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内卷的大环境下，再优秀的牛娃，也不免受鸡娃之苦、为竞争所累，更何况那些没有中基因彩票的普娃。本文作者，一个18岁的学生，在拿到心仪大学录取的同时，也回望了自己的求学之路。他坦言，自己之所以没有滑向厌学、痛苦乃至抑郁的深渊，多亏了父母。
文丨于博懿Alice 编丨Jennifer
18岁的我，对外滩教育的一篇投稿印象深刻。
最终，她虽然如愿考上了世界顶尖名校，但多年巨大的学业压力和家庭压力让她的身体和精神都开始不堪重负，最终不仅在大三时开始厌学恐学，身体也不支，大病一场。
图源《小欢喜》
看完这篇文章，我心里真是说不出来的难过。
我很同情这个姐姐的遭遇。相比之下，天赋和资质普通的我，却因为有父母的理解和包容，人生反而开始出现很多逆转。
回首我的成长和求学生涯，其实并非一帆风顺，甚至有点儿崎岖：
童年时期成绩吊车尾；
初中为尝试创业曾一度退学；
刚转轨国际学校时几乎门门挂科......
更不要说，青春期的我还比别人更多一重性别认同危机。
可以说，我的父母没有抽中基因彩票，反而在我成长的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关要闯。
在“鸡娃”的大环境下，我不仅没有滑向厌学、痛苦乃至抑郁的深渊，还能有今天的身心自洽，多亏了我的父母。
这个申请季，我顺利拿到了一所小而美的Top文理学院的录取。它虽然不是什么藤校或者顶尖名校，却是一所我非常喜欢、也非常适合我的大学。我对此心怀感激。
这所学校今年拒了好多SAT1570，托福115，IB44的学霸，而我没有夏校，没有竞赛，没有科研，没有高大上的奖项，唯一拿得出手的可能只有不足挂齿的桨板运动员经历。
我参加桨板运动
我时常在想，为什么看上去各方面都很普通的我，却能在众多优秀的申请者中脱颖而出？
细数这些年的求学经历，如梦一场。
灰暗中的一束光
我祖籍福建，出生在以鸡娃著称的魔都，打小没有什么过人的天赋和特长，因为身体原因，童年还一度陷入灰暗，成绩更是吊车尾。
作为一个在上海长大的外地孩子，从童年开始，我就见识到了一线城市的父母在鸡娃这件事情上有多么疯狂。
一年级时，在我连26个字母都背不出来，数都数不清楚的时候，很多上海小伙伴已经英语流利，精通奥数，琴棋书画无不在行；
在我好不容易熟练掌握拼音和字母表的时候，我周围的朋友们就已经各种十级、八级、小荧星、黑带了。
和北上广那些典型的鸡娃型父母不同，父母对我的期待并不会明显表现出来。
所以我一直没有感受到什么学习上的压迫感，更难得的是，他们能看到我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尊重我的梦想，并给予我相对个性化的发展空间。
这或许也和我的身体情况有关。
出生的时候，我就被确诊为先天性白内障，左眼几乎没有视力。一位医生和我父母说，只要一直遮盖我的右眼，我的左眼就会得到锻炼，并且有可能会恢复到正常视力。
童年的我和妈妈
因此在我的童年里，眼贴就一直陪伴我，导致我一度无法成为一个“正常的小孩”，也没有太多朋友：大家怎么会喜欢一个奇怪的“独眼龙”呢？
受到无视和孤立的我，对友情越是渴求，就越是容易变得暴躁。学习成绩也受到了影响，一度成为吊车尾的学渣。父母内心也十分挣扎：是否应该把我送进特殊学校？
整个小学，我一直戴着眼贴上学，成为了“独眼龙”。每天放学后再进行长达一小时的弱视训练。
就在校园生活灰暗，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父母开始对我进行一种特别的教育——户外运动。
要知道，那时候小升初竞争还很激烈，其他孩子都在疯卷补习班、兴趣班、才艺班，父母带我户外徒步，在大家眼里简直是一条不务正业的野路子。
然而他们坚信，比起补习和兴趣班，对我来说，去大自然里摸爬滚打，更加重要。这却成了照亮我灰暗童年的一束光。
为此，父母为我向学校请了长达一个月的假期。我们从青藏高原到呼伦贝尔，从哈尔滨到拉萨，我有幸用双脚去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和藏民在一起
每一里山路，我和父母背着行囊，用双脚一步一步走下来，或骑着马。晚上我们从不住五星酒店，而是学着如何搭帐篷，如何用户外炉煮面条吃。
我只有7岁的小小身躯，和一辆蓝色的山地自行车，在横沙岛却迸发出了比成年人还快的速度。
无论是在野外学会骑自行车的那个晚上，还是从马上摔下来的惊魂瞬间，都让我感到难以言说的骄傲。
童年在户外经历的磨练，不仅给我的童年带来了宝贵的回忆，也让我在野外和大自然中找回了自信。
我在马背上
回到校园后，我不再试图通过哗众取宠的方式来博取他人的关注，而是像开了窍一样，开始为别人提供方便，比如，我会教别的同学一起下棋，也会虚心向别人请教功课。
