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伯翔先生书法艺术的当代意义
王炳学
2024年4月16日，孙伯翔先生驾鹤西行，走完了他91岁高龄的笔墨人生。被称为碑学巨擘、书法大家、魏碑集大成者的孙伯翔先生，在全国书坛的高度和地位屈指可数。
很早就关注孙伯翔先生，也拜读过全国很多著名书法家、书法评论家、理论家为其撰写的评论文章，感觉自己才疏学浅，不敢妄自置评。但是看到其作品就有想写点什么的冲动。为什么孙伯翔先生能够以一手魏碑独步当代书坛？很多名家在有关评论中都写得非常详尽，我不想狗尾续貂，只想穿过孙伯翔先生身上无数耀眼的光环，把他当做一位普普通通的长辈、一位普普通通的书法老人，用我自己的理解去阅读他的书法人生，去尝试理解一位痴情翰墨数十年的老人的心路历程。
一、对孙伯翔先生书法人生的理解与领悟及对当代书法艺术发展的启示
我个人认为在孙伯翔先生身上有三点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1、于书法艺术积极的探索精神
孙伯翔先生2010年写过一幅《王国维先生三境界》，其内容大部分书家学者都耳熟能详，出自晏殊《蝶恋花》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引用北宋柳永《蝶恋花》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南宋辛弃疾《青玉案》词中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先生引用这三阙词的名句，形象地描述了治学的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孙伯翔先生喜书此句，一定是对其有深刻的感悟，而纵观孙伯翔先生的学书历程就发现，他的经历本身，就是对王国维三境界的最经典的阐释。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孙伯翔先生学书初始的艰难经历，很多文章都做过详尽的描述，8岁开始学书，把自己喜爱的书法作为人生的最大乐趣，在以政治为纲的年代，由于家庭高成分的身份歧视、政治待遇歧视，不能参加各种政治学习，甚至不能升学，不能入团、入党，对于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热血青年，这无疑扼杀了他的青春，孙伯翔先生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郁闷、苦恼、迷茫应该伴随了他的整个青年时期，长期的压抑苦闷只能去面对自己喜爱的笔墨纸砚诉说，斗室、小桌、青灯、苦影，与之相伴的唯有心灵的寂寞孤独。但他不甘于就此碌碌一生，他发愤学书，在书写过程中寻找着自己人生的目标和快乐。生活际遇的“西风凋碧树”，没有阻挡他“独上高楼”的雄心和苦苦求索“望断天涯路”的壮志。那时候孙伯翔先生也许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可以在中国书法史上占得一席之地的书法大家，但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是不甘于平庸的，他努力攀登着书法的高峰，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刘运峰先生在《写天写地写平生》一文中对孙伯翔先生的学书经历做了详实的描述：“他在专心学习书法的时候，依然是按照童年时老师教给的方法，一遍一遍地临摹唐朝的楷书，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的作品，他都反复地揣摩，从而奠定了他坚实的造型基础，但并没有取得突破。”40岁以前，他的书法没有离开唐楷，也正是这30余年的刻苦经历为他以后的书法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衣带渐宽人憔悴，心性无悔，人生无悔。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孙伯翔先生将近40岁的时候，有幸得遇王学仲先生，王学仲先生建议其学习魏碑，这一建议开启了他书法人生的又一扇大门，为他的书法之路点燃了方向的航灯。千寻百觅，“暮然回首”，自此，孙伯翔先生与魏碑结缘，又是一个10年，寒窗寂寞，铁砚磨穿，其间他从《张猛龙碑》入手，后专注于《始平公造像》，并遍临“龙门二十品”和北魏墓碣、摩崖、墓志、造像等，废纸数车、墨染九河，直至1982年，48岁，在全国第一届中青年书法比赛中，以楷书四条屏《文天祥正气歌》一举成名。
