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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2012年，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受奖演讲，说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莫言讲了哪些故事？怎样讲故事？故事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些故事又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让我们走近善于讲故事的莫言。
酷爱说话和讲故事的管谟业，偏偏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 “莫言”。这首先是莫言对母亲谆谆教诲的致敬与回应。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因言获罪的风险让人不敢多说话，加之山东人民倾向踏实内敛的地方性格，编故事、“耍贫嘴”的莫言让母亲不喜且忧心，母亲希望他“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
其次，莫言以缄默为自己命名，一定程度上是对失语焦虑、禁言恐惧的自我警醒，同时也是对突破话语遮蔽、观照精神内省的自我期许。然而莫言讲故事的天赋与欲望却无法被抑制，少年时期少说了的话“都在后来的写作中，变本加厉地得到了补偿”。在言说与沉默的矛盾中，莫言最终走上一条讲故事的职业道路，声部繁复驳杂，声音高亢嘹亮、绵密聒噪，直至全世界都听到他的故事。
为什么做一个“讲故事的人”？莫言在述及个人写作动机时，在不同场合提供了若干不同的回答“文本”。概括下来，大概分为这么几种。
01
功利说
在家乡高密，莫言最深的体验是饥饿，他想通过写作过上一天三顿吃饺子的幸福生活，还想“挣点稿费，买一双皮鞋，买一块手表，回村去吸引姑娘们的目光”——庸俗但坦白，憨厚又可爱。当然，当莫言袒露这毫不高雅的原始动机时，他已然超越了起初的功利转向更为严肃的文学追求，可以轻松自我调侃。
02
孤独说
在讲究成分的年代，莫言家被划为中农，政治地位上相对边缘化；小学辍学更进一步隔绝了他和同龄人的交往，加剧失去群体归属的伶仃感；莫言游荡在空寂苍茫的荒野大地，在童年时期就体验到了深深的寂寞和孤独。而这孤独和饥饿一样，都成为他的创作源泉。
03
真话说
当莫言突破上述两种个体体验，他发现了自己真正的写作动机：穿越弄虚作假的话语体系，去“说真话”，“用小说的方式，表达我内心深处对社会对人生的真实想法”。
04
艺术创新说
伴随创作的深入，莫言文学创新的追求被进一步激发了，艺术创新的自觉意识转而成为推进其写作的新动力；而这种创新性，客观上冲击了粉饰现实的虚假文学，莫言与1980年代其他作家一道给当代文学开启了新气象。
讲故事的莫言，所讲述的既是中国的故事，也是世界的故事。
莫言的十余部长篇小说加上一百多部中短篇小说，事实上组成了一个讲述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的巨大文本。《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写出1900年以来中国农村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将现实批判与文化批判的笔触深入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批判官僚政治、权力腐败及国人意识结构的沉疴顽疾；2020年出版的《晚熟的人》更切近当下农村的现实百态，呈现商业化、全球化、网络化时代巨变中普通小人物的悲欢。
莫言作品集莫言所讲述的中国故事，首先是乡村与农民的故事。尽管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历史上首次城镇人口超过乡村人口，中国乡村逐步城市化已然变成现实，但了解、诠释中国，无法忽略乡土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现实。莫言说他是在社会文化的大书中受教育，其中最基本的教育来自家乡的乡村经验，以乡村作为文学想象和美学探究的场域及资源，对莫言来说是非常自然的选择。莫言将故乡经验与对中国的整体思考相融合，转化为作品中“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空间。“高密东北乡”不仅是莫言讲故事的背景，更因其特殊的文化意蕴成为独立的诗学意象。