现在想来，当一个孩子在其他方面找到了自信、感受到校园之外还有更大的世界，或许他也会变得更成熟、更有底气。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在学校里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社交圈，包括友谊维系至今的最好的朋友。
自信和投入，也让我在学习上得到了回报。
有一次数学考试，我居然破天荒地考了班级第一。我至今还记得那一天，我拿着试卷回家，异常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我了我妈，她喜极而泣的模样。
必经的弯路
小学阶段的学习和生活逐渐走上正轨，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孩子的求学生涯就此顺风顺水。
印象深刻的是，初中二年级，我遇见了一个让我讨厌的数学老师，几乎让我对这门学科、乃至上学这件事，失去了兴趣。基于种种原因，我实在不愿意继续在学校待下去了。
我渴望“出走”。
可能是潜意识中，想要为“逃离学校”找理由，那段时间，我突然对创业这件事，有近乎疯狂的渴望。且从小到大，我经常听到父母聊他们的创业经历和商业模式，于是也开始幻想自己是个“商业奇才”。
图源Pexels
有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对父亲说，“我要从学校退学，尝试创业。”
这么幼稚不成熟的想法，没有换来父亲的一顿胖揍，反而是他的一通电话。
是的，他没有训斥我、反驳我，而是打电话到学校为我申请了退学；甚至还在家庭条件允许范围内，给了我少许创业启动金。
突然有了时间和钱，我却根本就不知道拿这笔钱来做什么，如何保证盈利。之前一个个看似经天纬地的宏伟商业计划，在真正要落地执行的时候，全都显得不堪一击。
想来想去，发现这笔启动资金刚好够买一台炒酸奶机。
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在上海，没有卫生许可的小商贩，但凡敢大张旗鼓，分分钟被城管制裁，我只好把摊子就支在小区楼下。
因为手法生疏，炒出来的酸奶也实在不敢恭维。当时正处于疫情，实在没什么人流，我忙活了一整天，有人路过就喊两嘴，嗓子也哑了，最后只卖出去了两份：我爸我妈一人点了一份，并且给了差评。
强行坚持了几天后，我赔得血本无归。这时，我才得出一个结论：创业不仅仅是凭一腔热血，更需要足够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经验。
由于缺乏对商业的理解，我根本无法敏锐地洞察到市场的需要，更别提更高端的营销手段了。
经历一段时间的挣扎后，我又找到父亲，坦言现在自己希望能重回校园。
图源Pexels
意识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再次回到学校，我发现学习上的挫折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克服。
我还对未来在大学里想要学习的专业方向，有了更感性的认识，比如，希望能更系统地学习商业和金融知识，丰富自己对经济、市场、营销和投资的了解。
回头看，站在人生迷茫挣扎的路口，看上去走了一条“弯路”，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我的内驱力。
轻装上阵
最近一次的重要转折点，应该是从体制内学校转到国际高中。
转校之前，父母和我进行过一次坦诚而深入的对话。
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没有给我设定什么“上名校”的目标，反而让我自己考虑清楚，是想继续走高考这条路，还是走留学。
在他们看来，如果我不想上大学，中考结束后转向职业教育，甚至直接辍学也可以。并非只有去了名校，才能有未来。
这可能和他们的人生经历有关。
我的母亲年轻时师从井柏然的化妆师，凭借过硬的技术，不仅在上海立足，而且收入比同龄大学毕业生都要高上了许多；
而我的父亲，年轻时拿着我爷爷给他的一笔小钱来上海，做摩托车生意，认识了他生命中很重要的挚友兼后来的创业伙伴（基本算是我的亲叔叔了），22岁靠自己的努力买下一辆小吉普。
他们都凭借天赋和另辟蹊径的努力，闯出了属于自己的路。
因此，对于我是否要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这件事上，他们完全尊重我的意见；如果能体验一下高等教育，丰富自己的阅历，他们认为也很好。
就这样，我勇闯天涯的父母，带着这个时代稀缺的松弛感，让我始终按照自己的节奏，寻找内心的渴望。
图源Pexels
可是，国际升学，毕竟有着完全不同于国内高考的游戏规则。我一个成绩并不出众的体制内学子，适应起来也有颇多困难。
记得八年级刚刚接轨国际学校时，我几乎没几门课是合格的；
我的英语水平在公办学校都算很差的，三年级才会背26个字母表，六年级还停留在How are you；更别提用英文理解晦涩难懂的生物学、历史学概念；
国际学校里的全英文授课，让我坐如针毡.....
