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某天，已经担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处长、办公厅厅长的文强，收到了好友兼同学的杜聿明的一封亲笔信。

杜聿明信中言辞恳切，邀请文强出任即将组建的徐州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

文强接了信后，犹豫再三，自思自己在后方坐冷板凳，倒不如去前线作战部队舒服。

要说起来，文强与杜聿明并无很深的交集，杜聿明从黄埔毕业后即入军职，是按部就班一步步走上来的。而文强则在大革命时期便加入过中国共产党，阴差阳错脱党后被戴笠吸收加入军统。

双方之所以有交情，还是源于抗战后。

军统当时在东北设立了办事处，文强主事，不可避免的与时任东北保安司令的杜聿明产生交集，文强办事老练，又不似别的特务那样爱打小报告，因此杜聿明对文强格外赏识。

之所以要请文强来，主要是因为杜聿明对时任徐州前进指挥部参谋长的舒适存不信任。因为舒适存原来和彭老总是同学，还曾担任过彭老总的红三军团总指挥部参谋处作战科长（土地革命时期被俘）。

舒适存后来直接就撂挑子不干了，文强后来又担任了前进指挥部代参谋长。

不过，文强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会由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

文强在离开湖南前，程潜便劝说他，此去当心当俘虏，文强那时还没太当回事儿。

程潜与文强的父亲关系不错，对这位子侄后辈一直很不错，当年文强意外脱党，也是得程潜帮助，才得以履军职，文强后来想脱离军统，也是得这位前辈的帮助。

可唯独这一次，文强没听这位长辈的劝说，欣然赴任徐州。

只是到了徐州以后，文强不免有些后悔。

当时徐州整个摊子“士气低迷“，根本不像是要打大仗的样子。

几个月前，蒋介石撤销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设徐州“剿总”，对徐州“剿总”司令的人选一开始有两个，一个蒋鼎文，一个刘峙。

蒋介石权衡再三，最终选择了刘峙，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可忽略历史的高度辩证的看待问题，刘峙竟然是最好的选择，参谋总长顾祝同后来给出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解释：

“徐州剿总的人选，我们考虑过两个人，刘经扶（刘峙）和蒋铭三（蒋鼎文）。蒋铭三夜嫖日赌，不理公事，比较起来还是刘经扶好些。”

考虑到刘峙确实平庸些，蒋介石把在上海养病的杜聿明重新启用，出任刘峙的副手，希望能用这种老少搭配的方式，改变前线不利的态势。

不过，就在蒋介石重组徐州剿总班子时，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就给他带去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

济南战役期间，杜聿明还负责指挥徐州的几个兵团北上救援济南。

济南解放后，国民党军统帅部判定，华野南下是必然的定局，徐州形势不容乐观，徐州一旦失守，南京也面临威胁，就在蒋介石束手无策之际，杜聿明提出自己主张。

“要打开国军到处挨打被消灭的危局，必须争取主动，先发制人。”

杜聿明先发制人的计策是放弃开封、商丘、郑州等地，集中全部主力于徐州，然后北上山东，先击破我华东野战军一部分，振奋士气，并佯攻济宁，吸引我军来援，等到歼灭我援军后，伺机收复济南。

另外杜聿明还提了第二套备选的方案，即弃守徐州，严格遵循守江必守淮的战略。

本来文强对守徐州并没有太大的信心，但他不通军事，他听杜聿明提到出击山东的作战计划后，还好奇地问了一句：

“共军新胜，士气正旺，我们凭什么敢对济南发起反击呢？”

杜聿明耐心的跟他解释：

“（华野我军）经过大战后一般要休整一到两个月，尤其像济南攻坚这样消耗较大的战役，没有一两个月是缓不过来的。而国军在徐州附近集结了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刘汝明等兵团，在济南之战中并未受到什么损失。以全力之军对付疲惫之师，国军自是有胜无败。”

文强心下大安，不过他也没想到，杜聿明当时心里其实也没多少底，不过是强装镇定，这个心理状态一直到杜聿明后来被俘撰写特赦材料时才由他亲口说出来。

当时，刘峙考虑了这个方案后，认为不妥，他觉得给徐州留下一个绥靖区的兵力防守太少，万一徐州有失难以交代，于是杜聿明做了微调，把冯治安的部队调出徐州，另以李弥兵团来防守。

尽管这个决定看起来正确，但从后来看确实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在淮海战役期间，冯治安部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在淮海战役中起义，打开了华野直攻黄百韬的通道。

本来这个计划看似还不错，但国民党内部相互扯皮，谁也不肯担责任，都等蒋介石来拍板决定。

好不容易走通了流程，杜聿明正打算施行，却被蒋介石一纸调令调到了东北。

原因无他，因为辽沈战役开打，东野已经解放了锦州，沈阳、长春危在旦夕，杜聿明只能被拉去当“救火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