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在我国东北设立大本营，源源不断的兵力被派往我国，在伪满洲政府的统治得到巩固之后，战争的车轮开始向华北地区转动。
至1936年，华北重镇北平三面被围，东有汉奸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1.7万伪军，北有携“九一八”事变之威的日本关东军，西北面的察哈尔还有伪满军四万余人。
如此一来，连接南方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唯一的出路。卢沟桥位于河北宛平县境内，和平汉铁路遥遥相对，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长城抗战失败后，国民政府退出华北地区，巨大的权力真空被以对日作战坚决而著名的29军填补。在控制了华北最富裕的平津地区之后，29军迅速发展，拥兵十万，轻武器已经可以和日军一线联队相比，甚至还有富余。
为了将卢沟桥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驻守北平的37师师长冯治安于1936年春天，将作战勇猛的219团第三营派往宛平，负责卢沟桥和宛平的防卫工作。
图 | 卢沟桥上的中国守军
三营的营长叫金振中，幼时家境贫寒，24岁参军，在张自忠任校长的“西北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后，从排长做起，屡立战功，逐步升为营长。
接到调防命令后，金振中一时陷入两难之地。
当时的国民政府仍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29军最高长官宋哲元也主张暂时稳住局势，不能和日军发生冲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军挑衅日益频繁，态度日益嚣张。
军人的直觉告诉金振中，北平定不能永远太平下去，而日军若要侵犯北平，则必先拿下卢沟桥。
金振中不害怕打仗，他怕的是，若自己调防卢沟桥，待日寇来袭，战则违抗上级命令，不战则担负将卢沟桥拱手相让的民族罪责。
何去何从，金振中进退两难，他反复思考，终究没能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孟子的选择。
“宁可牺牲个人的小小职位和短短的生命，也绝不辜负举国同胞殷切期待抗日的热潮。”这是金振中准备接防宛平和卢沟桥后所抱定的决心。
图 | 金振中
移防宛平后，金振中加紧部队的训练，一方面不断进行军事演习，模拟日军进攻时的情景，以便真到了那一天部队能够及时作出反应。
另一方面，金振中很注意部队的精神建设。他每天都挤出一点时间，随时随地向手下的官兵讲话，以我国历代军人模范和抗击侵略者的事迹激励全营官兵，并制定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誓言。
全营官兵在金振中的影响下，将这句誓言牢牢记在心中，每天吃饭和睡觉前，都要背诵一遍。
金振中领导的第三营是一个加强营，配有四个步兵连，一个重迫击炮连，一个轻迫击炮连和一个重机枪连，共1400余人。而此时日军在整个华北地区的总兵力也不过12个中队，共1700余人。
可以说，不管是在人数方面，还是武器装备方面，中国军队都不处于劣势，而唯一让金振中感到担心的，是29军高层模棱两可的作战态度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紧张局势。
为了获取高层的支持，金振中特意拜谒了师长冯治安，他说：“大敌当前，日寇不分昼夜地围绕宛平和卢沟桥演习，其用心险恶，目的是趁我们麻痹懈怠之机，或偷袭，或硬夺我城、桥，届时如何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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