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的步伐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节奏在前进。在我三野进行淞沪战役时，林彪率领的四野于1949年5月17日解放了武汉。
蒋介石在大陆残存的三大军事集团，汤恩伯集团已经被消灭大半，虽然还在上海作无谓顽抗，但已准备南逃；
西北的胡宗南和“二马”（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在我一野的打击下已转入守势；
华中的白崇禧像只泥鳅，一味避战，林彪从河南过来就没有正儿八经打一仗，武汉解放几乎是长驱直入。
但白崇禧绝非等闲之辈，在有序的撤退中藏有玄机。这个玄机藏在大别山。
在蒋介石的《应变计划》当中，大别山是其要建立的“敌后”游击根据地之一。白崇禧和林彪都把目光投向了大别山。
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西接桐柏山，东至张八岭。据说李白曾来此地游览，登上其最高峰白马尖（海拔1777米），见山之南北景色迥异，感叹曰：
山之阳山花烂漫，山之阴白雪皑皑，此山大别于他山也。于是就有了大别山之名。
这类传说不少，不可当真。比较可信的是地理学家的说法，因为它是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故名大别。
大别山地区东西长约380公里，南北宽约175公里，虽非富庶之地，却是战略要冲，控一山而三省震动，宁汉（南京、武汉）不安。因此，为控制大别山而发生的战争屡见不鲜。
国共两党在大别山共有三次大的战略较量。
第一次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1929年，我党在大别山地区发动了包括黄麻起义在内的多次武装起义，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发祥地。
立足于大别山的鄂豫皖根据地，是红军三大根据地之一。当时有“铜锣一响，雄兵八万”的民谣，可见群众发动之充分。
从大别山根据地，走出了两位共和国主席董必武（代主席）和李先念、一位共和国元帅徐向前、两位大将徐海东和王树声，至于上将、中将、少将约有数百名。
最著名的有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谢富治、洪学智等等，仅红安一县就出了7位上将。
鄂豫皖根据地的存在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其发动了四次大围剿。
由于种种原因，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没能打破敌人围攻。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红四方面军撤出大别山，一路战斗到了川陕。
这一次国共较量，国民党在大别山暂占上风。
第二次较量是1947年，刘邓大军从鲁西南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次，刘邓大军所吃的苦，甚至超过红军长征路上所吃的苦。
周围有重兵围困，山中有土匪武装袭击，部队完全没有后方，吃没得吃，住没得住。
据亲历者回忆，部队经常连糠菜也吃不上，好不容易搞到一点稻子，用手磨简单一磨，连壳带米一块煮了吃，弄得一个个严重便秘，死活拉不出屎来，无奈，只有互相用指头抠。
但是，这一次较量，国民党却失败了，并且败得很窝囊。
刘邓四个纵队，12万人，像一把斧头楔进敌人心腹，吸引了国民党上百万的部队，南边的不敢北调，北边的赶紧南调。
这就大大减轻了对我北方各个战场的压力，致使国民党在北面一败再败。
刘邓挺进大别山一改国共战略态势，标志着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到战略进攻。1948年，当刘邓从大别山出来投入淮海战役战场时，蒋介石这才发现上了毛泽东的大当。
头两次较量互有胜负，双方都付出了沉重代价。在蒋介石政权行将灭亡时，国共在大别山的第三次较量开始了。
