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8月1日，日本长崎。

龙旗飘扬的北洋舰队缓缓驶进早已沸腾的港口，定远、镇远、济远、威远4舰编队鱼贯而入，伴着震耳欲聋的汽笛声，围观的日本群众发出一阵阵尖叫声。

北洋水兵们发现这里的尖叫声与在国内听到的有所不同，国人是兴奋，是惊喜，这里是羡慕，是惊讶，还有一丝捉摸不定的诡异情绪，听起来感觉怪怪的，让人很不舒服。可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一下子又说不上来。

甲午战争之前，北洋舰队曾经先后两次访问过日本，但是受到的待遇却截然不同。

这是第一次，属于非正式访问。

旅顺阅兵之后，北洋舰队统领丁汝昌奉李鸿章之命率队前往朝鲜海域和海参崴一带巡查和操练，随后顺路率4舰编队折往日本，超勇和扬威继续留在海参崴。因为李鸿章得知俄国觊觎朝鲜永兴湾，所以派丁汝昌前往朝鲜釜山和元山，再由永兴湾折往海参崴，以震慑和警示俄国，让它不要打朝鲜的主意。定远、镇远、济远虽然回国不久，可下水都有好几个年头了，造好后又滞留在德国风吹雨打了一年多，加上这次长途航行，急需进行常规保养，比如刮去舰底海藻和海螺，刷上新的油漆等。定远和镇远吃水深达6米，也就是18尺，当时中国最大的船坞只能停泊吃水15尺以下的军舰，正在施工中的旅顺船坞要两年之后才能竣工，所以北洋舰队就近来到日本长崎。因为济远是艘独舰，与威远组成一个小队，凑成4艘军舰，以壮声威。

虽说是非正式访问，但是作为邻居友邦，日本海军也应该热情接待，以增进两国友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水兵们长年累月在大海上漂泊，生活单调而枯燥，现在正好可以趁机上岸休闲放松一下，顺便领略一下异国风情。于是他们走下军舰，走上长崎街头。这些年轻小伙子脸上洋溢着兴奋，他们准备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时光，可是等待他们的并不是甜蜜的微笑，而是血腥的屠杀。

这起血案虽然震惊中外，但起初的导火线只是一次极小的冲突。

8月13日晚上8点30分，有几个北洋水兵上岸购物休闲，顺便买了一把日本特产武士刀做纪念品，然后他们去了一家妓院游玩，由于言语不通，水兵与老板发生争执，老板随即报警。交涉过程中，又是由于语言不通，加上日本警察有意袒护店主，双方情绪一激动就动起手来，日本警察抓了两名中国水兵带到警察局。逃脱的水兵随后找来几个战友到警察局要人，说着说着又上火，双方又打了起来。日本警察和北洋水兵各有一人受伤，几名水兵被抓，其余水兵逃回军舰。

此事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北洋水兵上岸购物时与警察发生口角，有的说是水兵买时与卖瓜人起了争执，有的说是水兵与车夫因为价钱发生争执，然后警察介入进来，之后的情节说法差不多。无论是哪种情况，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水兵招妓虽然不大光彩，但在当年的长崎也算是合法消费。争论较多是这场纠纷到底是谁挑起的，责任到底在谁。有人说是日本警察有意偏袒激怒了北洋水兵，有人说是水兵酒后骄横闹事激怒了日本警察，从情理上来讲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可能双方都有些责任，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不管怎么说，事情并不算太大，顶多只算是打架斗殴，处理起来并不难。第二天，被抓扣的北洋水兵被日本警察局移交到中国驻长崎领事馆，事情好像就这么过去了，北洋水兵没有放在心上，丁汝昌也没有提高警惕，谁也不曾想到一场可怕的血光之灾正在悄然向他们逼近。

两天后，也就是8月15日下午，这一天是星期天，北洋舰队集体放假。鉴于之前的那次摩擦，丁汝昌给水兵们下达了一条特别的命令：如果上岸一律不得携带武器，包括水兵必须随身携带的割绳小刀。同时丁汝昌还派了12名军官上岸监督和巡查，以防再出乱子。

