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向全党全军发布了剿匪动员令。
此时的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日理万机，要指挥解放大军向福建、两广、西南、西北的进军，要筹建新政协，准备建立新中国。
上述工作虽然都很繁重，但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而剿匪斗争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却是一个较长时间内的重大任务。
自从毛泽东于1949年春入住北平后，各地有关匪情和剿匪情况的报告可以说一天也没有间断。
报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情况中，最严重的有：
发生在河南信阳的“红学”“黄学”数千人的大暴乱，时间从3月中旬持续到4月上旬。
在国民党军官的操纵下，惯匪、恶霸利用会门组织裹挟落后群众，端了我好几个区公所，将干部和警卫战士杀害。
派去剿匪的桐柏军区的两个连，除4连连长薛振邦一人突围外，其他全部被杀害。
从4月3日开始，在湖北的襄阳、宜城、南漳、荆门、钟祥、光化等县同时发生土匪暴乱，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我遭到重大损失。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昔日我红军的根据地竟然大多成了土匪窝，井冈山、湘鄂西、鄂豫皖，概莫能外。
在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大别山，匪首汪宪纠集惯匪和恶霸武装，成立了号称20万人（实际不到2万人）的所谓“敌后”游击军，占领了安徽立煌县（今金寨县）城。
他们还公开挂起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和“鄂豫皖行政公署”的招牌，任命了各县县长及区长、乡长。
这帮人还在金寨修建了机场，以接受国民党的物资和人员援助。
除大别山外，匪特还分别在浙北、浙东、浙南建立了行政公署。这4 个行政公署辖30多个县政府，公开颁布政令，征粮派款。
在华北，绥远军6月初与解放军签订了和平协议，但其所属察哈尔省保安团李维业所部200余名骑兵，原是国民党收编的土匪。
这些人本性难移，窜入武川县一带奸淫烧杀，抢走我内蒙古骑兵四师的战马200余匹。
毛泽东出生在农村，长期从事农民运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是他领着党和军队走出来的，他比谁都更了解农村，更了解土匪。
毛泽东在顺义县推水车
他深知，匪患不灭，共产党就会像国民党政府一样，虽然占领了城市，却控制不了由土匪、恶霸把持下的农村，成为空中楼阁，最终导致失败。
毛泽东发布剿匪动员令，其根据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告，其中林彪发来的报告最多。
从现已公开的文电看，至1949年6月15日前，华东的陈毅、粟裕等报来13件，中南的林彪、邓子恢等报来约20件，华北的聂荣臻、薄一波等报来上10件。
林彪从上井冈山起就一直在毛泽东手下带兵，作为名将，在战略、战术上他往往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情况时有发生。
有时，林彪甚至执拗得让毛泽东很伤脑筋。在东北战场关于是否打锦州的争论就是一例。
此事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以至在悼念罗荣桓的诗作中写下了“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的句子。
不过在剿匪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是声气相通的。
6月9日，林彪发来一个电报，报告匪特在洛阳的活动情况，引起了毛泽东高度重视，这封电报讲了发生在洛阳的两件事。
1.17日下午，洛阳市欢送两广纵队团以上干部，吃饭，看戏。反动特务机关知悉，图组织惨案，随后破坏仓库、专署等。并混进城内500多人，混进干部看戏的戏院100余人。
我公安机关当即察党，捕获300余人，均有符号（与此事件同时，伊川县的负责干部，亦被杀害4、5人）。
另准备破坏仓库的4、5百人，因城内被破获，亦即散去。
据捕获的负责分子供述，准备在洛阳周围伊川、孟津、偃师等县，组织10万人的大暴动。
