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转到外交部门工作，他在外交战线10年的工作实践中，历来反对对外工作中的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主张礼宾工作要简单朴素，为了贯彻“勤俭办外交”的方针，他一直在奔走呼号。今天帝哥就来说说张闻天在从事外交工作时的一些故事。
1951年4月，张闻天出任我国驻苏联大使。建国初期，外交部对驻外人员的工资定得很高，张闻天上任后，马上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大幅度降低驻外人员的工资，而且要求带头从驻苏大使馆做起。中央很快同意了张闻天的请求，决定九级以上的驻外干部工资一律降一级，张闻天和妻子刘英都坚决执行了这一规定。
尽管降了工资，但张闻天的月薪仍有4000卢布，刘英的月薪为3000卢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张闻天平时生活俭朴，不讲究吃穿，也不抽烟喝酒，他日常唯一的开销就是买书和订阅报刊。在苏联的那几年里，张闻天和刘英一共攒下了12万卢布的工资，他们在回国后，将这笔钱全部交给了中央特别会计室，没有给自己留一分钱。
1954年底，张闻天改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他在离开苏联回国前，提出要组织使馆人员去列宁格勒参观访问，但他要求去的人必须自费。这个条件把许多人吓退了，因为当时苏联的旅游费用非常高，去一趟列宁格勒得花好几千卢布，最后经过报名和批准，只有使馆的研究室主任何方夫妇和武官吉合少将的夫人鄢仪贞与张闻天同去。
张闻天等人到了列宁格勒以后，发现在旅馆里开一个最低价的标准间也非常贵，鄢仪贞觉得很不划算，想要和何方夫妇挤在一个房间凑合一晚，何方拒绝说：“那怎么行呢？咱们是外交人员，得注意影响啊！”最后鄢仪贞只能自己单独开了一个房间住。
张闻天回国后，很快发现我国在外宾接待方面规格太高，比如要求群众夹道欢迎、请客送礼太滥太丰盛等，这样不但造成了过分的铺张浪费，也违背了国际惯例。张闻天曾公开批评这种现象：“这和援助外国、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样，都是打肿脸充胖子，我们要进行礼宾改革！”
不过当时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因为当时刚建国不久，我国要和外国使节搞好关系，多花些钱也是必要的。张闻天公开批评接待外宾花钱太多以后，周恩来对他有了看法，认为他有点偏重研究和务虚，对具体工作抓得不够，特别是对交际工作没兴趣，会见外宾不积极。
1957年，张闻天让外交部礼宾司起草了一份礼宾改革的方案，因为当时周恩来正在国外访问，他便报请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审批，陈云却说：“这是周总理管的事，还是等他访问回来再说。”
不久以后，周恩来回国，他在看了这份报告后很不高兴，于是在3月7日的一场酒会结束后，故意批评了分管礼宾工作的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周恩来是这么说的：“以后请客没钱了，就用我的工资！”
这场酒会张闻天没有参加，但大家心里都明白，周恩来的话其实就是在说他。贺龙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主动接过话说：“我的工资也可以拿出来。”
就这样，张闻天和外交部酝酿了好久的礼宾改革，只能束之高阁，直到70年代末，我国的礼宾规格才经过几次改革，逐渐固定了下来，大致与国际惯例接上了轨。
虽然周恩来对张闻天发了火，但这是因为他们看待外交问题的角度不一致才产生了矛盾，事后他们都没把这当成一回事，他们的关系依然不错。
1958年，中央决定由陈毅接任外交部长，中央曾考虑把张闻天调离外交部，但周恩来说：“张闻天同志在外交部搞得不错，工作仔细认真。”在周恩来的坚持下，张闻天仍然继续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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