他自己也谦虚地说，早年学书只是为了消磨时光，逃避孤寂。但如果甘心平庸，只是把笔墨当做消遣，那就不是孙伯翔，其实他内心深处应该是有一份渴望的，渴望做出一番事业，渴望人生的光辉灿烂。那时候没有各类书法比赛，那时候不会想到成名成家，一句消磨时光，也许是孙伯翔先生对无奈人生的调侃。所以，正是有了心中的理想和追求，才激发了他苦苦探索、积极进取的斗志，也正是这种积极探索的精神才一步步成就了自己的书法人生。也因此，当他人近不惑之年，在唐楷中找不到突破之路的时候，他才会左冲右突，努力去寻找一条更加宽广的艺术发展道路。否则，他也不会以自己40岁的“高龄”东奔西走参加各类书法培训班，写自己的唐楷就可以了，何必自找苦吃？也正是这样的苦心追求，让他结识了王学仲先生，是缘分，或许也是自己积极探索、勇攀艺术高峰的精神感动了上天，感动了艺术之神吧。
拥有一种积极向上、永不服输的精神状态，是一个人成功的先决条件，也是孙伯翔先生顽强拼搏的精神支柱。
2、不断求新求变的书学理念
求新求变，永不满足，贯穿了孙伯翔先生的整个书法人生。从唐楷到魏碑，是其第一变。这次书写的变革在他的个人书法历史上毫无争议，但在自己40岁的时候毅然舍弃旧我追求艺术的全新境界，没有一定的胆识和魄力也是很难做到的。40岁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40岁应该是一个人在任何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取得一定成绩，甚至是功成名就的时刻，此时的孙伯翔先生敢于断然转身，这需要多大的决心和胆魄！而这一次变革实际只是他书法人生多次大胆变革的开始。1982年，因《正气歌》一夜成名、家喻户晓，那时候他已经48岁，将近知天命之年，如果按照常理，以这样的魏碑体满可以一路写下来，顺理成章，稳稳当当吃着还算丰裕的书法这碗饭。但如果那样就不是孙伯翔，也就不会成就今天的碑学巨擘。在很多人把《正气歌》当做范本临摹学习的时候，他却在冒着自毁长城的风险，尝试着寻找魏碑全新的突破。
在如宝藏般丰富的碑学和帖学资源中孜孜以求，不断地挖掘探索着。此后30余年，他的创作路数不断变化，或刀砍斧斫，或柔中带刚；或霸气冲天，或含蓄内敛，不断以自己对书学特别是对魏碑的独特理解进行大胆尝试，在人们正在理解欣赏这个时期的变化的时候，下一次变革又悄然而至，令人目不暇给，在不断变化中完善着自己的创作风格。古稀之年，逐渐形成了自己气象恢弘、刚柔相济、会通碑帖、境界清凉的艺术新貌，成为一代大师、魏碑集大成者，也在当代书坛树立了一个榜样，一座丰碑。
求新求变、大胆突破，从有法到无法，再有法，再无法；从有我到无我，再有我，再无我，一次次循环，一次次变革，一次次突破，形成了其书法生活的主调子，也成为他攀登书法高峰的一块块坚实的基石。
3、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毅力
孙伯翔先生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更在于他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清代杨守敬在《书学尔言》绪论中谈到梁山舟答张芑堂书，谓学书有三要 “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并且把这三条当做成为一个优秀书法家的标准，对此我不敢苟同。天分固然重要，但可以以良好的后天领悟能力去弥补，多见与多写是一个书家之所以能成为书家的基础。具备了这三条标准，只能说他会成为一个书家，不一定能成为独树一帜的巨匠。