2.前孩子村区政府被杀10余人及区中队叛变事件。事件发生前，有群众告诉区长，今晚要暴动，要区长躲避。但区长说，全国胜利了，怕什么，结果当晚被杀。
毛泽东在林彪的电报中严厉批评道：我很多同志甚至领导机关（如洛阳市委）满足于前线胜利，麻木不仁，熟视无睹，业已受了很多损失。
匪特的活动让毛泽东担心，但他更担心的是我们一些干部对敌情的麻木不仁。对此，必须正式发布剿匪动员令，引起全党上下高度重视。
而在开国将帅中，林彪对土匪可以说是相当敏感的。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四野经两个月的休整，林彪（第一政委罗荣桓留京养病）率领的70万大军分三路向南挺进，任务是经略豫、鄂、湘、赣、粤、桂六省。
四野南下打的第一个战役是安新战役，于1949年5月初解放安阳、新乡（时属平原省，后划归河南省），目的是扫清南下道路。
然而，这个不大的战役打的却并不轻松，新乡是在安阳被攻克后和平解放的，而我42军打安阳却费了老鼻子劲。
战前42军曾有一个口号：“三天拿下安阳，赶上渡江战役。”可连打了10天，外围也没有肃清。
攻克安阳从4月17日包围算起，到5月6日结束，历时20天。这不仅因为安阳的城墙厚达16米，坚固异常，更因为守军是特别顽固的土匪武装。
诚如时任四野参谋长的刘亚楼对42军军长吴瑞林所说：“安阳、新乡的敌军成分都是老土匪、老特务、地主恶霸、还乡团，十恶不赦的分子，这种敌人是最难打的。”
42军是在北京接受打安阳的任务的，朱德总司令在西山的住处面对地图，亲自向军长吴瑞林介绍安阳敌军指挥官和部队情况。
他说：“赵质宸（总指挥兼专员）是国民党的中将，图虚名、无实学，实力也不大；郭清（副总指挥兼师长）是老土匪；王三祝（保安旅长）是惯匪。”
朱德甚至连他们下属的九大股土匪的匪首名字都能叫得出来。他特别叮嘱：“地头蛇、父子兵、惯匪最难打，你们千万不要轻视敌人。”
朱德还特地让晋察冀军区副政委滕代远向吴瑞林详细介绍安阳的敌情。
滕代远说：“安阳敌人绝大部分是晋冀鲁豫的老土匪、反动地主、恶霸以及封建会道门头子，政治上极其反动。”
滕代远
“他们在该地区烧杀抢掠几十年，罪恶滔天，人民对其恨之入骨。他们自称是‘天兵神将’……共有九大股、数十小股土匪。”
土匪！又是土匪！安新战役让林彪想起了东北。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央任命林彪为东北民主联军（四野前身，最初名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
他在濮阳接到命令后，立即冒雨骑马上路，奔赴东北。四野习惯地称林彪为“林总”，其源在此。
当时，东北的154个县，其中126个县有土匪盘踞。迎接他这位总司令的，除了先期到达东北的少量八路军部队外，就是土匪的枪炮。
刚到东北不久，他在阜新的一个农家院子里召集高级将领开会，黄克诚、李运昌等来了，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李富春和吕正操。侦察员报告，他们在路上被土匪阻击，过不来了。
吕正操
土匪闹得他连个高干会都开不起来，而且差点端了他的司令部。
有天晚上，林彪正在煤油灯下看地图，突然听到村子里传来急促的枪声。参谋报告：“土匪摸到村里来了！”
“打上门来了，这还得了？”林彪边说边穿大衣，命令“集合队伍，去打土匪。”当时他身边的队伍仅有一个排。
林彪不愧是优秀的军事统帅，他亲自指挥，只用一个排的兵力，三下五除二就把百余土匪打跑了。
张闻天被任命为合江省委书记，和省军区司令员方强一起从牡丹江到佳木斯（合江省省会）去上任，由苏军派两辆卡车和一个排的兵力护送，结果在路上遭土匪伏击。
多亏方强指挥果断，弹无虚发，张闻天才侥幸脱险。佳木斯呢？去不成了。
方强中将
那时，几乎天天都有我军队和地方干部被土匪杀害，被俘官兵被土匪活埋的报告。
在路上遭土匪袭击成了家常便饭，住在城里的也不安全。佳木斯市副市长孙西林、公安局长高英杰等正在开会，被突然冲进会议室的匪特乱枪打死。
中共北满分局委员、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原抗联著名将领李兆麟也在哈尔滨被匪特杀害。
至于虎口脱险的更是难以计数。东满临时指挥部司令员萧华（开国上将，曾任总政主任）在安东（丹东）坐车外出，行驶在大街上。
突然一个炸弹从楼房上扔向他的汽车，只因掉在汽车屁股后爆炸，他才捡回一条命。
当时东北的各类土匪武装共有22万，有16个系统、37种番号，蒋介石任命了33个正、副“总司令”，32个“军长”，158个“师长”。
其他如“总指挥”“支队长”之类更是多如牛毛。
蒋介石对他们寄予很大希望，说过一句充满自信的话，共产党军队“在一二年内，决不能消灭这20余万武装的部队，将东北平安占领下去。”
