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虽生在一个寻常农民家庭，但从小经历的生活苦难造就了他正直刚强、极具正义感的性格。

当敌人的炮火落在古老华夏大地时，吉鸿昌的心中涌现无数恨意，促使他当即揭竿而起，积极参与抗敌作战工作。

1932年元月，敌人悍然进攻上海，远在国外的吉鸿昌听闻此事，立马返回上海，通过中共地下人员的帮助，辗转去到天津。

同年4月，吉鸿昌加入中共组织，带领旧部再度起义。

他拿出自己积攒的6万元购买一批武器，秘密送到抗日前线，并在组织的任命下，以北路前敌总指挥的身份，带领将士们三战三捷，收复多伦等地，极大程度鼓舞了群众抗日的热情。

可老蒋的短视，却让抗日盟军背腹受敌，逼迫吉鸿昌不得不在日军大举进攻多伦前，含泪将部队分批撤出县城。

之后，吉鸿昌回到天津，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联合各地抗日力量，继续投身驱敌救国的革命事业中。

他再度动用自己的钱，为机关刊物购买印刷工具，并提供自己的住宅，建立简易印刷所，努力宣传武装抗日思想。

吉鸿昌的一系列举动愈加触怒老蒋。蒋介石一边下令让国民政府发布通缉吉鸿昌的通告，一边暗中派遣陈恭澍向吉鸿昌等人下手。

陈恭澍接到命令后，与王文反复研究商量，决定吸收几名“胆大心细”的特务分子，叫他们具体负责暗杀活动。

王文先到北平，拉拢表哥吕一民和吕的亲属吕问友，同其成立暗杀小组。

待到吉鸿昌重回天津后，几人即长期蹲守在吉鸿昌住宅外，了解吉鸿昌的相关情况。

1934年11月，吉鸿昌到天津某饭店和抗日人士见面时，陈恭澍紧随其后，躲在某辆汽车里，指挥了此次暗杀行动。他让王文几个人在吉鸿昌所在房间对面开了一个房间，接着找来一个皮球，假装在过道做游戏，暗中观察第一射击目标的位置。

恰在此时，有服务员给吉鸿昌等人送水，王文等人便借着这个机会，将皮球扔到吉鸿昌的房间内，以找球为名，侦查了吉鸿昌等人的座位分布。

随即，陈恭澍叫二吕执行暗杀任务，王文和另外一个人则在门外接应。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屋内情形已有变化，因而，当二吕踹开房门，朝着他们侦查过的，吉鸿昌所在位置开枪时，打中的却是与吉鸿昌换了位置的刘少南。

二吕瞬间一懵，下意识环顾四周，寻找吉鸿昌。待见到吉鸿昌，正欲再度开枪那个瞬间，被流弹伤到肩膀的吉鸿昌一脚踹掉他们的手枪，吓得王文、二吕等人仓惶逃跑，刺杀行动失败。

之后，工部局的巡捕听到动静，迅速上楼查看，并厉声询问：“谁是吉鸿昌？”

吉鸿昌像是早看破他们的诡计，泰然自若地回道：“我等你们很久了。”

巡捕看似恭敬地请吉鸿昌和他们走一趟，吉鸿昌点点头，又言：“我受伤了，需到医院治疗。”

巡捕征求领导许可后，即把吉鸿昌送至医院，又将他拘押回工部局。

数日后，老蒋夫妇私下买通工部局，令其将吉鸿昌引渡至国民政府麾下，向吉鸿昌实施酷刑，意欲迫使吉鸿昌“认罪”。

但吉鸿昌毫不动摇立场，面对敌人无耻地询问“为何抗日”时，以更加高亢的声音坚定回道：“当然是为了救国！这是最光明磊落的事情，有什么秘密可言？抗日救国是中国人民人人应知，人人能知的事情！哪里会有什么秘密？只有那些祸国殃民，暗中和敌人勾结，干那些不明不白勾当的，才有秘密！”

审判官为吉鸿昌的气势所震慑，一时间居然有些腿软，语无伦次地续问吉鸿昌“为什么加入中共？”

吉鸿昌越说越激动，一把扯开自己的衣服，露出满是伤痕的胸膛：“为了摆脱旧军阀工人，转到为工人，为劳动群众，为全国民众，为全人类的正义进步而斗争的阵营，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你们当政7年，做了什么？不顾百姓国家，掀起无数战争？断送东北，断送热河，现在又将断送华北各地，你们的所作所为，哪一项不曾危害华夏？看看吧，我身上唯一的秘密，便是你们这些人留给我的！”

一字一句，掷地有声。

审判员彻底被吉鸿昌的一身正气所威慑，不得不放弃“审判”，气急败坏宣布“退庭”。

又几天，担心“夜长梦多”的老蒋下令“处决”吉鸿昌。

面对这般结果，吉鸿昌仍未露出丝毫胆怯，他镇定要来笔墨，给妻子写下“绝命书”，又在刑场，以大地为纸张、枯枝为毛笔，写下那首千古绝唱的就义诗，诉说自己为抗日而死的无畏无惧。

紧接着，吉鸿昌大声对刽子手道：“我为抗日而亡，不能跪下挨子弹，死了也不能倒下，去，给我搬一张凳子来，我得坐着死！”

顿了顿，又道：“我为抗日而亡，死得光明正大，不能背后挨子弹，你，来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着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刽子手颤颤巍巍走到吉鸿昌身前，手抖着举起枪。

吉鸿昌最后一次用尽全身力量呐喊：“抗日万岁！”

枪声响了，吉鸿昌牺牲了，可他的浩然正气不会随着死亡而消亡，他的革命精神，他的理想与希望，都将伴随时间而永远流传下去！

参考资料：

《抗日名将吉鸿昌被杀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