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3月30日上午，一辆接一辆小轿车停在“红房子医院”，即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的大门口。到了下午，小轿车越来越多，差一点把医院外的路口堵塞了。
这样的情况，很快就惊动了上海市公安局。民警在“红房子医院”大门口忙碌着。便衣警察在小轿车间巡逻，不时用冷峻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行人。
不言而喻，这儿出了非常事件。
三楼手术室，湖色的墙壁并没有给人们带来舒适的感觉。“白大褂”们忙碌异常。据现场记录，当时拥挤在手术室的“白大褂”，仅本院的便达三十三人。
上海各医院的名医、教授，一个个请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领导、上海市卫生局领导，一个个赶来了。
虽然在上午11时，病人已开胸进行心脏按压，但毫无起色，抢救无效。可是，在场那么多人，谁也不敢第一个开口说：“停止抢救”。
一直到下午3时20分，这才由市领导发话：“结束抢救！”医生和护士们这才缓了一口气。
“红房子医院”突然出现的非常事件，惊动了“康办”。那个“办”设在上海康平路上。“康办”成了中共上海市委的代名词。
上海“康办”与北京“钓鱼台”之间的长途电话接通了。徐景贤压低了声调，以使送入话筒的声音带有一种沉痛感：“春桥同志，我向你报告一个不幸的消息…… ”
徐景贤的话还没有说完，张春桥的声音便在电话耳机里响起：“我已经知道了！”
显然，耳目众多的张春桥，早已接到报告。尽管如此，徐景贤还是详细汇报了如何组织抢救的情况：“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说毕，徐景贤拿起了铅笔，毕恭毕敬地问道：“春桥同志，后事怎样处理，请您指示！”
徐景贤的铅笔，刷刷地记下了张春桥的三点指示：“一、丧礼要尽量简朴，不要超过一般的工作人员；二、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三、不幸的消息暂时不要告诉母亲，以免她受不了。不过，估计也瞒不了多久 …… ”
徐景贤见张春桥毫无责怪之意，松了一口气。他不敢怠慢，立即把“春桥同志的三点指示”向下传达。
消息传到“红房子医院”，顿时，劳累了一天的医护人员放下了心中的石头，其中有人还夸赞道：“春桥同志到底是中央首长！他作为家属，能有这样的高姿态，真是难得！”
一时间，有口皆碑，“春桥同志”的形象，变得无比高大，仿佛他那双三角眼里射出了大慈大悲的目光，他一向阴沉沉的脸忽然漾起了和蔼可亲的微笑。
后来，当王秀珍到上海兴国路“慰问”张春桥之妻李文静的时候，李文静拿出一封张春桥写给儿子的信。王秀珍读罢这封切齿之声可闻的信。立即明白张春桥的真正的“指示”是什么。他的家书中的话，并非写给儿子看的，分别是讲给“马徐王”听的（上海人早已习惯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合称为“马徐王”）。
王秀珍赶紧掏出笔记本，想抄下“春桥同志指示”。李文静立即笑眯眯地收起了信。因为她知道，张春桥是不愿留下“痕迹”的。他以“家书”形式披露他的真正意图，其目的就在于不授人以柄。
王秀珍收起了傻乎乎的笑容，明白了李文静出示“家书”的目的。王秀珍一回到“康办”，立即把记忆中的“春桥指示”转告了马天水和徐景贤。
“马徐王”岂敢怠慢！腥风血雨顿起，刀光剑影毕露。一场大祸，降临在“白大褂”们头上……
01、红房子医院出了大事，张春桥之妹猝死成了通天大案
死者究竟何人？
她，姓张，名佩瑛。张春桥之胞妹也。
张佩瑛有三兄三弟。张春桥为长兄。她是七个同胞之中唯一的女性。
自从她猝然死在手术台，尸体在冷库中延宕多日，以致变形，这才终于决定火化。1974年5月5日，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隆重举行。数百人接到通知，到那里肃立聆听悼词：
“张佩瑛同志，生于1928年3月，山东济南人。1948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5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妇产科医院助产士、助产士长、团总支组织委员、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1970年起任第一医学院机关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政治指导员等职，终年四十六岁。”
她的遗体，终于推进火化炉。“白大褂”们也取下胸前的黄花和臂上的黑纱，回到手术室和病房。
人们渐渐淡忘了这一非常事件，以为追悼会为非常事件划上了休止符。但12年后，有人极为偶然地在上海一个与医务界毫不相干的单位查阅档案时，见到案卷中夹着一份千余字的文件。
发文日期：1976年12月1日。
密级：绝密。
标题：《关于上海市委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私自组织张佩瑛死因调查组的情况》。
这份“绝密”文件，是根据调查组的一位成员的揭发材料写成的。这个成员曾在那个单位担任“工宣队员”，所以案卷中会出现这一文件。
这一“绝密”文件的内容令人大为震惊！他记录了一个像幽灵一样的，行踪诡秘的“调查组”，当年曾在上海上蹿下跳，调查着张佩瑛的死因，秘密调查，秘密审讯，秘密立案，秘密关押。所作所为，简直令人不寒而栗。