这条命令体现了丁汝昌的谨慎和小心，也反映了中国人以和为贵的优良传统，然而正是这条命令让上岸的水兵们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

北洋舰队管理严格，训练辛苦，类似的免费旅游机会并不多，难得轻松一回的北洋水兵被异国风情所吸引，一部分水兵三五成群上岸逛街，开始购物和观光。

接下来的事情将告诉这些水兵一个道理，有时候到别人家里做客也是需要提高警惕的。一张精心编织的大网正在向水兵们张开，等待他们的将是残忍的屠杀。相比之下，两天前的那次摩擦只能算是热身，接下来要上演的才是震惊世界的超级大剧。

正在广马场租界和华侨居住区游览观光的水兵们突然发现他们被日本警察层层包围，街道两头的出口被堵得严严实实，他们这才意识过来自己被包了饺子。事情是从两天前打过架的那几个水兵和警察开始的，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他们竟然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正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拥挤中先是发生肢体摩擦碰撞，一来二去双方又打了起来，接着单挑变成了群殴，场面完全失控。

那些凶神恶煞的日本警察只要看见北洋水兵，二话不说挥刀就砍，同时还拼命吹响警笛，呼唤同伴过来帮忙。周围的警察闻笛而来，还有不少日本浪人和居民也聚拢过来趁乱参战。他们有的从楼上倒开水烫，有的从高处用石头砸，有的甚至手持刀棍加入战团。北洋水兵们散落各处，由于没有随身携带武器，他们只能顺手拿起街头的木棍和木板之类的东西进行自卫。混战规模越来越大，整整持续了3个小时，喷涌而出的鲜血染红了长崎街头。

事后统计，伤亡惊人，事态严重：北洋官兵死8人，伤42人；日本方面死2人，伤27人。死亡比是4：1，受伤比接近2：1。

顺便提一句，与水兵伤亡比起来，中国在长崎血案里还有一个更大的损失，这个损失是因为一个小意外引起的，本章最后我们会专门来讲这个事情。

随着时光的流逝，长崎血案越来越被人们所遗忘，其中隐藏的许多重要信息也随风面逝，在我看来，有两个地方很令人费解，而且大有深究的价值。

一是斗杀的结果。

这样一个伤亡结果让人不好接受，你想想，北洋水兵都是军人，打架应该很专业，怎么连警察和平民都打不过，竟然吃了这么大的亏呢？其实打群架和打仗的道理差不多，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3项全在日本那边，尤其是人多占便宜，200多名水兵被近1000名日本警察和平民分割包围，5个打1个，你赤手空拳，人家刀枪棍棒，空手对白刃，打的又是突发客场。俗话说强龙不敌地头蛇，何况北洋水兵不是强龙，对手又是凶残的地头蛇，打不过不奇怪，打得过才奇怪。

打死打伤近80人，很难说这是打架，只能说是打仗。

据《申报》报道，被杀的北洋水兵中，有的因为在商店购物落单突然被围攻杀害。还有一个水兵买好了东西，来到码头准备乘舢板返回军舰，可这时日本的舢板已经被禁止搭载北洋水兵，以便把他们留在岸上屠杀。因为不知道已经开了杀戒，这个水兵大声呼叫船夫要过河，结果被身后的日本人偷袭，脑袋中刀，倒地身亡。

第二个令人费解的地方是动机-屠杀的动机。

关于这个问题，说法有很多。作为当事人的双方，自然都会想方设法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所以很容易偏听偏信。在对事件前前后后做了一个分析之后，我以为还是李鸿章的看法最为靠谱。

在天津收到电报的李鸿章既惊且怒，小日本你吃了豹子胆，如此欺人太甚！综合比对各方情报，经过一番沉思推想，他对日本此举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潜谋报复，挟嫌寻衅。

李鸿章敏锐地认识到长崎血案是一起有准备、有预谋的报复活动。他的根据是这一天长崎的店铺提前关了门，巡警一反常规带了佩剑，不远处的海岸停泊了军舰，这些反常现象都是显而易见的证据。