现实中，很多国内外学者、翻译家或文艺爱好者到高密寻访“高密东北乡”，莫言破旧的故居挤满了游客，但最终人们多数失望，感觉上了莫言的“当”。事实上，“高密东北乡”虚实夹杂，在现实高密的基础上，莫言为之增加了更为丰富的景观和事件，以此来承载对民族历史及民族精神的开阔描摹和深度挖掘。“高密东北乡”是作家的文学想象和精神故乡，象征的指向是庞大的农村，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缩影。
活跃在“高密东北乡”之中的，是极具个性的中国农民。莫言写的多是边缘化的小人物，然而在辽远壮阔、粗粝荒蛮的乡野背景下，置于苍茫浩荡、剧变频仍的历史观照中，小人物在普通性和世俗性之外被赋予了传奇品性。《红高粱家族》系列力图从文化心理追宗溯祖，以土匪爷爷串联起的家族故事意 在重新确立乡野之民英勇尚武、野性不羁、自由奔放的精神传统；《丰乳肥臀》将母亲与乡土相互比拟，悲悯化地描写母亲与乡村遭受的历史苦难，更加彰显中国乡土和中国人民包容豁 达的品格和坚韧不拔的生存韧性；《生死疲劳》与《蛙》则更莫言：敏锐地抓住了中国人最为基本的两大诉求：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传宗接代、绵延子嗣的繁衍欲望，以个人本位视角代入农民既有认知，以此写农民从外而内的困境与痛苦。
莫言既理解农民的困苦也理解农民的局限，在苦难里写出农民的暴戾粗鄙、卑怯渺小，也描写他们的坚韧不屈与高贵伟岸，成功再现中国农民的群体复杂性和精神厚重性。通过对乡村与农民的复合性表达，莫言使“大地的精魂与地狱的苦难，都在其作品里以雄放 的姿态出现了”。同时，莫言也是面向世界讲故事的人。
在莫言寻找创作方向的过程中，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给了他启示。前者以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莫言，帮助他形成了以离奇魔幻反映现实、超越现实的文学逻辑，之后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以蒲松龄为代表的精怪想象相结合，发展成他虚虚实实、自由机动的叙事策略。而福克纳，则是莫言打造“高密东北乡”的精神导师。据莫言 说，他至今没有读完《喧哗与骚动》，但这不妨碍他已然从福克纳那里习得写农村和虚构地理的精髓。以此溯源，莫言讲故事的技巧方式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并不陌生。“高密东北乡”是世界地图上找不到的渺小角落，对于缺少中国经验的外国读者而言，莫言写中国农村一隅的故事，新鲜又陌生。然而，就莫言屡获国外文学大奖来看，题材经验的中国化和地方化显然未造成文学接受的障碍。相当程度上，这与莫言追求超越式文学观有直接关系。
他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是超越了党派和阶级的狭隘利益，超越了国家和地区的封闭心态；应该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用一种哲学的、宗教的超脱和宽容，居高临下地概括社会生活的本质，对人类精神进行分析和批判”。世界主义与探寻人类共同价值是莫言文学活动的基本态度，落实到创作当中，莫言切实践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规则，以个性而狭小的高密东北乡与广袤世界对话，“努力地想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我努力地想使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能够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这将是我终生的奋斗目标”。
超越是一种理想态度，文学活动客观上不免受现实牵扯，毋庸置疑，打动世界读者的预期与自我要求势必影响莫言。需要探寻的是，影响的性质及莫言的具体应对。有人说，莫言小说里有一个潜在的国际倾听者。激进批评者更尖锐地指出莫言描写中国落后愚昧、民众野蛮粗鄙、乡野原始浪漫，事实上落入“东方主义”的话语窠臼并迎合了西方的文化偏见。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在当前文化空前交融的时代背景下，莫言的创作在吸取世界性因素的同时自身具有超越性审美价值，因此契合西方阅读者，“让他们在莫言的文学中找到了自己民族或世界文学的偶像或经典”；另外，对于莫言所描写的苦难及落后，也应看到莫言“揭示落后与丑陋的同时，更着意于对于中国农民的生命的理想主义和生命的英雄主义的标举和倡扬”，在对话而非对抗的世界主义视野下，理解莫言所讲述的中国故事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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