土匪的确给林彪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他不仅认识了土匪的凶狠残忍，而且领教了土匪的反复无常。
佳木斯土匪的“四大旗杆”谢文东、李华堂等人就是典型代表，其政治色彩的变化之快可以令变色龙自愧不如。
农民、土匪头子、抗联军长、汉奸小头目，日本投降后，又玩弄“明八路，暗中央”“先八路，后中央”的把戏。
他们表面上接受共产党领导，同意接受改编，暗地里却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
在1945年底杜聿明进攻山海关特别是进占锦州后，“哗啦啦”打出一片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前面响大炮，后面打黑枪。原来已经接受我改编的土匪部队，纷纷易帜叛变。
我军进入东北后的头两个月，扩充的新部队有八九万人，十有八九都叛变了。李运昌部进入东北最早，扩充的新部队有4万余人，几乎全部叛变了。
东北我军在国民党进攻面前，开始阶段所以显得处处被动，原因很多，其中最要害的一条是土匪没有肃清，屁股坐不稳，全身都摇晃。
于是林彪不得不把剿匪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开始是主力部队负责正面作战，地方部队负责剿匪，效果有限。
林彪改变部署，抽调1/2的主力部队投入剿匪，2/3的各级机关干部下乡参加剿匪和土改。
如此一来，剿匪这着关键子下对了，下面的棋就比较好下了，基层政权建起来了，土改进行了，兵员和后勤供给的问题就好办了，总之是一着妙棋，满盘皆活。
林彪出关时，中央军委交给他的部队是从各解放区抽调出来的10万余人，而辽沈战役后入关时，他带领的是百万大军。
三年时间，以一变十，变的什么戏法？不是靠收编土匪和散兵游勇，而是靠翻身农民自愿参军。
为啥自愿参军呢？是解放军把他们从国民党和土匪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共产党给他们分了地。
现在，林彪感到河南的土匪之猖獗，丝毫不亚于当年东北的土匪，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年的东北，国共两党胜负未定，蒋介石开始占有绝对优势，占领着沈阳、长春、锦州等大中城市，土匪把宝押在国民党一边，可以用想抱粗腿，要占高枝来解释。
而今的河南，国民党的正规军已荡然无存，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对此，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清楚。
可河南的土匪仍然听命于国民党而与共产党作对，说明他们比当年东北的土匪更加反动更加顽固。他必须像当年在东北剿匪一样，来考虑河南的剿匪问题了。
河南简称豫，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自古有“中州”“中原”之称，因为它处于九州的中部，有着极其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
在中古之前，河南是我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古都洛阳、开封曾经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正因为它是“中州”“中原”，于是成了兵家必争之地。逐鹿中原，定鼎中原，都是一个意思，要平全国，须定中原。历史上河南战乱之多，冠于全国。
史入近代，从清末民初始，河南“盗风之盛，甲于各省”。民国初年的《晨报》有一篇报道说，全河南108个县，你要找一个没有被土匪抢掠的村庄，几乎没有这个可能。
河南人把土匪叫“趟将”，在豫西山区，青少年中十有七八当“趟将”。
河南土匪多，大抵有四个原因：第一，战乱频仍必然带来民风尚武，靠拳头说话；
第二，民初以来严重的自然灾害，水、旱、蝗灾几乎连续不断，造成流民成群，饿殍遍野，为了生存，老实巴交的乞讨于外省，胆大妄为者结伙而为匪；
第三，军阀连年混战于河南，流落于民间的枪支有20万以上，成了土匪的“军火库”；
第四，土匪头子不仅可以发财，而且还可当官，匪队越大，官就越大。
比如，河南著名匪首袁英（字家驹），是袁世凯的亲信管家袁乃宽的二儿子。
1917年，他打着“护法”的旗号拉起一支队伍，干起土匪营生，从打家劫舍发展到攻城略地，先后攻克项城、新蔡、正阳三座县城，每破一城，都洗劫一空，纵兵烧杀淫掠。
