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仪的殿堂淄博一中也曾山头林立四处起火…|中学|学校财政|淄博一中|班主任

文学博山 肖本安：一中追怀

1964年夏天，在经过小学六年愉快的学习之后，12岁的我终于跨入了心仪已久的殿堂，全市唯一的省重点学校淄博一中，成为初21级3班的一员。

全班共有52名新生，多数家在博山，少数来自张店和其它地区，也有几名6177部队和285部队的驻军子女。不久，又有以式、其宽、其敏、玉修等同学陆续由北京、郑州等地转入，总人数遂达到56。

学校的位置，处于山城的东北方向，教室都是混凝土结构且排列整齐高大宽敞的日式洋房。我们班的教室前门向北正对高11级3班(初二改为13级)，后门向南对实验室，间夹广播室，而东向则遥对掩映在一片芙蓉花中的学校办公楼和教研室。越过实验室后面水泥铺就的校路，就是白杨环绕枝叶婆娑的学校操场。操场中心是一片空地，四周是全程200余m两头均呈半圆形的跑道，西北角则排列着单杠、双杠、悬梯等若干健身设施和器材。由操埸主席台向上向西的校路南侧则是伙房，面积不算太大，但也有几大开间。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的中饭晚饭，或窝头，或煎饼，抑或馒头，都是在这里经过蒸馏，才得以果腹。

中学的课程比小学增加了不少，时间安排得很紧。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在早上五点多起来，从家里步行几里或十几里赶到学校参加早自习。然后，上课一天。到晚自习结束乘夜色朦胧回家时，大多已超过22点。

所幸，那时社会秩序良好，几无坑骗拐卖。家长们都放心，早晚无须去学校接送和担心孩子们的安全。

经过生产救灾，国民经济也逐步恢复，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教育，故学校里的学习空气很浓。同学们除了每日按部就班地上课学习和参加活动，少有其他干扰。大家的家境大多贫寒，每日箪食瓢饮深知上学不易，对进入一中学习的机会十分珍惜。莫说上课，即使课间休息和中午饭后，也多好趴在课桌上赶写作业或埋头苦读。每天的课外活动，学校里也都十分活跃，篮球场和排球场上不断举行赛事。美术、音乐等各种兴趣小组，也趁此开展活动。而图书馆更是人头攒动，因为渴望知识，阅览室里早座无虚席，众多同学都选择在这里学习交流和汲取营养。

我们初一时的班主任是祖籍浙江并担任地理教学的应时院老师，教授语文的是朱琛老师，数学是张立傲老师，物理是朱永坤老师，历史是周阜山老师，俄语是闾永松老师，生物是范惠英老师，音乐是靖玲西老师，美术是阮丽云老师，体育是尧长义老师，而政治则是刘爱华老师。

多数老师都来自外地，本地人很少，却都对教学和我们充满了爱心与热忱。虽然表现方式不一，但皆真心实意且恪尽职责。师生之间的关系，既直接又透明，既纯粹又真诚。其中，几位老师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是应老师的严。或许是天赋长相，或许是天生性格，应老师的脸上极少见到笑容。乌黑的双眉、略微发红的眼睛、玳瑁色的宽边眼镜，配上浓密的络腮胡，常使他不怒而威。虽然他并不发火，可是只要看到他那阴郁的眼神，我们便不寒而栗。常常同学们正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忽见应影瞬间便立即万籁俱寂鸦雀无声。有时上课听不清老师快而浓重的方言也不敢丝毫分神，只能竖起耳朵用力捕捉每一个字符，久之方能悟解。尤其，那一句“王（皇）太极拼命淘宝（逃跑）”让我们印象深刻。即使到了今天，谈起过去和应老师，也必提此事。其实后来方知，老师性并不急，待人亦不苛，只是天性严肃不苟言笑，又加上那样一副面孔，便胜过了攘臂瞋目疾言厉色。只是，此时已是一年之后，且应老师已返回故乡任教。

