剑影的谍战，而邓铭远交代完嘱托，跟着尾随进来的魏岱擎走出华府，坦然被捕。
在此之前，尽管魏岱擎是在执行任务，然而在国府大员的家门前，还是被警卫挡了驾，并且被迫交出佩枪才能入内，奇耻大辱啊！看惯了特务们横行霸道的观众，总算应该明白“嚣张也是要分地头的”。
按理说，军政部次长和侍从室大秘，皆是那个年代“通天”的人物，随便哪一位动动手指头，都可以让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尉级军官，降级撤职甚至粉身碎骨，毫无悬念。
那为什么小小的侦查队长魏岱擎，居然跟条疯狗一样，死咬着华桢不放，而且差一点就办成铁案，给华二公子戴上了“红帽子”呢？这里面其实大有讲究！
一、魏岱擎的身份其实并不简单
邓铭远受审时，曾经一语点破魏岱擎的黑历史：原名魏福来，曾就职于南昌行营调查科军事股，因1934年南昌机场失火大案，调查科遭到解散，魏福来也被降职他调上海，从少校股长撸到上尉侦查队长（不是侦察队，那是野战部队的术语）。
其实绝大部分观众，并不太了解这段历史，也没有理解编剧给出如此“人设”的良苦用心：“南昌行营调查科”为早期的情报单位之一，是与“党务调查处“（中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并列的特工机构。
调查科偏重于军事情报和谍报行动，科长是一度颇为受宠的黄埔一期邓文仪。1934年7月，南昌机场发生大火，烧了好些仓库和飞机，那个委员长将案件的侦破工作，直接交给了邓文仪的调查科。
然而这场大火背后，牵涉到许多大人物的利益，邓文仪畏手畏脚迟迟不能破案，一直觊觎调查科人马和业务的中统方面，一边干扰办案一边大造舆论，指责邓文仪收了好处不敢深入调查。
那个委员长因此甚是狼狈，重新指派特务处戴笠接手案件，这段历史笔者之前曾有文章介绍，总之最后戴笠把案子破了，而且方方面面都能交代过去，很出了些风头。
光头委座既大喜又大怒，戴笠从此权势日增，而邓文仪因办事不利而失宠，更倒霉的是，一纸手令下来，整个南昌行营调查科1700多名内外勤，包括大批技术人员，统通合并到戴笠的特务处。
于是这位戴老板的手下，瞬间从几百人增加到上千人，终于可以跟中统平起平坐了，至于邓文仪的调查科自此不复存在。也就是说，魏岱擎作为原南昌行营调查科的骨干军官，一夜之间被特务处给“收编”了。
没有靠山没有背景的魏少校，在重新安排工作期间，被降为淞沪警备司令部上尉侦查队长，饭碗算是保住了，但是面子丢大了前程渺茫了，这正是魏岱擎心中凄苦所在，出现点心理变态也算正常。
但是要注意，魏岱擎从此便是“特务处”的成员，而类似于各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侦辑队这样的单位，都被特务处所把控着，专司谍报和情报工作，直接对戴笠的南京总部负责，隶属关系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所以魏队长衔级虽不高，但是警备司令部的司令和参谋长等等，还真不能像对普通部下那般，很是有些忌惮，看过《暗算》第一部的对此当有所了解。朝深里说，哪怕魏队长捅了篓子，警备司令部也无权单方面撤换他，必须经过南京同意。
现在清楚了吧？魏岱擎这个上尉队长，可不是简单的连级军官，而是军统前身的特务分子，实际权力还是蛮大的，难怪剧中的警备司令部佟参谋长，也不好过多干涉魏队长的活动，实在是身份比较特殊。
二、魏岱擎有着小人物对“官二代”的仇视
华二公子到上海来玩，住着最好的酒店，吃着最贵的饭店，连喝杯咖啡的账单，都让警察所的陈浩队长差点闪了腰，没办法，作为民国几乎顶级的“官二代”，人家从小就是锦衣玉食不差钱。
而出身普通百姓的魏岱擎，三年换双皮鞋乐得嘴歪眼斜，还把旧皮鞋当宝贝一样送给部下，明显是穷惯了。年迈的父母从乡下来看儿子，魏岱擎竟然不敢公开相认，只怕自己的出身和过往，突然暴露在人前，哎，很现实的刻画。
金钱和地位的差距只是一方面，华桢行为举止间透出的那种优越感，足以让魏岱擎气到发狂。剧中华桢隐藏身份当起小警察时，无论是面对队长、所长、分局头头还是警备司令部的军官，所表现出来的不屑一顾，还真不是装出来的。