长崎之哄，发端甚微。初因小争，而倭遂潜谋报复，我兵不备，致陷机牙。观其未晚闭市，海岸藏艇，巡捕带刀，皆非向日所有，谓为挟嫌寻衅，彼复何辞？

远在千里之外，却能对长崎血案做出如此准确的判断，大清帝国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老李真不愧是晚清官场第一风云人物。

8月15日这场屠杀显然是8月13日那次纠纷的延续和扩大，但如果说仅仅只是如此的话，那是说不通的。大家仔细想想，如果只是简单的寻仇报复，怎么可能有这么多警察集体行动，而且组织如此严密，准备如此充分？就算警察是为了复仇，那么多浪人和市民也参与了屠杀又做何解释？

据事后参与抢救的日本医生证明，北洋水兵死伤者身上大多都是刀伤，而日本警察一般都是带警棍巡查，不带刀剑，如果事发突然，这么多刀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据《申报》报道说，事发前一天，长崎方面有人组织给周边村镇发出邀请，数百名日本浪人和拳师随后进入长崎，警察局给他们发了刀枪棍棒，事先做好了埋伏，而北洋水兵对此毫不知情。

只要稍稍动动脑筋，就会发现此事绝非“纯属偶然”。此次屠杀中国水兵之疯狂，下手之狠毒，规模之巨大，巧合二字根本解释不通。

虽然李鸿章看得很准，但是他还看得不深，看得不透，他看到了日本对北洋水兵的仇恨，却没有看到这种仇恨的源头。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长崎屠杀背后的动机有且只有一种解释：仇恨-一种刻骨铭心、杀之而后快的仇恨。

问题是日本警察与北洋水兵素不相识，也没有什么不共戴天的过节，如此强烈的仇恨究竟从何而来？他们为什么偏偏要找北洋水兵痛下杀手？

对于北洋水兵们来说，当务之急不是去研究这些问题的答案，而是如何找回公道，一个属于无辜受害者的公道。

军人都是有一点儿彪悍气质的，没有这种气质也成不了真正的军人，看到同伴们无缘无故死伤一大片，水兵们彻底愤怒了，小鬼子欺人太甚了！

群情激愤的水兵们卷起袖子，褪去炮衣，把定远305毫米口径的巨炮亮了出来，准备教训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杀人犯。

北洋舰队总教官琅威理虽然是一个英国人，但是他的愤怒并不在北洋水兵们之下。面对如此丧心病狂的屠杀，一股强烈的义愤在他的胸中熊熊燃烧，他认为站在公理和正义的角度，应该坚决进行正当防卫和反击，与日断交，炮轰长崎，严惩凶手，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他说，我们英国人历来都是以暴制暴，先兵后礼，打完了再要说法。

北洋舰队总教官琅威理

定远和镇远的火炮不是吃素的，只要水兵们的手一哆嗦，大炮一响，一场战争将不可避免，因为日本方面早就做好了扩大事态的准备。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又一个人站了出来，及时阻止了事态的扩大。

他对北洋水兵们说，日本不仁，但是咱们不能不义，日本不讲道理，但是咱们不能不讲道理，日本野蛮，但是咱们不能野蛮。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水兵们尽管一百个心不甘情不愿，可他们还是把心中那团怒火强压了下去，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个以大局为重而著称的领导，不再说话，他们圆睁着喷火的双眼，狠狠地瞪着带给他们伤害和耻辱的长崎大街。

被制止的战争

站出来说话的领导名叫丁汝昌。

此时他的职务是天津镇总兵、北洋海军统领，两年后他才被正式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以领导人特有的冷静和淡定，防止了事态的扩大，阻止了战争的爆发。

其实这场战争迟早都是要打的，这次真要打起来也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如能预知日后中日必有一战，丁汝昌一定会感叹“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丁汝昌

水兵们和琅威理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家到你家里来做客，作为主人本应尽地主之谊，好酒好菜端上来，可是你却举起屠刀，将人家砍得死伤一大片，但凡有点血性的人都会奋起反击。