我认为，在任何一个领域，要想取得卓著成绩，坚忍不拔的毅力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在孙伯翔先生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近40岁始改研究魏碑，48岁成名成家，然后是壮年的大胆变法，孙伯翔先生一路走来只有他自己能体会到其中的甘苦。他是大器晚成的最好诠释，是中国当代书法史的一个奇迹。在当今书坛，很多年轻书法家，以自己的天分和良好的书法艺术发展大环境，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声名远播，在国展中获奖，活跃在各种书法活动中，顺风顺水。试问，假如现在，40岁还没有找到努力的方向，50岁还默默无闻，成千上万的书法人，有几个能有孙伯翔先生的毅力和坚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孙伯翔先生不问金钱、不问仕途，他不会想到自己现在一平尺要卖到什么价位，不会想到车水马龙门人三千。有的只是对艺术的坚持，有的是把书法当做生命一样的追求。那时，在孙伯翔先生眼里，书法是纯粹的。所以不计名利，所以忘记了年龄，40岁、50岁、60岁依然大胆变法，依然依靠自己的坚韧与顽强书写艺术人生。在技法、学识、经验之外，这才是我们最应该认真领悟和学习的，是书法艺术发展的永恒动力。
二、孙伯翔先生书法艺术精神层面浅析
我认为孙伯翔先生的书法艺术之妙在于他丰富的精神内涵，并且这种精神内涵是随着时间推移成渐变递升的。
一是时代精神的具体表现
“笔墨当随时代”，孙伯翔先生之所以成为书坛翘楚，其书法艺术的时代性和与时代精神的高度契合是分不开的。我们尝试梳理一下孙伯翔先生书法对时代精神的阐释。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发端，新思潮和新的发展观念的引入，逐渐取代了多年形成的传统发展模式以及思想意识和思维模式，改革开放成为社会的主旋律，方方面面需要创新、需要突破。在书法领域，传统书学思想和审美取向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广大书家也渴望创新，努力开拓笔墨的时代性。1982年，在全国第一届中青年书法大赛上，孙伯翔先生一曲革故鼎新、酣畅淋漓的《正气歌》振聋发聩，时代需要这样的创新，所以孙伯翔先生一夜成名就成为中国当代书法艺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在随后的艺术追求中，孙伯翔先生并不满足现状，以自己数十年的笔墨积累和深厚的功力、学养为根基，大胆突破，数度变法，紧跟时代脉搏，在不经意间，与时代精神和思想意识形态高度契合。中国改革开放后四十余年，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是在不断探索中渐进性逐步发展，在这期间，其它领域，包括书法界也是在不断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摸索前行。孙伯翔先生的探索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文化体验；其书作中多种面目、多种风格、多种审美意象的尝试性融合，也正暗合了中国整个社会多种经济元素、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开放融合，多元发展的活跃期。正是这种活跃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大繁荣，进一步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大发展，书法艺术40余年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佐证，而孙伯翔先生在书法发展中的时代性就是最鲜明的例子。中国社会发展的根基是政治本体的稳固性，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观。而孙伯翔先生从40岁以后致力于魏碑研究，50余年不离不弃，始终占领魏碑这块领地，以魏碑为根基，开放包容，不断汲取历代经典的营养，融会贯通。其在笔法上的创造性、在碑帖结合的借鉴与研究上，以自己不同于旁人、而又极力遵循艺术发展规律的认识与理解，努力完善着自己的笔墨意象和书学思想，最终站在时代的高点。以个人风貌突出，同时发展道路又极为宽博的碑学书风，开宗立派，独步当代书坛，也必将在中国书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纵观孙伯翔先生近五十余年的书法艺术发展之路，与时代合拍，是时代精神的高度凝练，也是一个时代艺术发展的历史印记和最直接的艺术表现。