当一个孩子的内驱力被唤醒后，在学习上爆发的热情和潜力是巨大的。
因为是自己深思熟虑，选择了国际教育这条路，我发自内心地想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每一节课，我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课，适应了一段时间后，尽管有不少生词和听不太懂的指示，但大体上也能理解个大概了。
我开始强迫自己说英语，发现自己竟然能够用自己可怜的单词库，拼成一句句完整的话。尽管我的语法依旧感人，但是已经可以日常交流。
在说英语这件事情中，我像是找到了某种成就感，此后一有机会就去和外教老师聊聊天，久而久之，无论是听力还是口语水平都突飞猛进。
就这样，我不仅逐渐适应了全英文授课的环境，校内GPA也逐渐攀升到年级靠前的水平......
我在校园乐队
国际学校里，从来不缺“卷王”。不过我发现，有不少同龄人优秀的背后，其实是被父母逼着，被迫往前跑。
我认识某个来自上海超顶尖国际学校里的超级学霸，父母对他的严密监控到了非常夸张的地步：
他几乎每半天都要报备自己的日程安排，偶尔外出参加社交活动也不被允许，手机里还被装了监管软件，父母可以随时看到他手机的使用情况和位置，还能禁止使用软件......
我很庆幸，在成长的道路上，没有所谓的“名校压力”，也没有父母对自己出人头地的期待。
甚至我可以在学业压力最紧张的时刻，敢于放下繁重的功课，和几个最好的朋友，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一面努力向前，一面松弛轻盈，这才是我所向往的姿态。
掌握自己的幸福
在内卷的大环境里，父母看似有些“异类”的教育，让我获得了非常难得的成长空间。
它让我有机会成为一个独立的、被尊重的个体，而不是刷题机器；我也很少和别人做攀比，而是更真实地做自己。
甚至，父母在陪我签约留学中介时也明确表示，“我们不需要过度包装，展现出真实的自我就好”。
我和妈妈
9年级时，我曾有机会师从全中国最顶尖的赛艇指导，进入国家甚至国际级别的赛事。我本来就有水上运动的底子，加上我训练又特别刻苦努力，所以只要我跟着他走，通过NCAA运动员的身份进入藤校，或许并非难事。
但是，在经历了几次训练后，我和父母就都意识到了一件事：我并不热爱赛艇这项运动。持续高强度的训练四年，进入大学后还要继续代表学校参加比赛，这并不是我想要的。
想通之后，我果断放弃了这次绝无仅有的机会，将有限的时间精力花在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社团活动上，比如针对视障者的志愿活动，组织女权和LGBTQ平权沙龙等。
或许正是这些看似含金量不高、小众，却发自本心的活动，让我在没有标化、竞赛、科研等“硬核项目”的情况下，敲开了心仪学府的大门。招生官看到了我，作为一个真实个体的热情所在。
求学之外，我的性取向，也得到了父母的尊重，他们为我铲除了积压在内心许久的大山。
大约在我初中时，我开始逐渐意识到，相比女孩，我还是更喜欢男孩子。这一发现对我而言，是痛苦的。
很长时间里，我对自己的性取向缺少接纳，一直认为自己是异常的，是变态的，是需要改变的。
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内心挣扎后，某一天，我很忐忑地试探性地和我的父母谈论起这个话题，并和他们坦白了自己是同性恋这件事。
图源Pexels
没想到，父亲在听完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波动，反而表示尊重，并且会像以前一样爱我，关心我，给我支持。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他担心我会被“羞耻感”所折磨，还带着我去见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希望通过专业人士的介入，帮助我接纳真实的自己。
而我的母亲一开始有些担忧。因为她的化妆师师父就是一位同性恋者，她知道在这个时代，性少数群体需要经历许多来自社会的压力和看似“不必要”的挑战。
后来，在父亲的劝说下，她也逐渐接纳并且尊重我的性取向。
父母还和我说，世界上有很多在各自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同性恋者，比如阿兰图灵，库克，以及我最喜欢的演员张国荣。因此，我无需因此陷入任何的自卑或者自我怀疑，只要继续走好自己的路就可以了。
他们的理解和尊重，给了我巨大的底气、自信和从容，为我抵御未来人生里，无处不在的歧视眼光和恶意言论。
同时，他们也让我越来越坚信一个道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和那一串冰冷的分数没有关系。
我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哪怕这条路上避免一些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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