但是丁汝昌告诉自己不能这么干，千万不能冲动。因为他还在试用期，能否妥善处理此事，是他能不能从预备司令变成正式司令前要接受的第二次考验，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次考验。

10年前，他从未想到过自己会进入海军这个行业，更没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海军司令，因为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小小的骑兵司令，跟海军八竿子打不着。可是命运就是如此捉弄，老领导李鸿章偏偏就看中了他。

这次到长崎来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丁汝昌没有一点儿心理准备。日本人杀了人，水兵们要报仇，事态有失控的趋势，一场大仗眼看就要打起来。要是真的打起来，自己难逃领导不力的干系，作为这次访问的带头大哥，如果处置不当，摆不平这件事，李鸿章绝对不会轻饶了自己，而自己也将会与舰队司令失之交臂。

虽然他没有进过海军学院，也没有出国留过学，只在水师待过一段时间，但涉足海军近10年来，他日日夜夜待在军舰上，已经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更重要的是，打个难听的比方，官场就像贼船，上来容易下去难，不上来还能干个骑兵司令，下去恐怕连平头百姓都做不了。只能上，不能下，这就是官场，极其残酷而又极其无奈的官场。

在丁汝昌的劝说下，水兵们和琅威理放弃了炮轰长崎的想法，决定走外交路线和平解决这起屠杀事件，等待日本政府前来道歉，将那些杀人犯五花大绑送到北洋舰队来，让堂堂的天朝上国找回应有的尊严。

影视剧中的丁汝昌

然而日本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给了他们一个可以去撞墙的回答。如果丁汝昌知道此刻的忍耐会导致8年后那样一个结果，他一定不会制止手下这些热血男儿。

当丁汝昌含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将会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该打的时候一定要打，尤其是人家已经举起屠刀的时候。君不见很多孩子就是被这样娇惯坏的：三天不骂，他是老大；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对于丁汝昌来说，妥善处理好这起重大突发事件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他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李鸿章偏偏就看中了他这个骑兵司令，在北洋舰队有很多人，比如定远舰管带（以下统称舰长）刘步蟾和镇远舰舰长林泰曾都是更合适的人选，论能力和水平，根本轮不到他。

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只有李鸿章心里最清楚。从处理长崎血案的表现来看，这一次丁汝昌没有让他失望，也没有率负他10年来的苦心栽培。

看似赢家的输家

长崎血案的处理结果，表面上看大清帝国是赢家，其实是大大的输家。

从驻日公使发来的电报中，李鸿章发现日本一直没有妥善解决长崎事件的诚意。事件发生时，日本在大肆屠杀北洋水兵的同时，还在北洋舰队停泊的港口附近埋下伏兵，做好了继续扩大事态的准备。北洋水兵褪去定远主炮炮衣之时，长崎居民聚集到熊本要塞让驻军司令出兵相助，好在长崎知事（县长）不赞成这样做，他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事件发生第二天，2000多名日本人手持武器包围了清政府驻长崎领事馆叫骂，几乎酿成更大事变。

准确来说，日本不是没有诚意，而是毫无诚意。按照国际惯例，血案发生在日本，死伤又是如此悬殊，无论起因如何，日本都应第一时间照会清政府驻日公使。就算不道歉，最起码也要看在众多死者的面子上，好言相慰，给个说法。可是日本毫无表示，态度恶劣，冷漠异常，不近人情，不合法理，这就让清政府脸上无光，下不了台，担心别人笑话，事情就此陷入了僵局。

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清政府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不想把事情闹大。这些年边疆危机此起彼伏，英国窥伺西藏，俄国觊觎新疆和东北，法国打进越南，清政府疲于应对，心力交瘁，不想再起波澜，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朝廷认为海军力量不足，经费开支困难，没有信心更没有决心与日一战。所以清政府决定在没有掌握日本政府幕后指使的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只把长崎事件作为一起地方斗杀刑事案件来处理，听取双方证词，按西洋法律的程序来进行判定裁决。比如取证验伤，如果北洋水兵的伤是刀剑伤，日本人的伤是木器伤，那就说明日本是事先蓄谋，故意杀人，因为日本警察巡查时只带警棍，不佩刀剑的。日本此时也还没有开战的资本和实力，于是双方坐下来谈判，寻求和平解决长崎事件，漫长的谈判就此开始。