他进攻新蔡县城时，冯玉祥派部队去援救，竟被他打得落花流水。
小小新蔡城不足2万人，竟有2000余人被杀害，3000余人被绑票。赎回人质的价码按家中田亩计算，每亩10元大洋。
任芝铭（女婿为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家乃新蔡望族，本人是前清举人，又是国民党省政府委员，其妻弟被绑票，赎价高达大洋万元，因实在拿不出，虽经三个多月斡旋，人质终被撕票。
任芝铭
这么一个土匪头子，居然被国民党高级将领唐生智收编，袁英成了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军军长。
袁英成了河南土匪仿效的榜样，要想当官，就得把匪队搞大。
河南省主席刘茂恩是土匪出身，宝丰一个县出了11个国民党军长，也大多是土匪出身。榜样的力量无穷，好榜样，坏榜样，都一样。
1947年7月，我刘（伯承）邓（小平）、陈（度）谢（富治）、陈（毅）粟（裕）三路大军先后挺进中原，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邓小平、陈毅分任第一、第二书记。
他们都是见多识广的人，却没有见过像河南的这么严重的匪患。1948年9月12日，陈毅与邓小平联名给毛泽东打报告，谈到河南匪情时说：
我党足迹遍全中国，土匪恶霸之猖獗恐无逾河南者……南下干部数起黑夜被杀害，单人不敢独行，单人带驳壳枪更易招致土匪的暗算。区、村干部之被击杀，造成一种下乡恐怖。
在中原局的领导下，到1949年5月，中原军区部队共消灭土匪7万余人，但因二野要准备南渡，地方忙于支前，大军一过，土匪猖獗依然。
在林彪率四野进入河南时，仅3、4两个月，河南腹心地区就发生暴动30多次，损失南下干部百余名、地方武装一个营及17个区乡队、公粮500万斤以上。
1949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1950年1月改称中南局），林彪担任第一书记；
原中原军区与四野合并为华中军区（1949年5月22日合并，1950年1月改称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
在华中局成立的第二天，林彪和萧克、聂鹤亭（分别为四野第一参谋长、副参谋长）就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河南的匪情和地方武装情况：
（一）河南军区下辖郑州、洛阳、许昌、南阳、陕州、确山、淮阳、陈留、商丘、潢川10个分区，及开封、郑州2个警备司令部及警2旅。
原全区地武共约13万人，后补充二野（及豫北成立新的军、师先后调走在内）共8万余人，全区连机关在内只剩5万人。
这些部队除三四个基干团较老外，大部新而弱，内部问题亦多，且于地武升级时好枪好炮均尽先调走，因此缺枪甚多。
（二）由于地武升级，二野南渡，地方空虚，土匪乘机蜂起。现全区大小股匪共约70余股，内中千人以上的约18到20股。
总共以上匪共约4.2万余人（后来证明超过5万人，作者注）。这些土匪近来很活跃，到处向我攻击、抢粮库，最近各地曾有不少区政府及区干队遭匪袭击受损失。
（三）河南地区封建迷信会门团体之多，恐为全国之冠。据不完全统计，全区会门已发现之番号有39种之多。
其中最主要者为先天道、青红帮、红枪会、铁血团、一贯道等组织，多为地主掌握，其活动方法是利用农村封建势力造谣惑众，反对我扩兵征粮与支前工作。
有位当年参与剿匪的老革命说起当时的困难，用了一个粗鲁的比喻，叫“裤裆里打腰牌，拨拉不开”，河南土匪已闹到了我工作队不能下乡，小部队不敢分散活动的地步。
在匪患严重的豫西、豫南山区，不是土匪怕战士，而是战士怕土匪。仅靠河南的地方部队是完成不了剿匪任务。
所以，林彪要给河南增派主力，补充枪械。5月22日17时，林彪、萧克等给军委发电，请求调建议热河军区骑兵师调豫剿匪。
毛泽东在看到这份电报后，在抄报纸上批示：
请李涛查问聂荣臻，骑兵师现在何处，人骑多少，主管何人，可否调河南等项后，拟电送我看 毛泽东5月24日。
热河骑兵师即骑兵第5师，原来是华北部队，解放战争投入东北战场，曾划归十三兵团，东北解放后入关归华北军区建制。
林彪与华中局、华中军区的领导一方面向军委要热河骑兵师，一方面在干部中统一对河南剿匪的认识。
5月25日，华中局召开有河南省委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河南剿匪问题。
会议一致认为：决定，“河南应集中力量，下半年以剿匪为中心，限今年内消灭全境股匪。
在华中局扩大会议期间，5月26日，军委给林彪、萧克和聂荣臻、薄一波（分别任华北军区司令员、政委）发电，同意林彪关于调骑兵师的建议