不过这一次国民党已经派不出正规军，只能依靠土匪了。新中国成立前大别山啥都缺，就是不缺土匪。
武汉解放的当日，华中局和华中军区、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随之进驻。1949年5月20日成立湖北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兼政委。
按照林彪的指示。湖北军区第一次党代会提出了“以剿匪反霸、消灭境内残敌为军区下半年的中心任务。”
这次党代会后，湖北军区4个独立师全部投入剿匪，其中的一个重点目标就是大别山，于是国共展开了在大别山的第三次较量。
作为国民党的华中司令长官，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当然不会忽略大别山的战略地位。
然而，在1949年的上半年，他已兵力不济，处处告急，没有心思在湖广拼杀了，一心想保住老本回到广西。
然而，大别山就这么丢了吗？不！他要效法当年的共产党，建立鄂豫皖“敌后”根据地，在共产党的后方放一把火。
1949年3月，他的这个计划还在酝酿之中，就有人找上门来了。
此人乃安徽立煌县（今金寨）的大恶霸、土匪头子袁成英，他可以说是共产党的老对手了。
1929年黄麻起义的时候，他就是金寨县县长，民团司令，对红军战士和家属比国民党正规军还要残忍得多。
由于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一波接一波，红军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反围剿上，袁成英匪部虽经多次打击，但每次都逃到白区，瞅准机会又卷土重来。
红军长征后，他更是成了金寨的“常青树”“不倒翁”，一直当着县长。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是皖北保安副司令。因为皖北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他成了断线的风筝，便跑到武汉来背靠白崇禧这棵大树。
袁成英手下有4个自卫团、3个独立营，共5000余人，希望白崇禧委以军政官职，补充枪支弹药。
这正符合白崇禧的“敌后”游击计划，所以十分爽快地任命袁成英为立煌挺进支队司令，拨给步枪子弹10万发，电台1部，并批准他在武汉设立联络处，方便与长官公署的联系。
白崇禧虽然对袁成英十分器重，但他毕竟是个土匪头子，而土匪的特点之一就是有奶便是娘，这个人到时候能掌握得住吗？
所以，他给袁成英的番号是立煌挺进支队，这样一是限制了他活动范围，二是给将来委派其上级留下余地。他一直在考虑主持鄂豫皖游击大局的合适人选，他得用自己的人。
转眼到了5月中旬，林彪率四野大军迫近武汉，白崇禧眼看汉口将陷，急忙将长官公署从汉口的三元里搬到了长江南岸武昌市郊的博文中学。
15日，即武昌解放的前两天，白崇禧约了三个亲信来交代任务。
这3个人，为首者汪宪，河南固始县汪家老坪人，1927年参加国民党军队，1948年任河南第五专区少将专员，被我军俘虏，在俘虏学习班学习两个月后被释放。
刚被释放，他就违背了放下屠刀、洗心革面的承诺，跑回国民党军队，又当上了第92师师长兼河南第9专区专员。
结果是部队被打垮了，地盘被打丢了，跑到武汉来了。这当然不能责怪他的无能，大势使然也。
白崇禧看中了他对党国的忠诚，被俘了还跑回来，忠！同时还看中了他是大别山的人，也算是个地头蛇。
有这两个条件，白崇禧决定把经营大别山的重任交给他，在给他交底后，让他自己物色副手和参谋长。今天跟他一起来的樊迅、顾荧就是他给自己物色的副司令。
3人都是光杆将军，正为前途发愁。樊迅时为长官公署少将参议，一个闲职。
在博文中学，白崇禧简单听了听汇报，直截了当地说：“我派你们到大别山区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将来迎接总反攻。有什么困难，你们说说。”
3人回答：“报告长官，没有困难，我们都愿为党国效劳，至死不辞!”
白崇禧听了很满意，说：“对了！共军在江西，最初就是打游击起家的，所以才有今天。那时候，他们所处环境条件，比你们这次去大别山打游击困难得多。”
“目前，我们陆军虽然有些损失，但我们还拥有强大的海军、空军，更有盟邦的武器和经济援助，必要时盟邦会出面的，还怕消灭不了共匪!”