先是清政府驻长崎领事与长崎县知事（县长）谈判，然后是中日双方调查委员会在长崎交锋，再是清政府驻日公使徐承祖与日本外务卿（外交部长）井上馨和外务省办理公使陆奥宗光在东京交涉，双方围绕取证、定责、议赔等事项进行了数十场谈判和辩论，双方还重金聘请了西洋名律师帮忙，但是谈了4个多月却毫无进展。谈判过程中，日本胡搅蛮缠，故意扰乱秩序，导致结案遥遥无期，他们甚至置中国要求惩处凶手、彼此抚恤的要求于不顾，坚持长崎事件乃是兵警互斗、责任在中国，拒不承担抚恤，提出伤亡人员由中日自行抚恤等无理要求。

还有比这些更无耻的，长崎事件发生后，丁汝昌率队到朝鲜执行任务，当时李鸿章听说朝鲜秘密向俄国请求保护，所以命令丁汝昌率队赶赴朝鲜。后来需要证人作证，清政府担心定远、镇远、济远和威远全部返回将会刺激日本再行生事，于是让丁汝昌率济远和南洋南瑞两舰带上21名证人，连同尚在长崎养伤的7名水兵伤员出席作证，北洋水兵在长崎逗留期间，日本从熊本要塞调来200名士兵化装成平民隐藏在长崎街头，夜间巡捕带刀藏枪，意图寻衅北洋水兵重演长崎血案，从而扰乱案件审理，李鸿章指示丁汝昌忍耐提防，严禁水兵上岸，这才没让日本得逞。

鉴于日本如此欺人太甚，清政府只剩下撤旗断交一条路，否则长崎事件将无法得到妥善解决。李鸿章在这里做了一个变通，在他的建议下，12月初清政府宣布长崎事件停审，此前的谈判全部作废，对日本施加压力。日本此时还不具备正面对抗清政府的实力，尤其还没有一支能够与北洋舰队抗衡的海军，同时又面临俄国海军南下的压力，并急于与西方列强修约，在综合权衡之后，终于在态度上有所改善，于1887年1月回到谈判桌，重启谈判。

在英法特别是德国驻日公使的调停下，日本最终接受“彼此抚恤、伤多恤重”的处理原则，在经过长达半年之久的外交拉锯之后，中日双方于1887年2月4日达成协议，4天后双方代表正式签字，总算了结了这桩血案，具体办法如下：

一、中日两国是否提拿把办凶手，由双方政府自行决定，互不干涉。

二、相互支付抚恤金，中国付给日本15500元（日元，下同），日本付给中国52500元。

三、北洋水兵在长崎医院的治疗费2700元，由日本垫付。

从鸦片战争起，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不少条约，都是清政府付钱给别人，从来没有别人付钱给清政府，这次终于从日本那里拿到了“赔款”，挣了37000元，看来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这是很多人的看法，在他们眼里，这是中国近代外交难得的一次胜利，在那个受尽屈辱的万恶年代，这样的胜利实在令人扬眉吐气。

我只能不客气地说，这么说的人不是装傻，就是真傻。

读历史最怕的是不动脑筋，人云亦云。如果认真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清政府得到的赔款越多，输得就越惨越窝囊。

答案就在长崎事件判决结果中。结案陈词由两大块组成。

第一块是定性，认定事件性质。判决结论认定长崎冲突的原因是语言不通，纯属误会，所以交还赔付抚恤金，不属于赔款。

第二块是定量，确定抚恤金额。按照双方议定的支付规则，中日双方分别给对方的死伤者支付抚恤金。死亡的军官（中国）和警官（日本）的抚恤金额为每人6000元（日元，3日元相当于2两白银，下同），水兵（中国）和警察（日本）每人4500元，落下残疾的每人2500元。