二是张老师的平和。似乎上天安排，对应班主任老师的严峻，数学张老师却整天喜笑颜开。这不仅因为他有一张天生爱笑的脸，还因为他的脾气和性格特别的绵软和温柔。天天，张老师都给我们带来春风和喜悦。从课堂开始到结束，学习气氛始终轻松活跃，不知不觉中各种新知识已灌入我们的头脑。上课犹如过节，学习宛如游戏，枯燥的数字计算和难记的公式定理，不仅未让大家畏难生厌，反而倍感生动亲切。张老师以他风趣幽默又行云流水般的讲述，使每一个同学全神贯注兴趣盎然，把学习当成了真正的享受。师生之间，再也不是教学相离而是心心相向。而张老师的黑板字，又写地雄深雅健清俊有力。每课板书，无论文字数字皆排列有序，铁钩银划风神飘逸，深受同学们推崇。每上数学，大家既学数法原理，又欣赏汉书神韵，人人喜出望外身心愉悦。不少同学甚至手摩心画反复模仿，无形中培养了对书法艺术的兴趣。

三是朱老师的认真。岁逾中年的语文老师从教数年，对自己和学生要求皆为严格。每堂课一笔一划的板书与一板一眼的教学，使我们不仅领略了她的一丝不苟和率由旧章，也使我们体察了老师的直言不讳和良苦用心。曾经沧海的语气与掏心掏肺的警示，时刻弥漫在我们的教室。尤其那种类似望子成龙的焦虑，和那句几乎伴随了我们整整一年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劝导，更使我们永志难忘刻骨铭心。特別是，在人生经历了无数坎坷和思想碰撞之后体会更深。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看起来当年仅是字、词、句的解构与分析，加之诗歌与文章的阅读与欣赏，殊不知老师耳提面命处处苦心，这才让我们扎扎实实地奠定了文化和思想基础。虽然，老师并没有跟班，升入二年级后改由朱鸿秀老师(见专文《恩师》)上课。然而，从黄口小儿到白头老翁，历经半世再蓦然回首仔细回味认真检点，方倍感师心之贵和师恩之重。

四是刘老师的朴素。不知是否是时代的原因，我们看到的刘老师，永远是齐耳短发和一袭蓝衣。无论春夏秋冬，无论校内校外，身为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的她，都是身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棉布衣裤，精神抖擞地工作与生活。她的个子很矮，但在学生中的威信却很高，一颦一笑举手投足皆为楷模。虽然，温婉和蔼与老成持重使她的面貌与实际年龄有很大差距。然而其对学生的关爱和慈祥，却常常让我们想起母亲。她的课教得好，主题鲜明语言朴素，实事求是深入浅出，从不隐瞒观点故弄玄虚。她教的是政治，而为人也以德为本，艰苦朴素与勤勉奋斗的精神几乎贯穿了一生。即使在几十年后再在街上相遇，都是这副神情这身打扮，只是更加慈祥更加温柔。虽然，衣服料子已大为改观。我们不知道老师行为的动因，只是知道她一生善良追求进步自律甚严却入党很晚。我常常为之感动感佩感慨，仔细想来却也不无唏嘘和惋惜。

五是周老师的忠诚。周老师是革命前辈，在抗战前、抗战中和抗战后都为我党和苏共提供了大量极为宝贵的情报，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据说，苏联红军之所以能进入东北，全歼日本关东军，依靠的就是周的情报。可是谁想到因为日寇捕杀，他与上级失联，最后竟成为历史模糊者。不仅未受褒奖，反而受害并在多次运动中屡遭冲击。可他却历尽艰难初心不改，即使在小将们组织的批斗大会上，竟也视死如归，并当场赋诗一首，讥讽极左们的得意忘形。自然，他应属所有任课老师中的长者，一副眼镜、一缕稀疏的胡子和清癯的面容，忍辱负重却从容乐观，便是他给我们留下的初步印象。他讲课既语调高昂诙谐幽默又倚马千言旁征博引，极快的语速和清楚的口齿，渊博的知识和恰当的描述，常能引起学生的认同和共鸣。遗憾的是，同学们并不知道他的身份、身世和冤情。“文革”中游街，他亦首列其冲，多受蹂躏与打击。所幸，老师生性旷达意志顽强，且早历沧海久经考验，故而坚韧刚毅始终不渝。及至90年代后期，其身份与功勋才被挖掘并为世人所知。尽管其时老师已殁，却仍可告慰英灵。想想六十年前，老师蒙冤受屈却仍坦然以"有罪"之身培育后学，殷殷之情拳拳之心感人肺腑，其胸怀和风骨岂是后人比得 ?革命先辈之浩气，可长存也。