二是个人精神性情的高度凝聚
孙伯翔先生的个人精神和性情在其书法作品中的表现很突出，而每个年龄段又有每个年龄段的精神诉求。书法表象始终围绕魏碑这一主线发展，万变不离其宗。但其精神层面的追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其精神追求的阶段性变化也非常明显。是随着年龄、阅历、学养、认识的增长，再加上整个书坛的发展导向和外部大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在不断变化的。
孙伯翔先生40岁以前的唐楷作品很难见到，但可以想象的到，积30年的书写功力，其当时的书写一定是中规中矩，或厚重或秀美，整饬规矩，就如坊间一辈子写颜、写欧的老先生。其实，在那个时代，资料匮乏，信息不畅通，很多书家都是按照师承去写，谁也不会想到如何突破传统，创新发展，时代和政治环境也不允许你过多地彰显个性。直到现在被初学碑者奉为圭臬的孙伯翔先生实临《始平公造像》也没脱开规矩方整的传统审美思维模式。在这一阶段的书写中，个人精神性情的诉求还不是很强烈，当然，这也有时代的局限性使然。
70年代-80年代是“孙氏魏碑”的发轫阶段。其实孙伯翔的书学之路准确地说是从70年代开始，在别人还沉浸在“颜柳欧赵”的时候，他一头扎进浩瀚的魏碑，数年研习终有所获，一改前人面目，《正气歌》是其数年研究的具体表现。整体气势如虹，用笔、结字变化较大，对传统书写大胆变革，形成了较强的视觉冲击，强烈的书写张力，开放多姿的形态，增添了积极向上、活泼灵动的新鲜气息，在还没有完全走出传统的书坛激起层层波浪，这也是随后几年大家趋之若鹜，纷纷跟风学习的主要原因。但现在回过头再欣赏《正气歌》，整体章法布局依然延续了传统模式，墨色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个别字粗细笔画略有所变，但相对还是比较拘谨慎重；在传统魏碑的基础上，融合了张裕钊的用笔和取势，嫁接痕迹比较明显。与2010年重书的《正气歌》相比，其精神内涵、艺术内涵有着天壤之别。尽管如此，但积极向上、大胆变革、努力追求变化的个人精神特点在笔墨间得到了活灵活现的展示，其80年代前后的作品，更多地是这种精神的外露。如：1980年所书《虹收.潮展》五言联，张力四射、棱角分明，“半”字的精巧，“千”字的夸张，“雨”字的厚重和明显的刀痕追求。在80年代的一些作品中，孙伯翔先生一直没有停留探索的脚步，如同样是1980年写的《书孟浩然诗》《绝壑.奇峰》七言联，尝试性书写的感觉非常明显。其中《书孟浩然诗》是尝试碑帖结合，行草笔意与魏碑结合，尽管孙伯翔先生在当时自我感觉还可以，但现在看上去碑帖结合尚显生硬，略欠和谐。他在《绝壑.奇峰》联后有一段话：“此联刚开始写的总是肉乎乎的，不那么脆生，写到第六遍的时候，感觉来了，特别是写到‘岩’字时，我感到这下有把握了”。这正是他当时思索求变的真实思想记录。
但是，这一阶段，个人积极向上的精神和穷尽其源的治学思想在字里行间，在水墨交融中得到了较好的表现。
90年代是其书法的盘桓阶段、深度探索阶段和突围阶段，别人还在努力摆脱传统的束缚，尝试形成自家面目，而孙伯翔先生却在很多人纷纷效仿其“变体”的时候，对自己的创新已经不再满足，正在寻求突破个人藩篱。这一段表现出的是他的积极探索的精神、勇于破旧立新的精神和进取精神，左冲右突，有过彷徨、有过苦恼、有过失败，面对外界的不理解和一片批评之声，他的积极探求精神是否有所动摇无从所知，但是他坚持下来了。也许他充分认识到，不断出新是保持书法艺术之树长青的唯一出路；也许他充分认识到，中国书法资源、体式博大精深，特别是灿若星辰、浩如烟海的魏碑资源，为我们提供了创新的宽阔平台，他感觉到了创新的路子很宽很宽，他一直在努力追寻自己的书法梦想。这一时期的作品书写张力更加突出，墨色变化更加明显，结体变化更加夸张，雄心勃勃，大刀阔斧。