无论哪一块，中国都是彻底的输家。

第一块输得让人不可理喻。这个定性的实质是各打五十大板，是非不分，老好人，和稀泥。所谓的因“语言不通”而导致的“纯属误会”，只能针对8月13日那场纠纷而言，并不适用于8月15日那场有预谋的围攻杀戮。

兹议定专款云，去年长崎捕兵互斗案，虽由言语不通，彼此误会，以致互斗伤之。

第一块错了，第二块自然跟着错。从抚恤金额来看，中国貌似占了上风，其实输得最惨。根据商定的价格，日本支付中国52500元，中国支付日本15500元。大家可能要问，中国比日本多得37000元，不是赚了吗，怎么还是输家呢？道理很简单，日本支付中国抚恤金和医药费越多，说明北洋官兵死伤越多。具体算法如下：中国方面，水洋海军军官死1人，付6000元，水兵死7人，每人4500元，合计31500元，6人残废，每人2500元，合计15000元，共计获得抚恤金52500元。日本方面，警官死1人，付6000元，警察死1人，付4500元，残废2人，每人2500元，合计5000元，共计获得抚恤金15500元。

这个实在让人想不通，被誉为“中国近代三个半外交家”之一的李鸿章李中堂李大人，怎会如此失策，下出一步这么臭的棋来呢？

下面来说真相，请大家控制好情绪。

这次派北洋舰队到日本长崎访问，对外宣称是保养舰船，其实背后另有目的。作为晚清第一政治家和外交家，对于日本，尤其是对于日本海军，李鸿章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和警惕，正因如此，他才想方设法，不择手段，不惜违心推荐蚊子船浪费银子，不惜千方百计巴结醇亲王，费尽心力买回铁甲舰，使北洋舰队的实力迅速超过日本海军，但是他并不想用铁甲舰去打击日本，他只是想趁早打消日本攻打中国的念头，不要再打朝鲜和中国的主意。也就是说，李鸿章希望通过长崎访问展示中国海军的实力，让日本知难而退。

战略威慑就是李鸿章安排长崎访问的另一个目的，这种做法在法律上叫作预先扼杀犯罪动机，在兵法上叫作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以为亮出一身肌肉，就能熄灭强盗的邪念。对于一个突然心起歹念，试图抢劫邻居的人来说，这种威慑可能会起到一定作用，可是对于一个已经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没有条件也要想办法创造条件立志犯罪的人来说，这种威慑除了让他情绪失控之外，还会使他加快准备犯罪条件的步伐。

李鸿章不是没有想过这样可能会刺激日本，所以他选择了非正式访问这种形式，算是给日本一个面子，然而日本却一点儿面子也不给他。在处理长崎血案中，因为没有让日本得到应有的惩罚，不但没有实现震慑目的，反而被视为软弱可欺。农夫与蛇的道理，同样适应于中日外交。

长崎事件处置失当，等于变相鼓励日本大力发展海军。此后日本进行了国民总动员，不顾一切地追赶北洋舰队，“一定要打败定远”成为日本海军的口头禅。在日本小学生中开始流行一种名叫“捕捉定远”的游戏，很显然，这是一个别有用心的游戏，体现了军国主义教育从娃娃抓起的理念。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长崎事件的处理都是相当失败的，也是很窝囊、很没有面子的，除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外，我相信大家一定还会追问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按照李鸿章的性格，他是不可能如此轻易放过日本的。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误导，人们对李鸿章的认识存在很大的误解，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他是一个相当懦弱的人，缺乏阳刚和彪悍气质，没有丁点儿硬汉形象。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李鸿章，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对待日本一直是比较强硬的，属于货真价实的鹰派，并非软弱不堪的鸽派，这种底气来自北洋舰队的强大。

强盗前来挑衅，该打的时候你不打，那是要付出代价的。当北洋舰队被日本彻底击垮后，他想硬却再也硬不起来了，在马关被日本人打了黑枪那次算是唯一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