白崇禧又说，“你们去大别山打游击的条件太好了。”
民国时期湖北大别山麓村庄
说着突然让副官去查一查张相泽的126军过江没有，这个军因河南人多，本来是白崇禧准备留在大别山的，谁知副官告诉他，该军昨夜就过江了。
听此报告，他沉默少许，继续说：“你们到大别山后，要尽量收编武力，只要有人枪，没有枪有人也可以，两三个军的番号我可以给。有了成就，我派飞机空运弹药补充。”
他正式宣布命令，任命汪宪为“鄂豫皖人民自卫军”总司令（中将），樊迅为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少将），顾荧为副司令，马君慈为参谋处长（少将）。
那怎么安排前面那个袁成英呢？白崇禧任命他为第二副司令，仍兼立煌挺进支队司令，并兼任立煌县县长。
5月19日，化装后的汪宪和樊迅一行人带着“华中长官公署鄂豫皖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和“鄂豫皖行政公署”的关防、6部电台以及一大笔事先在上海伪造的中州票（我中原区发行的货币），前往立煌县。
6月1日，在县城南15公里处的七邻湾白水河正式挂出了总司令部和行政公署的牌子，开署办公。开张第一件事就是拉队伍。
民国时期的金寨麻埠街
本着有求必应的原则，凡是恶霸土匪武装要求封委的一概不予拒绝，汪宪一下子就委任了14个支队司令，8个独立团团长。
这些支队司令和团长中，大多是和袁成英一样的货色，在红军时期就与共产党作对，堪称反共老手。
他们掌握的土匪部队分散于大别山各地，汪宪的总司令部能够直接掌握的不到2000人。各部人枪多少全靠自报，没法点验。
汪宪向白崇禧报告有4万多人枪（实际最多时1.7万），对外号称“10万铁军”；白崇禧向国防部报告有七八万人枪，对外吹嘘为“20万游击大军”。
白崇禧先后3次派飞机给汪宪空投补给，计有电台2部、报话通话两用机12部和密码本，步枪子弹和迫击炮弹共20余万发（其中炮弹3000发）。
还有军用地图、药品、反动书籍和传单等。
白崇禧命令他们在9月修复吴家店机场，以便飞机直接降落。
汪宪在委派军职的同时，还委派了边区18个县的县长，县长再委派区、乡长，区、乡长再委派保、甲长。
国民党在大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武汉会战后，为第五战区所建。可惜，由于他们依靠的是恶霸土匪而不是人民，日本人一围剿就垮了。
日军在大别山实行“三光”政策，金寨县城被日军放火烧毁，茅坪镇561人全部被杀（1人侥幸存活）。
国民党的所谓游击队本来就是恶霸土匪，吓得再不敢打日本人，倒是学会了用日本人的残忍手段来对付老百姓，有的干脆就投靠了日本人。
从此，大别山人民受到日本人和恶霸土匪的双重压迫。国民党的所谓游击根据地也就偃旗息鼓了。
今天国民党的大别山游击根据地的性质，已与昔日完全不同，能站住脚吗？
日军在大别山扫荡国军
对大别山的匪情，鄂豫皖（当时安徽分皖北、皖南两个省级行署，这里指皖北）三省都高度重视，分别进行了清剿。
但是，第一，剿匪兵力不足，对土匪的威胁不大；第二，三省各剿各的，土匪来回流窜，你来我走，你走我回。
早在1949年6月4日，林彪和华中局在部署河南剿匪时，已经注意到大别山的土匪可能此剿彼窜的问题，在给中央并转华东局的电报中提出：
为了防止股匪此剿彼窜，在河南边境，有与安徽西部会剿的必要。因此盼华东局转令安徽西部区党委，与河南配合行动。具体配合方法拟请河南省委提出，与安徽省委协商。
这个电报提出了联合剿匪的问题，但考虑得还不周全。大别山剿匪涉及3个省和华中、华东两个大区，靠河南省委与安徽协商解决不了问题，没有湖北参加显然是不行的.
