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后期的唐太宗骄纵奢侈，仿效隋炀帝过夜生活，猜忌重错杀忠臣|书法家|唐太宗|唐朝|李世民|贞观|隋朝|隋炀帝|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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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在贞观初期能够实行轻徭薄赋、慎刑恤罚的政策，也能够做到任人唯贤、从谏如流，但是随着统治地位的巩固，到了贞观中期就已经开始骄纵起来，至其统治后期情况更加严重。早在贞观十年(636)，魏征就上书指出，随着唐朝“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太宗的骄傲情绪越来越严重，“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贞观政要》卷5)，批评太宗不能前后一致，善始善终。

魏征还指出:在贞观初期，太宗闻谏则喜，见善则扬;到了贞观八九年间，还能乐于纳谏;从此之后，逐渐不愿再听直言，有时虽勉强接受，但远不如往昔那样爽快自如，甚至有把忠于国事者视为擅权，把正直进谏者视为诽谤的现象，以至于出现了“正人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贞观政要)卷5)的局面。

这种情况越到太宗晚年就越严重，尤其是魏征在贞观十七年(643)死后，朝廷上谏诤之声日渐稀少，谈悦之言却慢慢增多了。贞观十八年四月，太宗自己也感到“人臣顺旨者多，犯颜则少”，于是要求群臣直言他的过失。宰相长孙无忌等人皆说陛下没有什么过失，唯有刘洎与马周两人婉转地提了一点意见。

此时的太宗已经不能再如以前那样虚心地接受谏诤，史载:“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对。”(《资治通鉴》卷197)太宗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变相地拒绝进谏，言事者非不能对，而是不敢对，因为双方地位高下悬殊，没有相当的胆略谁敢轻犯君威?太宗在政治上的这种变化，是其事业成功后不能保持清醒头脑，骄傲情绪日渐滋长的结果。

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贞观末年朝廷内部的内耗也愈来愈严重。比如魏征曾是太宗最为信任的大臣，死后太宗亲自起草碑文并亲自书写。魏征生前曾密荐中书侍郎杜正伦与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才。后杜正伦任太子右庶子时屡次向太子李承乾进谏，李承乾不听，杜正伦遂对其说，如再不改过，将向太宗上奏，并说这是太宗对他的叮嘱。此事被太宗知道后，认为杜正伦泄露密情，将他贬官。

侯君集因参与太子李承乾谋反之事被诛杀。于是太宗怀疑魏征“阿党”，即搞政治小集团。魏征曾将他前后进谏的言论拿给当时的史官褚遂良看，太宗知道后更加不高兴，遂下令推倒了魏征墓前的碑石，又撕毁原来答应把衡山公主嫁给魏征之子魏叔玉的婚约。后来太宗征伐高丽失败，损失很大，感到非常后悔，认为魏征如果活着一定不会让他有这次行动，遂又命人再次立起推倒的魏征墓碑，并赏赐了魏征的家属。

唐俭跟随太宗三十年，忠心耿耿，太宗对他也十分赏识，把豫章公主嫁给了唐俭之子唐善识。太宗晚年时自尊心极强，有一次与唐俭弈棋时发生了争执，这本是游戏之道，不必认真对待，但太宗却认为唐俭轻视于他，大怒，将其从吏部尚书贬到潭州(今湖南长沙)任地方官。太宗还不解恨，要尉迟敬德察访唐俭是否有怨言，准备借故将他处死。

幸亏尉迟敬德实事求是，才使唐俭免为刀下冤鬼。张鹜《朝野金载》说:“唐俭事太宗，甚蒙宠遇，每食非(唐)俭至不餐。数年后，特憎之，遣谓之曰:‘更不须相见，见即欲杀。”，这种情况正是太宗晚年心态变化的真实写照。

