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告诉我们，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有什么政治需求就打什么仗，有什么武器就打什么仗。这是亘古不变的普遍真理。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将面对什么样的战事也需要从政治需求和武器装备发展两个方向来把握。
从政治需求上看，在世界性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得到缓解的大背景下，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分配性国家矛盾主导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通过侵略和吞并其他国家来实现自身的民富国强已经变得不太可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和推动自身优势禀赋产业发展，在全球贸易中实现比较利益，并抢占世界产业链高端以分得全球价值链的更大份额，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必然选择。
同时，在缺乏世界通用货币的情况下，推动本国货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从而获取国际铸币税、通胀税和低价值享受世界产品收益，是谋求金融霸权超额利益的基本选择。而从以往历史看，一个国家的货币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需要很多条件。其中有两个最基本条件：一是强大的经济实力，主要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是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主要表现为适宜数量之军队的信息化程度。
受益于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凭借战争中积累的强大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在战后继续实施分化制衡的世界岛战略，逐步塑造起“撇笑”型世界产业霸权，奠定了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一直享受着金融霸权所带来的超额收益。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强势崛起和国防实力不断增强，对美国金融霸权产生巨大压力。于是自奥巴马总统以来，美国逐步展开大国竞争战略，发动对中国的全面制衡行动。在军事领域，美国力图利用我周边地区尚存的领土主权、国家统一等历史遗留问题，挑动相关国家和地区进行代理人战争，或直接下场进行大国军事博弈，从而制衡、牵制和打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一些不安分的势力也乘机蠢蠢欲动，可能有意或无意地“配合”美国行动，制造各种事端，谋求自身狭隘利益。
同时，长期以来因美国分化制衡策略而持续存在于我周边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也有可能爆发。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将直接导致我国境内、境外出现各种涉及国家安全的事件，迫使我必须以军事行动来应对之。因此，应对强敌可能发起或诱发的各种制衡性战事，将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政治经济发展对军事斗争准备的基本需求。也就是说，未来我可能面对的信息化战事都具有反制衡的政治性质。因此，也就可以将未来我可能面对的信息化战争称为“反制衡战争”。
从武器装备发展情况看，自二战末期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核武器就成为大国争相发展和必须拥有的标准配置，核战争就成为悬挂在世界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1968年6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禁止核武器扩散的条约，随后英国、美国、苏联等相关国家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条约规定，只有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前制造并爆炸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国家才算有核国家，也就是说，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美、俄、中、法、英）才是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以后，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以色列这4个国家事实上也拥有了核武器，属于非法拥核国家。其中，印度、巴基斯坦、朝鲜都位于我国周边。而且这些国家都因为西方的殖民统治或分化制衡而与周边国家存在诸多历史遗留的争端，有爆发核战争的潜在危险，并将波及我相关边境地区。1991年的海湾战争，揭开了信息化战争的序幕。美国以其强大的信息化军事战力，在海湾战争及之后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战事中，以秋风扫落叶般的不对称优势打得相关国家和组织丢盔弃甲，一溃千里。
受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的强烈刺激，中国军队大踏步推动机械化和信息化双跨越式发展。如今，中国已经建立起陆海空、战略战术、核常兼备、梯次化、系列化的信息化武器装备体系和作战力量，初步具备了与各层次对手进行相对均势的信息化战争的力量基础，能够满足信息化条件下遂行从反恐维稳、反海盗劫持、边境小冲突、大中小型战争到全面核战争、网络战争的需求。
——摘录自《变局·谋节——新制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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