另外仅仅协商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有约束力的指挥机构。
事实上，河南与皖北不是没有协商过，但由于当时华东军区对剿匪还没有统一部署，各省或行署各剿各的，皖北的剿匪计划与河南没法衔接，只能作罢。
这一次，情况不同了，最主要的是毛泽东于6月26日发布了剿匪动员令。毛泽东的命令是全国统一行动的基础。
于是，华中局、华中军区再次岀面与华东局、华东军区沟通，拟成立跨区的大别山区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三省会剿，内定湖北军区副司令王树声挂帅，指挥机构设在湖北军区。
7月18日，就大别山区剿匪统一指挥问题，华中局和华中军区给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发电并报中央。
电文说：根据本月3日组织大别山区剿匪部署计划，决定8月20日左右开始。
为讨论对大别山区剿匪任务之具体执行，定由王树声同志主持，召开各分区负责首长联席会议。
为加强剿匪期间党的领导，组成鄂豫皖边区工作委员会，以王树声同志为书记，潢川、皖西分区各派1人为副书记
各该地区当前之地方党的工作除按各区计划执行外，该工作委员会有指导各地党委之权力，以配合军事清剿中恢复政权发动群众。
请华东局即转皖西分区将皖西区出席会议人员、出发时间及参加工委人选，（报）中央电告我们。
今天我们看到这篇电文时，也许会产生一个疑问：华中军区咋就指挥到华东军区去了？
不错，这是两个大区协调并报告中央后的结果。从这份电报，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共产党的一大优势，那就是全党一致，为了共同的目标，不分你的我的，你高我低。
这在国民党是不可想象的，老子的部队，凭什么听你指挥？老子的地盘，凭什么让你插手？
遇到类似情况，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对方是否是要借机火并我的部队，抢占我的地盘？
国民党所以败在共产党手下，原因很多，这是其中一条。
7月22日，华中军区正式向军委报告，“组织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及工作委员会，以王树声同志任司令兼工委书记”，得到批准。
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接到华中局和华中军区的上述电报后，立即转令皖北区党委和皖北军区执行。
皖北区委书记、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是曾希圣，一个担任过军委情报局长的老资格高干，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
第一，按照皖北剿匪先平原后山区的部署，部队正在皖北平原剿匪，一时抽不出部队来用于大别山；
第二，金寨等山区腹地在8月份正值青黄不接之际，部队进山粮食供应有困难。
因此，他们建议推迟统一进剿的时间，待山区新米上市时再进山围剿。
他的意见从局部来说是很有道理的，当时皖北行署首府合肥由于土匪猖獗，夜晚四门紧闭，根本不敢开城门。
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接到皖北的报告后，明确指出，大别山会剿是鄂豫皖三省的统一行动，局部应服从全局。要求皖北军区按照鄂豫皖三省联合清剿的需要调整原来部署。
那好，执行命令！但皖北军区即使改变部署，尽最大努力也只能抽出4个警备团和山区几个县大队参战。
华中军区对皖北的意见十分尊重，将会剿发起的时间由8月20日左右推迟至9月上旬。
在8月10日召开的剿匪会议中，王树声做了长篇报告，对会剿做了全面部署。
他指出，一定要提高对剿匪的认识，“不剿匪就要犯战略上历史上的错误，就是对人民犯罪！”
在指出了大别山区“以内的广大乡村，土匪封建势力仍占统治地位”的严峻现实后，他说：
