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前言
2005年9月25日早上6点多，天津市大批市民从四面八方赶到黄纬路抗震里小区，来为一位素昧平生的老人送行。当这位老人的家人捧着遗像走出家门时，前来送行的人早已经热泪长流。不少学生和市民举着老人的遗像，呼喊着“爷爷，一路走好。”
这位老人名叫白方礼，从小没有读过书，却在74岁之后，靠着一脚一脚地蹬三轮车挣下35万元，全部无偿捐献给多所学校，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而每一个试图对他了解的人，都会惊讶地发现，这位老人的个人生活近乎乞丐，私有财产账单上是一个零。
“这是我给娃娃们上学的钱，咋就不收？”
白方礼老人出生于河北沧县一个世代贫寒的家庭，由于家庭贫困的原因，白方礼无法改变出卖劳力生活的命运，13岁的时候就开始依靠打短工度日，没有能力上学，成为白方礼老人一生最大的遗憾。
1944年，刚刚三十岁的白方礼实在无法在家乡支撑下去，只好一路逃难来到天津，流浪了几年之后，白方礼当上了三轮车车夫，起早贪黑勉强度日。当时三轮车夫的社会地位低下，少不了受到权贵的打骂，再加上旧社会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白方礼一家终日食不果腹。
新中国成立之后，白方礼告别了被人歧视的生活，在天津市河北运输场当起了三轮车工人，他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家，还能供养他从20岁开始就守寡的姐姐。
虽然白方礼没有上过学，但他就是喜欢知识，尤其是喜欢有知识的人。因此对于孩子们，他从小就教导要好好学习，谁要学习不好，他就不高兴。 白方礼四个孩子中，有三个都上了大学，他的侄子也在他的帮助下上了大学。
在日复一日的操劳中，白方礼很感谢新社会带给他的好日子，眼看着大半生就要过去，他总想着再做些什么来回报社会。到了退休的年纪，白方礼不肯回家养老，靠着自己一副好身体，又到一家油漆厂补差。
1982年，白方礼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开始从事个体三轮客运，每天早出晚归攒下了一些钱。到了他74岁的时候，他琢磨着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他想着落叶归根，给城里的儿子儿媳腾腾地方，让他们一家人过点松快日子。
在家人的陪伴下，白方礼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河北沧县白贾村，他本以为家乡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想到这一次回乡的经历，彻底改变了老人的余生。
当时白方礼走在村里，发现大白天随处都能看到正在地里忙农活的孩子们，疑惑的白方礼问这些孩子们为什么不上学，孩子们回答说大人不让他们上。他又找到大人问为什么不让孩子们上学，结果大人们回答说没有那么多钱供孩子们上学。
白方礼听了心里十分难受，立刻跑到村里的学校，问校长收多少学费能让孩子们上得起学？结果校长苦笑着告诉白方礼：
“其实一年也没几个钱，不过就算有学生上学，也没有老师。”
白方礼老人这才恍然大悟，虽然改革开放之后，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自己的家乡还没有脱贫，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文化造成的。回想起自己这三十多年的经历，白方礼下定决心，一定要为村里的教育做些事情。
第二天天一亮，白方礼就翻身下床，从行李里摸出一个布包，打开之后是整整齐齐的5000元，这本是他给自己准备的养老钱。怀揣着这5000元，白方礼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宣布要将自己的养老钱全部捐给家乡办教育，自己继续回天津继续蹬三轮车。
家人们不忍心看老人继续受累，一致反对老人的提议，结果白方礼倔强地对家人们说：“我要给老家办教育，这事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都一样，我主意已定，谁也别抬杠了。”
当白芳礼拿着钱找到村干部的时候，村干部一听是他的养老钱，说什么都不肯收下，白方礼顿时发了火，将钱塞进了村干部手里：“这是我给娃娃们上学的钱，咋就不收？”
靠着白方礼捐助的5000元，再加上村财政的支出和募集来的善款，村里将教室进行了修缮，请来了老师，将村里辍学的学生都叫回来继续上学。学校里又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那是白方礼一辈子都渴望的声音。
“有我一天在蹬三轮，就有你们上学念书和吃饭的钱。”