特别是在迷茫过后的90年代后期，书写与变革的自信心更加坚定，魏碑的金石韵味十足，由稚拙而朴茂而厚重雄强，笔墨落处掷地有声，呛啷啷如京昆开场的锣鼓，果敢脆生，每一幅作品仿佛就是他心灵的倾诉和感情的宣泄。这一阶段的书写表象主要是精神的外拓，是个人性情的强烈释放，逐步形成了自己追求正大气象的书学理念。每每有所思有所想有所收获，那种得意与兴奋在字里行间表现得特别突出。而这一时期的艺术特色方面，用笔变化更加丰富自然，笔墨更加果敢劲爽、方圆并用，章法布局、墨色变化、大小错落特色鲜明，新颖别致，不断刷新着自己的艺术感知，也用全新的笔墨表现形式不断凝聚书坛的注意力，引领着魏碑发展的潮流，此时孙伯翔先生一直追求的正大气象在作品中也越来越强烈。至90年代后期，这种“孙氏魏碑”的风格基本形成。
2000年以后应该是“孙氏魏碑”的成熟期，这一时期是孙伯翔先生书法艺术进入一种全新的精神追求领域的阶段，从作品表面看，那种外张、拓延的雄强张力逐渐内敛，在保持固有书写风格的同时，笔墨已经成为形式退居其次，笔墨的表现和书写中精神的享受已经成为孙伯翔先生创作的主体。在经历若干年的探索、尝试、创新的激情澎湃之后，淡定、从容，阅尽千帆后的宁静自然占据了主导，也正如他自己说的归于“清凉之境”。从笔墨表象来看，线条更加苍润劲爽高古，用笔简约而变化丰富得体，方笔圆笔信手调和自然天趣，碑帖有机融合会通古今，如2010年所书《浅识》条幅，2011年书《古不.翰不》八言联。而从精神层面看，“人剑合一”，与天地合、与万物合，笔墨变成了纯粹的符号，那种气象、精神在书写中悄然浮动，取代了笔墨表象，涤荡着、感染着每一名欣赏者的心性和灵魂，气韵、神采、精神已经远远超出了书法本体之外。正如潘伯鹰在《中国书法简论》中讲到的：“书家以其全部生命的全副生活皆溶冶于书法之中，因之托赖于他所专精的书法，建立了他的不朽生命。”。孙伯翔先生以其一生的孜孜不倦，以生命的书写，实现了自己对人生和精神的彻悟与升华，神游华宇、自得清凉，这应该是书法的最高境界，是人书俱老、浮华褪尽的自然感应，也是我们学不来的。
所以，我对孙伯翔先生始终怀着一份崇敬，不是因为他满身耀眼的光环，而是因为他对书法的那份执着，因为他万般努力后彻悟的那份情怀和精神。
结语：一代宗师，精神永煦
我们不用质疑，孙伯翔先生无愧一代宗师，中国文联造型艺术成就奖、中国书法兰亭终身成就奖实至名归。他引领和成就了当代书法艺术碑学发展四十年，他的高度就是当代书法碑学发展的高度；他的高度、他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可以比肩清代中晚期的邓石如、赵之谦；他对于书法艺术的认知，很多时候虽然不故作高深，甚至用很浅显的道理轻松阐释，但很接地气、很实用，也一针见血。如他对“勤奋”和“酷爱”的认知；如他著名的“两蛋”理论，不该变乱变是混蛋，该变不知道变是笨蛋；如他对“由薄写到厚，由死写到活的”阐释；如“以生知之资，志困勉之学；用最聪明的头脑，从最笨处下功夫”的学书认知；对龙门造像和云峰山摩崖石刻中方与圆的辩证理解。等等，不一而足，观点总是那么鲜明而独到。没有高深的学术术语的造作和堆砌，却都是自己一生的笔墨追求的最真实的生命体验。
先生虽远行，精神将永煦。孙伯翔先生于当代碑学的开创性功绩，也必将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光辉灿烂而非常厚重的一道亮丽风景。
（作者：王炳学，1968年生于河北省南皮县小丈二桥村。学津书院创始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楹联书画院院士，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楹联学会副会长、教育委员会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天津市南开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沙孟海书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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