世家子弟骨子里居高临下的气场，也是魏岱擎之辈最受不了的：我是特务，我是掌握“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生杀大权的军官，既然这个官二代从一开始就有嫌疑，那我一定要把他踩在脚下，以降服我的心魔。
当然了，亦有小人物拿下特权阶级的满足感，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坐实华桢头上那顶“红帽子”！------ 这便是魏岱擎心中真实的念头。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普通的治安或者刑事罪名，根本不能把华桢这样家世的公子哥怎么样，前门抓后门就得放，唯一的办法就是扣上“红帽子”或者“通共”，在这个罪名之下，轻易无人敢于说项。
即便是陈布雷（侍二处处长）或者傅作义这样的大员，当他们的女儿被查实是地下党时，也只有光头委座的特批，特务们才肯罢手，从而免去牢狱之灾。是故在整倒华桢的许多种办法中，魏岱擎无疑选择了最狠最有效的一种。
如果不是那场大火案，魏岱擎本是有机会调入“军政部陆军署”任职的，成立于1928年的军政部，掌管全国军队的编制人事装备粮饷，权力大得邪乎，在1944年之前，部长职务一直被黄埔系二号人物何应钦所占据，重要性可见一斑。
要是能入职军政部，对魏岱擎来说简直是光宗耀祖，结果这个机会错过了，其中有没有华次长的因素不清楚，总而言之，魏岱擎对军政部的头头们恨之入骨，对华二公子更是“恨屋及乌”，必欲除之而后快！
三、魏岱擎是个有政治野心的“新青年”
某种意义上，魏岱擎的目标不仅仅在华桢身上，而是针对整个华家，华二公子不过是个突破口罢了。一旦华桢的罪名坐实，在当年的政治气候下，华次长和华大公子，也会因此失去信任和权势，这才是魏岱擎真正的目的！
既然是要整垮华家，朝中没有强援怎么行？魏岱擎冒着夜雨等候，终于攀上了“监察院郭秘书长”这个高枝，其实在五院体系中，监察院真不算是个威权部门，反正就是代表那个意思，魏队长机缘巧合之下，得到了华家政敌的力挺！
显然这位郭秘书长也看准了魏队长的命门，秘密承诺，只要魏岱擎能够拿下华桢，进而整垮华氏一门，便可以将魏岱擎调往南京高就，以满足其向上爬的野心：几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魏岱擎终于彻底疯狂了！
为了凑够证据，魏队长不惜造假，以构陷根本不是地下党的华桢；为了打赢官司，魏队长甚至申请特别权限，对侍从室二处的华大秘实施24小时监控，以防止华梁搜集反向证据，在作死的路上越走越远。
一般说来，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无论谁胜谁败，冲在前面的小人物，永远都是炮灰或者替罪羊的角色，因为所谓的政客们，今天可以你死我活，明天就能握手言和，无非是利益的分配以及再分配罢了。
可惜我们的魏队长，已经被仇恨和野心迷住了双眼，根本看不清自己的身份和位置，一门心思要将华桢拿下，以求晋身之阶梯，是个可恨‘、可悲又可怜的角色，该说不说，演员王茂蕾对这个角色的拿捏把握，还是非常到位的。
凑证据的时候，魏岱擎不辞劳苦，坐着轮船从上海到广州，几天一个往返，可谓是舟车不停；然而华梁为了能把证人及时弄到法庭，却直接动用了军用飞机，几小时就达成目的，当场让魏岱擎目瞪口呆。
那一刻，阶级和权力的巨大差距，魏岱擎似乎有点懂了，可又懂得并不深刻。而如果不能深刻地理解这个差距，一个没有相当背景没有真正靠山的小人物，顾头不顾尾地继续向上爬，即便在今天，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再如果不能及时收手，魏岱擎的下场一定很惨，此事无解。
华家当庭胜诉，牛皮哄哄从警备司令部离开时，华二公子揍了魏岱擎一记老拳，后者鼻青脸肿也只能忍着，而华大公子的“临别赠言”更是画龙点睛：你野心很大，可你的本钱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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