“大别山具有一个历史特点，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虽经几进几出，革命武装斗争从未中断，敌人争夺亦从未放松。”
“故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及革命传统，国民党反动派也同样有它反革命的一套经验和遗留下来的反革命坚决分子。”
这个结论是从他的亲身经历中得出来的。
王树声1926年入党，1929年黄麻起义，他是领导人之一，先后任鄂豫皖边区红4师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
我党我军在大别山的头两次较量，他都是亲身参加者。红军时期反围剿，最后撤出鄂豫皖，与其说是敌人的胜利，不如说是“左”倾路线葬送了苏区。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他再次参与了根据地的创建，担任鄂豫军区司令员，淮海战役前主动撤出大别山。
诚如他在报告中所说的，我们在大别山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敌人也在大别山积累了丰富的反革命经验。
此次他三进大别山，与头两次正好掉了个个，头两次是反围剿，这一次是要围剿。
敌人现在留在大别山的都是铁杆反共的顽固分子，有丰富的反围剿的经验，而我们还缺少围剿的经验。但是，把反围剿的经验反过来用，不就是成功的围剿战术吗？
在这次会议后，确定了鄂豫皖三个分指挥部的参战部队和领导人名单：
梁从学
东线指挥部，指挥长梁从学（24军71师师长）、工委书记兼政委何柱成（71师政委），参战部队为三野第24军71师、皖北警备第1、第2旅及地方武装；
北线指挥部，指挥长胡继成（42军126师师长）、工委书记兼政委何善运（126师政委），参战部队为四野第42军126师（欠1个团）及潢川军分区部队；
南线指挥部，指挥长傅春早（湖北独3师师长）、工委书记兼政委李庆柳（独3师政委），参战部队为独3师及黄冈军分区部队。
从上述部署上看，东线投入的部队最多，一个师两个旅再加上地方部队。
这一方面是因为汪宪的大本营设在金寨，是进剿重点；同时也反映了华东军区对鄂豫皖剿匪指挥部的全力支持。
8月17日，华中军区正式下达《鄂豫皖边区剿匪计划》，把进剿开始的时间定为9月10日。
华东军区虽然不负责大别山剿匪行动的指挥，但也在考虑这次行动包括各种细节在内的方案。
8月17日，他们还没有看到华中军区的上述计划，感到进剿开始的时间不宜过晚。
因为9月正是大别山秋粮上市时节，如果晚了，敌人就把粮食抢走，坚壁清野，我军进入后就会面临无粮可征的窘境，后勤供应就会发生困难，以致因此而站不住脚。
因此，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副司令员粟裕等于8月17日给皖北军区和24军领导发电，提岀大别山剿匪应提早发起。
华东军区的意见很快转达到华中军区，被欣然接受，王树声决定，把进剿发起时间定在9月5日，并下达了相关命令，要求所有参战部队于8月底到达指定位置。
王树声出发前一天，华中局第三书记、华中军区第二政委邓子恢打电话让他去汇报。
邓子恢是闽西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特别是农村工作的经验。在听取了王树声的汇报后，他说：
“别的我不说了，大别山的情况你最熟悉，一切由你机断处置。大别山人民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盼望我们赶快去解放。关键是要快，要彻底！”
说道：“要快，要彻底”时，他加重了语气。最后，他嘱咐王树声，有困难多向先念同志请示。
李先念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在筹备建立鄂豫皖剿匪指挥部时，正逢省委、军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
李先念在会上大讲剿匪，要求“将一切能动员的力量都动员上去，我们的部队更应该全力以赴”。
