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12日，一份名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的文件，经过高层的深思熟虑和审慎批准，迅速传遍了整个中国。
这份文件的发布，标志着全国范围内一场声势浩大的“除四害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当时，所谓的“四害”主要包括了老鼠、苍蝇、蚊虫以及麻雀。
在这四种害虫中，由于麻雀的个头较大，活动范围广泛，且易于被人们察觉，因此“打麻雀”的运动尤为引人注目，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公共卫生行动之一。
从1958年3月起，这场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手持各种捕杀工具，对麻雀展开了全面的围剿。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前8个月内，全国就成功捕杀了高达2.1亿只麻雀。
随着运动的深入，12月又掀起了一轮新的“战役”，麻雀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一度面临灭绝的境地。
然而，随着运动的持续进行，人们逐渐意识到麻雀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
麻雀作为食物链中的一环，对害虫的控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过度捕杀麻雀导致害虫大量繁殖，给农作物和树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1959年春，上海等城市的树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虫害侵袭。人行道两旁的树木叶子几乎被害虫吃光，景象触目惊心。
这场生态灾难让人们深刻认识到了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打麻雀”运动的合理性。
随后，政府及时调整了政策，停止了“打麻雀”运动。这一举措有效地遏制了害虫的进一步蔓延，也挽救了濒临灭绝的麻雀种群。
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调整，麻雀的数量逐渐回升，生态系统也得以重新平衡。
如今，距离那场轰轰烈烈的“打麻雀”运动已经过去了65年。然而，当我们回首那段历史时，仍然会感到难以忘怀。
全民动员“打麻雀”
大规模的打麻雀运动，其源头可追溯至四川这片山林茂密、鸟类繁多的土地。
四川的自然环境为各种鸟类提供了丰富的栖息地和食物来源，麻雀也不例外，成为当地数量众多的鸟类之一。
当全国性的“打麻雀”指示下达后，四川迅速响应，并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这场运动的先锋。
四川地区为了确保打麻雀运动的顺利进行，制定了严格的标准：
1、所在地区和单位必须实现“三无”，即无麻雀窝、无麻雀飞、无麻雀叫。
2、城镇各处全天看到麻雀数量两只以下者，虽算“基本无雀”，但并不能算作合格。
这些标准的确立，使得打麻雀运动有了明确的目标和评估依据。
最初，人们采用各种传统工具和方法来驱赶和捕杀麻雀，如竹竿、红旗、鞭炮、石子、弹弓等。
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人们发现这些方法的效果并不理想，麻雀依然顽强地生存着。
直到四川郫县的一位名叫“穆青云”的农民，向组织提供了他的独特经验：
他分享说，每年为了防止麻雀吃秧田的谷种，他们时常派人守候，吆喝着驱赶麻雀。只要让麻雀持续飞行，不给予其停歇的机会，麻雀便会因体力不支而跌落地面。
后来，这一经验引起了指挥部领导的重视，他们迅速组织当地的民众进行试验。果然，这种方法效果显著，成功地将大量麻雀驱赶至地面，为捕杀工作提供了便利。
随后，指挥部将这一方法推广至新繁县，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当时，峨眉电影制片厂还特意拍摄了一则新闻纪录片，将四川捕雀的成功经验推向了全国。
纪录片中展示了四川人民如何运用智慧和创新方法，成功地开展了打麻雀运动。这一纪录片的播出，不仅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热情，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很快，在全国性的打麻雀运动中，各地纷纷效仿四川的经验，采用各种手段和方法来驱赶和捕杀麻雀。
街上、院子里、树上、房上，到处都站满了人，他们手持竹竿彩旗，敲锣打鼓，威声震天。鞭炮齐鸣、呼喊不停，弹弓枪支发射不休，形成了一幅壮观的画面。
甚至还有很多稻草人也加入了“战斗”，它们被放置在显眼的位置，用以吓唬和驱赶麻雀。
为了能够迅速、彻底地消除麻雀这一被视为粮食生产的巨大威胁，全国各地在动员力量上展现出了惊人的规模和决心。
在四川邛崃县，麻雀被定性为“头号敌人”。为了将其一举歼灭，全县被精心划分为1945个战区，每一个战区都配备了专门的行动小组。
数据显示，那场行动动员了超过21万的群众，他们纷纷响应号召，积极投入到这场特殊的战斗中。
青岛也不甘落后，他们动员了一支由56万人组成的“灭雀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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