六是靖老师的唱功。作为声乐教师，老师名望大矣。据说从音乐大师吴雁泽到著名歌唱家曹连生，皆为其所悉心培养。即如我等愚钝笨拙之流，亦对音乐逐渐喜爱，至今当年所学之《大青山》仍可朗朗上口，岂可忘乃师之功。虽然，那时的教学手段还十分落后，音乐室仅有一架风琴。可是，老师每次上课却总是亢奋认真，每每教唱皆是舒徐疾促宛转悠扬，抑或昂扬激越放怀高歌，有时则口咏鼻哼低语回肠，让一群小儿听得是余音绕梁摇头晃脑，何止三日不知肉味？尽管，由于自己的少不更事与冥顽不灵，抑或因为音乐和歌唱艺术的博大精深，我对此课自始至终未能入门。可是，老师对音准和旋律的精准掌握，以及在声带闭合、声音控制和音色表现上的诸多说教，却让少年时的我实实在在留下了印象。以后每见歌唱家们在电视上展喉，都会想到一中时的音乐课和靖老师的歌声，并以曾受过老师的教诲而自豪。

其间，还有若干老师予我印象深刻。王彬老师的英俊潇洒与健步如飞，赵韧老师的文思泉涌与博学多才，刘鼎文老师的倜傥不羁与聪明睿智，赵清老师的学富五车与温文尔雅，王宣孟老师的峭直磊落与天道无私，董振国老师的学贯中西与诙谐幽默，杨运德老师的吟哦咏叹与倚马千言，张圣华老师的循循善诱与运斤成风，于连明老师的劳不矜功和平易近人，赵蔚芝老师的满腹经纶与博古通今，还有早年参加革命、经过生死考验并精通中学教育的老校长张陶村，以及被错划为右派衔冤受辱近二十年的光炎、顾启华和贾巨川三位先生，都使我铭诸肺腑感念感叹。

而风华正茂的同学们，则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由相互陌生成为同道，进而由相识成为相知。其间，刘聿良养的兔子，高博生养的狗，阚国义爬的树，陈小勇踢的球，都曾成为我们学习之余的欢乐佐料。至于那在学习俄语时必带卷舌音的对话所引出的笑话，和在博山~北京象征性长跑中的意气风发和见缝插针，以及那少男少女之间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别样情愫，还有那相约在教导处屋檐下掏鸽子蛋并被老师们发现的窘境，无一不成为今天的我们最喜欢津津乐道的趣事与笑谈。

1965年升入初二，应时院老师离校返乡，年轻秀雅又博及古今的朱鸿秀老师接任语文课并兼任班主任，鄢展秋老师接手闾永松老师的俄语，张书城老师接任尧长义老师的体育。其余几位老师，则“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又一年，文革风起浩劫开始，天下大乱教育倾覆，老师们都受到冲击。继而山头林立四处起火，国家、学校都被拉入泥潭。

再两年，虚火下降，社会开始冷静，派斗逐步停止，学校则提出"复课闹革命"，同学们又回到课堂学习，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亦初露端倪。

不久后的1968年8月，六六、六七、六八三届毕业生便一起毕业离校(史称“老三届”)。

再后，便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高潮，一批又一批的同学成群结队响应号召奔赴农村，青春热血、砥砺奋斗与无私奉献、各奔东西成为时代特征与社会主流。

经常，会想起当年的学校和岁月，追思老师、同学和缅怀过去的那些事。儿时的往事不但没有遗忘，反而更加清晰。有时同学聚会或路上相遇，也总好聊起那些与我们瓜蔓株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