“剿匪并无别的秘诀，就是依靠群众，正确执行政策，加上我们的决心坚决，土匪就能够肃清；如不坚决，必一事无成；坚决是成败的关键，有了决心就会有办法。”
南线指挥部的指挥长傅春早就是李先念点的名。他本是孝感军分区司令员，突然接到通知，李先念要找他谈话。
他一大早就从孝感赶到了武昌，李先念请他一起吃早饭，边吃边通知他：“组织上决定你代替拟调地方工作的张体学同志，任独3师师长，带部队上大别山剿匪。有什么意见吗？”
“没意见。”
“现在大别山土匪猖獗，还不是中高级干部都进城的时候。土匪不灭，就谈不上巩固后方，就没法有力支援前方，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你肩负的任务很重很光荣啊！”
傅春早是大别山的儿子，对老首长的这番话体会尤深。大别山既是养育他的地方，也是他踏上革命道路的起点。自打参加红军，他就在大别山反围剿；
1947年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19旅旅部组建鄂豫军区第3分区，他任副司令，在大别山打了20多个月游击，孝感解放才走下山来。
傅春早
在孝感屁股还没有坐热，就又要上山了。他对这次任务充满了激情，这是给家乡人民一个必须有的交代，是献给新中国的一份必须有的礼物；
他同时也充满了信心，独3师是他的老单位，虽说改成了地方部队，其实还是二野的老底子，3个团分别来自1纵、2纵、6纵，有很强的战斗力。
告别李先念，回孝感简单交代了工作，他就急匆匆地赶往独3师的集结地罗田县的滕家堡。
1949年8月底，南、北、东三面的剿匪部队进入指定位置，9月5日按预定计划同时发起进攻。
首先是捣毁汪宪的指挥部，从三面向金寨作向心攻击；紧接着分片剿灭股匪。
所有方向的部队都分三线配置，第一线为进剿、追剿部队，第二线为驻剿、截剿部队，第三线为封锁部队，负责控制进出围剿区的水陆交通，主要由县、区武装和民兵担任。
精心组织的向心攻击阵势很大，而收效很小。9月7日，我多路部队攻进其主要巢穴之一的金寨镇后，仅俘获土匪80余名，缴获步枪数十支和机枪1挺。
土匪到哪里去了呢？分散隐蔽了。找不到土匪令人恼火，夜间遭袭击更令人恼火。
71师213团1营进攻金寨县城东北的杨家滩，没放一枪就进去了，却没有任何战果，而当天夜里突然枪声大作，土匪偷袭来了，待我组织反击，土匪又销声匿迹了。
次日清晨，部队发现西南方山上有土匪活动，营长组织两个连配属重机枪和60炮，发起进攻，土匪却像猴子一样穿越丛林逃之夭夭。
我立即展开追击，追了半天，土匪影子也没见一个。明知道土匪已经被我围在网里，可就是抓不着，急啊！北线、南线部队也遇到类似情况，剿匪暂时陷入被动局面。
显然，土匪是要用我们当年对付敌人的那一套游击战术来对付我们。对此，鄂豫皖剿匪指挥部虽然早有准备，但没有料到汪宪一开始就来这一套。
大别山剿匪最初的结果报到林彪那里，林彪皱着眉头，在司令部里闭门不出。
在四大野战军的司令员中，林彪是剿匪经验最多的一个。东北的土匪那么厉害，而且当时处在敌强我弱、敌攻我守的情况下，不过花了两年的时间就把土匪基本剿灭了。
现在，面对四野大军压境，林彪原来以为土匪无论如何总该正面抵抗一下吧。汪宪所以连正面抵抗的一仗也不打。
林彪想，不一定是他不想打，而是因为他没法统一调动各自为政的匪部。这些匪部各有各的地盘，他们只是要他给的番号、官职和提供的武器，而不会老老实实听他的指挥。
土匪最关心、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地盘，他们所以能够在其地盘中自由行动，最主要的原因是群众慑其淫威，不仅不敢告发，而且被胁迫为其办事。
解放军来了，为啥还那么胆怯呢？因为你是飞毛腿，你一走，这里还是土匪当家。
当年红军走了，恶霸土匪回来杀红属，杀得血流成河；刘邓大军走了，恶霸土匪回来，又是一次血流成河。
大别山人民流的血太多了，吃的苦太多了，见得也太多了。谁知道你们这次是不是又当飞毛腿走了？
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光是挑水、扫地、搞助民劳动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扎根的行动。
