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死了，河曲六胡州之乱也被郭子仪平定了，形势向唐军有利的一面转移，似乎长安唾手可得。但那是唐肃宗这个军事盲的想法，郭子仪并不这么想。
安禄山死后，安庆绪得到了叛军中主流派的拥戴，因此这场非正常的皇位更迭并未立刻引爆伪燕政权内部的矛盾。
河曲之地的平定倒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利好，这个地方掐在手心，如同在叛军的脑袋上悬了一把利剑。
河曲也称“河套地区”、“西河地区”，黄河流经内蒙、宁夏地区时，沿贺兰山、大青山形成的一个大回旋，再向南流向山西，形似一个套子，其北面就是鄂尔多斯高原，南面为陕北高原，下了高原就是关中平原三郡之一的冯翊郡。
郭子仪将大军驻扎在了高原上的鄜州，对冯翊形成泰山压顶之势。
历史上称关中为“三秦地区”，即从地理上将关中分为东北部的冯翊（两汉称“左冯翊”）、东南部的京兆（两汉称“京兆尹”）、西部的扶风（两汉称“右扶风”），渭河就是冯翊与京兆之间的天然分界线。
长安在京兆，按理来说，收复长安就应该像房琯那样，直接从便桥跨过渭河开干，老郭为啥搞得那么复杂，先搞定几百里外的河曲，又瞄准冯翊，分明是脱裤子放屁嘛，唐肃宗怎么有这个耐心呢？
其实如果单算军事帐，河曲意义确实不大，因为这伙人原本就是安史叛军的一部分，后来跟安庆绪闹翻了，逃出长安，试图在河曲称王称霸，对唐肃宗暂时不构成威胁。
但如果算政治账，就会发现有隐忧，因为河曲本就是胡人聚集地，他们要是“自娱自乐”倒还好办，如果跟回纥形成一体那就是个大麻烦。
此时的回纥已经不是当初突厥的一个小跟班，它早就羽翼丰满，试图改变与大唐的臣属关系了。
这就是郭子仪拉着回纥人一起对付六胡州胡人的原因，抢地盘事小，给回纥和六胡州之间划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破坏他们之间可能的联盟更重要。
至于瞄准冯翊，那更是一个军事家的深谋远虑了。
长安其实不是一个点，它四周的军事堡垒所构成的立体式工事才是它的灵魂所在。也就是说，要想拿下长安，必须将周边的那些军镇都考虑进来，甚至要优先考虑，否则长安就是个烫嘴的芋头，你想一口吞进去，不被烫熟了心肝才怪。
这就是老郭与老房的差别，前者看到的是立体，后者则是一个点。
在郭子仪的算盘里，潼关和蒲州如同长安的两翼，前者联通陕州，既是叛军的物资运送通道，又是洛阳增援的保障体系；后者联通河东，是陕州的侧翼保护，也是护卫冯翊的屏障。
如果这两个点拿不下来，叛军的增援不断，克复长安就是镜中花水中月。
至德二载（756年）二月，郭子仪从鄜州挥师南下，由他的儿子郭旰、以及兵马使仆固怀恩攻打永丰仓和潼关，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顺利地达成了目标。
永丰仓位于潼关的西面，是长安的粮食供应基地，也是潼关守军的保障基地。当年李渊从太原起兵，过了黄河第一件事就是拿下永丰仓。
您可能会问，永丰仓和潼关就那么容易被攻克吗？
当然不容易，但还要看具体的情形，对关外的人来说很难，对关内的人来说，就是一个件很容易的事。
潼关是干什么用的？防御从陕州方向来的敌寇，保护关中平原。也就是说，它的设计就是防范东边来犯之敌。可是郭子仪是从西边打来的，从关内方向进攻的。就像城墙，外面的人想攻进来很难，但里面的人要是来进攻，那就很容易。
潼关的守将就是那位打败哥舒翰的名将崔乾佑，面对这种情形也麻爪，只得弃关而逃，渡过黄河退保蒲州。
蒲州在黄河的东岸，山西境内，它的西边就是蒲津关，当初它被吕崇贲弃守，落到了叛军手里。
蒲津关正对的黄河中央有一块河中洲，洲上架了两座浮桥，分别连通黄河东岸和西岸，将河东与冯翊连成了一体。
郭子仪令旗一挥，另一路唐军开始强渡黄河。
渡河作战对古人来说本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郭子仪要想通过浮桥跨过黄河，这个玩笑开得似乎有点大。
果然，当唐军踏上浮桥的时候，一件让人恐惧的事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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