回到天津之后，白方礼重操旧业，瞪起了陪伴他大半辈子的三轮车，此时老人心里的目标更加清晰，就是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让孩子们替自己完成读书的梦想。
最开始白方礼的孩子们以为父亲只是一时兴起，可过了一段时间后，孩子们发现有些不对劲，父亲越蹬三轮车越高兴，每天都将自己赚的钱清点一次，装在小铁盒中，还念叨着攒够了就给学校送去。
孩子们心疼老父亲，先是做思想工作，结果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见效。后来干脆在三轮车上做手脚，拔气门芯，弄断车链子，孩子们没少干，结果白方礼总是不动声色地修好毛病继续出车。最后在父亲的坚持下，孩子们不得不顺从了父亲。
家里人不愿意白方礼出去蹬三轮，和白方礼一起蹬三轮的同行最开始也“看不惯”他。别人拉活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而白方礼却是为了公益事业，还在车上挂起了写有“军烈属半价、老弱病残优待、孤老户义务”的小旗。
在同行们看来，白方礼这是“乱行业规矩”，影响同行们揽生意。为此同行们经常当着白方礼的面，就上手拔了他车胎上的气门芯，还笑嘻嘻地说帮白大爷“检查检查”。没想到白方礼一点都不生气，自己拿起车上的打气筒一个劲儿地打气。
有一次白方礼又“抢”了人家的活儿。当时一个乘客想找辆三轮车，由于和一个年轻车夫没谈拢价钱，迟迟不肯上车，白方礼推着三轮车凑过来，给了一个便宜价，乘客满意地上了他的车。
眼看到手的生意被抢去，年轻车夫自然不高兴，拦住白方礼和他理论，白方礼摆出自己的道理，结果年轻车夫恼羞成怒，一拳打在白方礼的左眼上，活儿没拉成，白方礼还进了医院。
年轻车夫被车站广场的管理人员狠狠教育了一顿，提着水果去向白方礼道歉，一边说一边哭，白方礼笑了笑，安慰年轻车夫说，年轻人爱冲动，以后可不兴再动手打人了。
后来这个年轻车夫成了白方礼的小徒弟，跟白方礼一起工作了好几年，还和师傅一起资助困难学生。但有个秘密被白方礼一直藏在心底，徒弟的那一拳让他左眼落下了病根，直到去世都看不清东西。
白方礼最初的几笔钱都捐给了区里的幼儿园、小学和养老院，用来改善这些地方的设施，后来一次和红光中学学生的偶遇，让白方礼将目光投向了藏族困难学生。
当时这些藏族学生每周都在老师的带领下外出义务劳动，白方礼了解到这些孩子们在天津的生活拮据时，找到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孙玉英老师，送上900元资助困难学生。孙玉英拿着这1角、2角、1元、2元组成的900元，看着老人热切的目光，她不忍心拒绝老人好意。此后无论冬夏，白方礼每个月都来送钱，有时赶上孩子们下课，总会簇拥在他身边，白方礼也总会嘱咐孩子们几句话：
“你们花我白爷爷一个卖大苦力的人的钱，确实不容易，我是一脚一脚蹬出来的呀，可你们只要好好学习，朝好的方向走，就不要为钱发愁，有我白爷爷一天在蹬三轮，就有你们娃儿上学念书和吃饭的钱。”
从1995年到1998年，白方礼以每人每笔50元的金额，累计资助了红光中学200多名藏族学生，直到他们高中毕业。
一年365天，白方礼没有休息过一天，为自己每月收入1000元的指标来“压榨”自己。他曾经在烈日下晕倒过去，也曾在大雪天摔到过沟里，他曾经因过度疲劳，蹬着车就睡着了，也曾在高烧的情况下，吃着退烧药照常出车。
更有不为人知的，由于年事已高，冬天他常常憋不住小便，棉裤总是湿漉漉的，他就垫上几块布照样蹬车挣钱。
“我干不动了，这是我给孩子们的最后一笔钱。”
1994年，已经81岁高龄的白方礼在一次捐赠仪式上，将自己一个冬天挣来的3000元全部捐给了学校，校领导代表全校300多名贫困生向他致敬。这一次捐赠仪式大大触动了他，他琢磨着缺钱上学的孩子这么多，光靠自己一个人蹬三轮也帮不了几个孩子。
第二天天还没亮，琢磨了一宿的白方礼敲开了儿女家的门，喝下一碗水之后，白方礼拍了拍身上的霜露，对孩子们说自己准备将老屋卖了，再贷点钱开个公司，赚钱支教：
“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白方礼支教公司’。”
“爸，您老看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儿女们早已经清楚老人的心思，也不再过多地干涉。
不久之后天津市长亲自给白方礼在火车站边划定了一小块地盘，全国唯一的“支教公司”正式宣告成立。开业之初，白方礼对自己雇佣的二十多名员工宣布：
“我们办公司要规规矩矩，挣来的钱不姓白，姓教育。所以，有一分利就交一分给教育，每月结算，月月上交。”
所谓的“支教公司”，最开始不过就是一个八平方米的小售货亭，给南来北往的旅客出售一些日用品，售货亭上面悬挂着南开大学献给老人的铜匾，上面写着“无私资助，志在其才”，让这间售货亭名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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