林彪指示王树声，剿匪部队留部分人马采取分片包干，实行清剿、驻剿、追剿相结合，另一部分开始养猪种菜，搞农副业生产，让老百姓知道，解放军这次来了就不走了！
这一招比机枪大炮还厉害，很快收到效果。头一个星期，三个方向共俘获土匪1500余名，但还没有大的匪首，最大的只是副团长。
不过，这已让汪宪吓破了胆，预感照此下去，他就可能藏不住了，急忙给白崇禧发电求援：
“共军攻势十分凶猛，弟兄们士气消沉，民心观望，如国军短期内不能反攻占领武汉，卑职恐难潜伏于大别山。”
由于信息闭塞，汪宪还不知道，我四野和二野一部已于9月13日发起衡（阳）宝（庆）战役，白崇禧已撤回广西去了。对衡宝的4个师他且见死不救，哪里还谈得上反攻武汉。
诚如汪宪所预感到的，他的末日确实要来临了。9月下旬，东线71师213团1营1连在搜山时捕获两名散匪，经审讯发现，他们分别是汪宪司令部的报务员和译电员。
但两人不知汪宪的下落，只知电台被交给了一个叫段长胜的参谋，让他藏在家里。
段长胜人在何处？家在哪里？一概不知。线索似乎要断了，没想到在助民劳动中群众把这条断了线接上了。
3连官兵在帮群众收割水稻时，无意中说起匪参谋段长胜，一老汉告诉他们，附近山上有户人家姓段，听说他们家有个儿子在外面当土匪，不知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次日一早，一个放牛娃来报信，说他在放牛时亲眼看见段长胜的爹往山上送饭。连队立即派排长周小贵带领4班，由放牛娃当向导赶往段家。
段家老子见没法逃走，便使出李代桃僵之计，把他家的哑巴长工当段长胜交给了小分队。
哑巴怎么能当参谋？老家伙辩称，正因为他是哑巴，不会泄露机密，汪宪就选中了他。老家伙指天发誓，愿用脑袋担保，他就是儿子段长胜。
周排长看其长相与老家伙挺像，决定先带回去再说。路人见状，议论说，这哑巴在段家做长工十几年，解放军抓他干啥？周排长发觉上当，立马返回段家。
老家伙正在收拾东西准备逃走，见诡计暴露，他一把鼻子一把泪地呼天嚎地：“我有罪，你们枪毙我吧！但我真不知道儿子在哪里呀!”
装得挺像，气得战士差点给他一脚，被周排长制止。他索性坐下来，耐心给他讲政策：
只要主动投降就可以从宽处理，如果能帮助部队抓到汪宪，就算是立功，不仅可以赎罪，还可以受奖。
听着听着，老家伙将信将疑地问：按你们说的做，真的可以不杀头吗？周排长说，解放军说话算活。老家伙终于开窍了，答应马上去把儿子找回来自首。
果然，当天下午段长胜带着电台出山投降了。但是，他也不知道汪宪的下落，汪宪给他指令是通过情报员汪清堂传递的。汪清堂是谁？汪家冲的大地主。
3连连长李桂华带领2排分两路直扑汪家冲。将到汪家冲时，李连长碰到一个老头，便向他打听汪清堂的家在哪里？
老头一听脸色骤变，但很快镇定下来，含糊地回答“就在前面”，“那就麻烦你带带路”，他随手一指说，“就在前面不远，你们还是自己去吧。”
李连长以为他是害怕汪清堂，和气地说，“老人家，别害怕，只要把我们带到他家门口，你就可以走了。”无奈之下，老头只好带着部队进村。
一进村，就听有村民小声议论：“汪清堂怎么跟解放军在一起?”“莫不是被解放军抓起来吧?”李连长一听，闹了半天，这老头就是汪清堂啊！
正色道：“你就是汪清堂，为什么骗我们？”汪清堂无言以对，吓得像筛糠。
李连长接着说：“告诉你，段长胜已经投降了，你给汪宪传递情报，罪行不轻，再不立功赎罪，恐怕就没有人能救你了。”
汪清堂的防线彻底垮了，只好坦白交代：“汪宪经常换住的地方，只有他老婆知道在哪里。”“他老婆在狮子口，隔着好几座山，路很难走。”
“走！带我们去找！”由汪清堂带路，李连长一行来到了狮子口。汪清堂指着半山腰的一个窝棚说，就是这里。
部队当即包围窝棚，排长周小贵第一个冲进去，只见一个黑不溜秋的老女人在烧火做饭。
见到解放军，她顿时浑身发抖，问他话，她就知道“啊一啊一啊”。见鬼，难道又遇到个哑巴？周排长在段长胜家上了一当，现在不能再上当了！
堂堂国民党中将司令的夫人，会是一个哑巴？会是一个村姑？这次我得瞧仔细了。
嘿！周小贵瞧出来了：她的化妆术实在不髙明，脸用锅底灰抹黑了，脖子却是白白净净的，手也是细皮嫩肉的。他猛地大吼一声：“别装了！你就是汪宪的老婆。”
那女人一看被识破了，大哭不止，边哭边嚎叫“这下可完了啊，完了啊!”