调查组由一批“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嫡系部队”组成。调查组名单由王秀珍拟定，与马天水、徐景贤讨论决定，并上报“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批准。
调查组内分三个小组，各小组只与组长保持单线联系，组长则直接与“马徐王”联系，外人莫知。就连上海市公安局，也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组——组内没有一个公、检、法成员。因为王秀珍说过，“对上海市公安局不放心”！
那份“绝密”文件透露：
“调查组一成立，就宣布了三条组织纪律：一、调查组情况不得向调查组成员所在单位的领导汇报；二、调查情况不准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属讲；三、工作要抓紧，情况要一天一报。”
市委马、徐、王还规定，调查组直接由他们领导，别人不得过问，严格保密，情况只向他们三人及市委办公室张某汇报，搞得非常神秘。
那份“绝密”文件，谈到了两个“绝密”的例子；
“成立这个调查组是极为神秘的，连市委常委都不知道。有一次，由于牵涉一个普陀二中的教师，要到那里去了解情况，我们就直接去找当时普陀区委书记杨富珍同志。她是市委常委，一点也不了解这件事，更不清楚我们这个调查组……
又有一次，有一个情况要到北京调查，徐景贤就专门做了指示，对北京市委要保密，千万不能对他们讲为了什么事来调查，只是说一般人事调查。去北京的介绍信，也不用上海市委的铅印介绍信，而用单独打字的专门介绍信，徐景贤在上面签了字……”
惯于特务伎俩的张春桥，手下曾有过一支别动队，代号“244”小组。这个秘密调查组也是一支别动队，虽然名义上并不直接隶属于张春桥，然而，真正的指挥官正是他！
每当他对“244”小组有任务安排时，就通过王洪文，并以王洪文的名义发“指示”，而调查组的简报则送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由何秀文转交张春桥。张春桥对调查组实行“遥控”，但是他从不直接出面说三道四，甚至佯装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组，与他毫不相干——因为死者是他妹妹，他要实行“回避”！
大抵由于“严格保密”的缘故，调查组如同一艘在深水中活动的潜水艇，淹没于万顷波涛之下，世人鲜知。
也正因为“严格保密”的“概念”太深的缘故，在张春桥被赶下历史舞台之后，就连调查组成员所写的揭发材料，也赫然在天头上标明“绝密”字样，继续为张春桥“保密”！
尤其令人莫解的是，在粉碎“江青一伙”十年之后，那个调查组当年的秘密活动，仍未有片言只字公之于世！
后来，在上海市的领导机关的支持下，相关学者被允许查阅当年调查小组的秘密行动记录，那一整箱“绝密档案”，犹如一部极为精彩的“推理小说”！
那一箱档案，是调查组秘密活动的内幕详尽记录。他们私自秘密审查了四十六人，其中立案审查的达十五人，一般审查三十一人。外调材料、档案摘录、提审记录、交代材料、旁证材料、专案简报等等，厚厚的，一本又一本，近千万字。
是时候了，该撕掉那些“绝密”封条了。且把时间倒拨至1974 年。
02、手术前兴师动众，指名道姓请来麻名医。
厚达数百页的《张佩瑛病史》，附有上百张各种各样的化验报 告单。从1955年5月9日起，到她死于手术台为止，详细记载着她患病、住院、手术的种种经过。
1974年3月27日，病史记录：
“张佩瑛，女，46岁。因月经不正常八个多月，反复发作腹痛及低热四个月。经妇科检查，子宫左上方有一硬质的肿块，有压痛，于2月2日入妇产科医院。经采用中西药抗炎和一般支持疗法后，热度消退，但肿块未见缩小，反有增大。腹痛仍反复发作，并有加剧。医院内外大会诊，认为盆腔肿块性质不明，虽经积极治疗未见好转，故决定3月30日将进行子宫及肿块切除手术。”
论级别，她不属高干；论业务，她不属“高知”。以往，她作为一个普通患者，动过多次手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像她这样的手术，在“红房子医院”，犹如家常便饭，不知进行过多少次，稳操胜券。然而，哥哥得道，妹妹升天，张佩瑛动这普通手术，却兴师动众到如此程度：
3月12日、3月27日，由上海第一医院党委负责人亲自主持，请来名医，为张佩瑛进行两次大会诊。会诊中的每一句，都详细记录下来。
3月27日下午，由妇产科医院党委总支负责人亲自主持，举行了张佩瑛手术的准备会议。十六个人出席会议。
经过详细讨论，周全备至的“手术方案”写出来了，“手术前小结”写出来了，“手术组名单”终于确定了。
医院给出的一系列安排，称得上天衣无缝，无懈可击。并把这一条又一条，送到张佩瑛手中，请她和张春桥之妻李文静过目。
她微微地笑了，说了声：“谢谢！”然而，当人们走开，她的笑脸转为阴郁。她忧心忡忡地对丈夫悄然暗语：“我担心，从表面上看，大家都负责，实际上大家都不敢负责。今后要出问题，就可能出在这个问题上！”
她的疑虑倒并非多余。就连她也看出，医生们“都不敢负责” 拍马者固然不乏其人，但是更多的人出于畏惧。
畏惧什么呢？因为她是“张春桥同志的妹妹”！
果真，一次普通的手术，却出了意料不到的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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