房玄龄为贞观名相，曾经辅佐太宗建立过不朽的功勋，在贞观后期也多次因小事被太宗赶回家中赋闲，经人劝解，又数次任用。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不少朝臣战战兢兢，唯恐大祸临头。贞观十八年(644)，岑文本被任为中书令(宰相)，回家后面带忧色，其母询问何故，岑文本说:“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亲朋们得知岑文本升任宰相皆来祝贺，岑文本说:“今受吊，不受贺也!”(《资治通鉴》卷197)

岑文本的弟弟岑文昭是一个正九品的校书郎，此人喜欢结交宾客，太宗知道后很不高兴，他对岑文本说，要将其弟贬到地方做官。岑文本再三哭求，说他母亲年纪已老，特别珍爱其弟，从未离开身边，如贬到外地，老母忧愁，肯定不会久在人世。太宗这才收回成命，把岑文昭召入宫中严厉谴责，不许再结交宾客。

岑文昭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校书郎，即便结交一些朋友也不会搞出大名堂，太宗之所以看重此事，关键在于对岑文本的防范，担心岑文本通过其弟拉拢个人势力。太宗晚年疑心之重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一些元老功臣晚年大都闭门不出，以防猜忌。如尉迟敬德，晚年“谢宾客不与通”(《新唐书·尉迟敬德传》)。

刑部尚书张亮好收认假子(义子)，曾收认了五百人之多。太宗认为他图谋不轨，下狱追究其罪。张亮不服，太宗说:“亮有假子五百人，养此辈何为?正欲反耳!”(《资治通鉴》卷198)命群臣讨论这件案子，大多数人不敢违背皇帝意愿，随声附和，唯有将作少匠李道裕认为张亮谋反证据不足，罪不当死。但太宗刚愎自用，听不进去正确意见，坚持将张亮处死，抄没家产。后来他又后悔错杀张亮，遂将李道裕提升为刑部侍郎。

这一时期以宰相刘洎的被诛最为冤枉。太宗征高丽时留刘洎辅佐太子李治，并兼任太子左庶子，总管吏、礼、户三部尚书之事，权力之重前所未有。太宗临出征前对刘洎再三叮嘱，要他尽心辅佐太子，刘洎为了使皇帝放心，遂表示说:“愿陛下无忧，大臣有罪者，臣谨即行诛。”太宗听到心中老大不快。

贞观十九年(645)，太宗患病，刘洎探望后神色悲怆，担心太宗将会一病不起，对同僚说陛下病情如此沉重，实在令人担忧!褚遂良趁机向太宗进谗说:“洎言国家事不足忧，但当辅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定矣。”(《资治通鉴》卷198)太宗联想起此前刘洎说过的话，认为刘洎有异志，遂赐其自尽。

太宗晚年不仅猜忌朝臣，对地方官员也不能完全信任。贞观二十年(646)，他派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分赴全国各地巡察，一大批刺史、县令遭到贬黜。这些人不服，纷纷赴阙称冤。太宗亲自处理了此事，“以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数百千人”(《资治通鉴》卷198)。一次处罚贬黜如此之多的地方官员，实在令人吃惊。从本来要被贬黜的官员中经太宗亲自过问后反倒有二十人获得提升的情况看，可以断言这其中冤滥之事还有不少。

太宗在贞观前期生活比较节俭，但到贞观十一年(637)时，马周就指出其近来营作过多。使百姓徭役负担过重，并认为后宫嫔妃及诸王妃服饰奢华。说明随着太宗在政治上的变化，生活上也开始发生变化了。

贞观十三年(639)，魏征针对太宗近岁颇好奢纵的现象，上书指出太宗在生活上的种种变化:其一，求骏马于万里，购珍奇于域外，追求各种新奇物品，“见轻于戎狄”;其二，轻用民力，营建不息，还强词夺理地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经常役使则容易使用;其三，喜好田猎，致使“鹰犬之贡，远及于四夷”;其四，徭役繁重;其五，生活骄奢，日益严重，口头上说要节俭恤民，心里却不忘追求享乐(《贞观政要》卷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