汪清堂从旁劝道：“汪太太！山上是呆不下去了，你还是快说了吧！”李连长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布告，耐心地给她一条一条讲政策，可她还是一个劲儿地哭。
周排长火了，对战士说：“来！先把她送到县里关起来再审！”这下她才停止哭泣，开口说话了：“长官如果能对汪宪不打，不吊，有饭吃，我就交代。”
在得到承诺后，她说，“我不能亲口出卖我丈夫，还是让汪清堂带你们去吧！”看来她还挺守封建妇道的。
她在汪清堂耳边悄悄说了几句，汪清堂就带路出发。好一个僻静的所在：在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谷深处，有一瀑布，水声如雷。
汪清堂指着瀑布说：“就是这里！”
人能藏在瀑布中？原来这瀑布后隐藏着一个山洞，汪宪和及其10多名随从就藏在其中。
这个地方，要没人指点，神仙也想不到啊！后面的事不言自明，被堵在洞内的汪宪投降了。这一天是9月30日，即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前一天。
汪宪很顽固，起初死不开口，但经过剿匪部队的政治攻心，终于交代了其副司令樊迅等人的藏身之处，并且给部下写了劝降信。
樊迅的随身小司令部设在后山一间茅屋里，丁以元副指导员率部连夜将其包围。正在睡觉的樊迅和马君慈成了俘虏。
那么，汪宪匪部的另一个副司令袁成英呢？他可是金寨县的实权派。说来也是英雄气短，昔日威风八面的土匪头子，四五千人马前呼后拥，如今竟成了孤家寡人。
他藏在金寨县城以南20公里的天竹山。天竹山是大别山最高的山峰之一，植被茂密，人迹罕至，在其南坡有一个极其隐蔽的石洞，洞口很小，但里面有三四间房子大。
袁成英就住在这个山洞里，身边只剩下他的儿子和一个族弟。床是竹子和树枝搭起来的，下面垫的麦秸，这只丧家之犬对住可以不讲究，却还要享受口福。
在他的床边的火塘上煨着三只瓦罐，一罐是大米饭，一罐是红烧肉，一罐是冰糖葛粉。这天，他正在享受美食，未想到洞外传来“缴枪不杀”的喊声。
还没等他掏家伙，解放军战士就冲了进来，一下将他按住，捆起，然后像牵狗一样地牵出洞外。
活捉袁成英的是71师213团2营5连3排的两个班，排长叫吴少华。
那他们又是怎么知道袁成英的藏身处的呢？是一个山民提供的线索。
这个山民告诉部队，听说有个叫“袁司令”的土匪在东南山脚下的一户人家住过。这户人家的户主是周宝贵，是袁成英的耳目之一。
周宝贵见已无法蒙哄过关，害怕将来罪加一等，于是全招了。
至此，金寨县境内的“鄂豫皖人民自卫军”总部被彻底摧毁，司令汪宪、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樊迅、副司令兼“立煌挺进支队”司令袁成英、参谋处长马君慈等主要匪首全部就擒。
活捉汪宪的时间是1949年9月30日，活捉樊迅等人的时间是10月上旬。
这个战果是大别山东线剿匪部队献给新中国的一份厚礼。华中军区和鄂豫皖剿匪指挥部分别给71师发了嘉奖令。
大别山剿匪原计划用半年，目的是消灭股匪，抓获汪宪等匪首，这个任务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完成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