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与日寇斗争在东北斗争5年的赵一曼，因掩护部队撤退，负伤昏迷中被抓。
小鬼子为获取抗日情报，对她实施辣椒水、“老虎凳”、“拔牙”“拔指甲”等酷刑长达9个月，就连当时的审讯的鬼子头头在会议的时候说道，“我终生忘不了那惨叫声”。
赵一曼更是全身有二十多块碎骨头散乱在肉里，身体到处白骨外露，肌肉多处炭化，多次在死亡边缘徘徊，但是她至死也没有向鬼子透露我军的抗日秘密。
究竟赵一曼是一个怎样的奇女子？为何能够忍受如此酷刑？又是什么让她坚守自己信念致死？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进这位抗日女英雄短暂而悲壮的一生。
- 地主家离经叛道的大小姐
1905年赵一曼出生在四川宜宾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李鸿绪是一个相对开明的读书人，科举屡试不第，后来自学中医理论知识，积极为家乡的父老百姓看病开药。
母亲兰明福，日常在家操持家务，为这个家共生了8个儿女，赵一曼排行为七，父亲为她取名李坤泰，取华夏大地平安美好之愿。
在赵一曼懵懂的年纪，她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她的姐夫郑佑之，他就是最早的四川农民革命组织的创建者，是中国优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
郑佑之手把手的教授赵一曼文化理论知识，提升他的文化修养。在赵一曼八岁的时候，她被父亲送入了当时只有男娃娃能进的私塾学校。
小小的她，在此时就展现了聪明伶俐，各项学习课程都能名列前茅。
在赵一曼十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大哥李席儒夫妇代为照管她。大哥和当时中国大多数的家长一样，没有父亲开明的思想，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便停止了对于赵一曼的私塾学习之路。
但是这并没有使得赵一曼停止对于学问和进步的追求，在姐夫郑佑之的帮助下，她得到了课本、字典、作业帮等学习资料，理论文化的学习得以继续。
在赵一曼学习文化水平到达一定的水平的时候，郑佑之不断将自己阅读过的一些《国民日报》《觉悟》《妇女周刊》等进步刊物给赵一曼学习，并批注一些重点的内容知识，进一步提高她的政治觉悟。
此时年少的赵一曼已有当时的“民主”“科学”思维，她反对家乡封建习俗的意识，并践行到自己身上。
她抵抗缠足，还去带人破坏裹脚布和小尖鞋，在闹市街头贴标语，画漫画，抨击一些封建落后的习俗和遗老遗少。
母亲、大哥曾多次 “用大道理去规劝”，也曾想用做女红，学绣花来收敛赵一曼的心，可是，细心教导了9个月，赵一曼没能绣出一朵花，却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革命少年先锋。
革命路上先锋
1923年年仅18岁的赵一曼在姐夫郑佑之介绍下，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她的家乡正式开始了她的革命事业，她成立了“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和“伯阳嘴团支部”，反对三从四德，反对一夫多妻制，反对童养媳制等封建落后思想制度。
她成立的妇女同盟会会员一度发展到180多人，深受广大妇女的拥护，她也真正踏入革命队伍的行列中。此后，为了赵一曼能够将革命的事业走得更远，姐夫郑佑之四处为她找寻优秀的学校。
终于在1925年，在姐夫的帮助之下，赵一曼，躲开家里人的看管，考进了宜宾女子中学，来到了宜宾城，自此，她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新旅程。
当时的宜宾女子中学还很保守守旧，大家行为举止还是在封建礼法那一套“三纲五常”，而赵一曼这个经受过革命理论洗礼的到来，似乎是在这平静的湖水中扔进一颗巨石。
她为人大方，做事果敢，知道很多平常同学不知道的事，说出的话也新鲜，同学们就都主动地靠近她，她很快团结了好大一批同学。
后来，她被选为学生会常委和交际股股长，担任了团支部委员。宜宾妇女联合会成立时，她又当选为妇联常委会主席，并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1926年5月，国内各地掀起抵制洋货的运动。赵一曼听说有一艘英国的货轮，要在宜宾码头停靠时，发动学生，并带动码头工人和爱国商人，掀起了一起轰轰烈烈的“抵制洋货”的爱国运动。
因为这件事，赵一曼被当时教育局勒令退学，之后她又带领学生，质问教育局局长处置不公，带领学生罢课罢学，一石激起千层浪。
1927年初，赵一曼考入黄埔军校分校，她脱掉了长袍花袄，穿上灰色布军装，腰系牛皮带，头戴大盖帽，开始了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
由于学习训练劳累，她原有的肺病复发了，被学校送进了医院。
但听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时，赵一曼不顾病情，带病参加了反叛斗争。随着革命形势不断恶化，军校被迫停办，赵一曼被迫转移到上海进行地下工作。
1927年9月，赵一曼受到党组织安排，来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这里她与陈达邦相识，因为共同的革命理想，他们相互帮助，互生爱意，1928年4月在党组织的见证下，成为了彼此短暂却是终生的革命伴侣。
由于莫斯科严寒的气候和日常过累，赵一曼的肺病又复发，而且她怀了孕，身体非常衰弱。但是听说国内急需妇女干部，她便义无反顾的踏上艰险的回国路程。
临别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学习，仅仅是留了一封告别书信，何曾想这短暂的相知相遇相爱之后便是永别。
经过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正式决裂，当时的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
1929年初，党组织派赵一曼去湖北宜昌建立地下交通站，为进出四川转运文件和护送干部。她刚到不几天，这里被敌人发现暴露，但赵一曼已经临产了，她忍着剧痛，在租借的一所极其简陋的房子里生下了孩子，取名“宁儿”。
没有一丝耽搁，拖着虚弱的身子，抱着孩子，坐船离开找组织。
在艰险的斗争环境中，赵一曼越发感到带孩子工作实在不方便，而且会危及孩子的生命。
为了党的伟大事业，她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毅然决然地把刚过周岁的小“宁儿”送到汉口哥哥处，只身返回上海革命。
临走之前，她抱着儿子照了一张唯一的照片，想不到的是自此母子也是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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