这份电报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拟定并经他审定后发出的。为了剿匪，毛泽东对林彪是有求必应，要枪给枪，要人给人。
当时河南省省会是开封，省军区司令员是陈再道，五五开国上将，先后任武汉军区、铁道兵司令员。
他原是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毅元帅曾对“再道之勇”赞不绝口，毛主席也多次表扬他“是一员战将”“打仗很勇敢”“真不简单”“土包子照样能打败洋包子”。
渡江战役前，刘、邓让其由纵队司令员改任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全权负责剿匪，可他有点想不通。
因为晋冀鲁豫野战军成立时的5个纵队司令员，有3个当上了兵团司令员，6纵王近山是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唯独他离开野战部队，去地方军区。
陈再道在回忆录中说：
编制序列、干部配备确定后，中原军区刘邓诸首长和干部分别交谈，征求意见。
开始我思想上也不太通，不想到河南工作，主要是不愿意离开野战部队。刘邓首长说，干部如何安排，中央军委有统一的考虑……这是一副重担，你还是担当起来吧。
林彪在开封只停留了一天时间。这一天，他有很多军情要处理，但他还是抽出时间，要陈再道来汇报剿匪工作。
一声“报告”声如洪钟，陈再道来了。高头大马的他与身材瘦削的林彪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他身上的灰色旧军装也与林彪及四野将领穿的黄呢子军装形成鲜明对比。
两个人都是湖北人，虽然从红军开始就不在一个山头，但彼此互不陌生，语言更是毫无障碍。
没时间说客套话，直接进入主题。陈再道向林彪汇报了河南剿匪情况，情绪不太高。
原因嘛，第一就是前面提的，战友都去了野战部队打大仗，唯独自己却留在河南剿匪，内心失落感可想而知。
第二，河南土匪确实不好剿，当时陈再道手下只有5万人，土匪分散成几十股，也有四五万人，这场仗怎么打，他心里也没什么把握。
听完汇报，林彪不紧不慢地说话了：“根据我在东北的经验，土匪不灭，政权不稳，不仅支前搞不好，而且会后患无穷。而要剿灭土匪，没有一定数量的主力部队参加是不行的。”
主力！主力？陈再道手里不但没有主力，而且原有地方部队大多“升级”走了，而新组建的部队还不成军，主力从哪来？
1949年的地方部队
林彪似乎看出了陈再道的心思，不等他诉苦就把手一挥，干脆明确地说：“那就让你指挥15万人剿匪，如何？”
去哪弄15万人？陈再道心里直打鼓，林彪又发话了：
“42军4个师留河南，另外考虑到湖北当前战事不紧，准备把孔庆德的58军从鄂北调回豫西南，归河南军区建制，让他们负责豫西南剿匪。”
“还有，已建议军委调热河骑兵师到河南协助你们剿匪。”
哇！陈再道一听高兴坏了。42军有4个师，58军2个师，加上骑兵师，他一下就有了7个师的主力。再算上原来军区的5万人，他麾下就有15万人了。
简直像个暴发户，突然发了大财。陈再道止不住地笑起来。
林彪还是一脸严肃，指示：“枪给你了，部队给你了，政策也给你了，剿匪就看你的了。”
林彪和陈再道都不喜欢啰唆，一句“请林总放心，坚决完成任务”，陈再道告辞了。
没多久，华中局和华中军区就主力部队地方化做出决定并报中央军委，将42军、58军和热河骑兵师留置河南，归河南军区指挥，全力剿匪。
1949年6月30日，河南省委和军区确定了4个重点剿匪区并成立了相对应的党的工作委员会和剿匪指挥部：
头三个重点，箭头直指豫西的伏牛山和桐柏山，后一个重点在大别山北麓。
这两个地区，都列入了蒋介石的《应变计划》之中，是规划建设的15个重点敌后游击根据地之一。
剿匪部队的58军军长孔庆德原是桐柏军区司令员，现在又回到桐柏山剿匪来了。
河南的土匪有“吹”的了，对手都是正规军的军长、师长级的人物。
河南军区发布了剿匪动员令和剿匪立功令。7月12日，省政府和军区联合发布的《布告》贴遍了城乡。
那时，大多数省还没有广播电台，虽有报纸，但几乎没有走岀城镇，所以《布告》成了极其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
《布告》本着“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有功者奖”的政策精神，公布了10条比较具体的处理办法。摘录头三两条如下：
（一）一切股匪散匪凡坚决反动敢于抵抗继续祸害人民者，坚决予以消灭，并坚决镇压其首恶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亦定予追剿缉拿，归案法办，决不姑宽。
（二）凡为匪特利用，图谋不轨，成为反动工具之各种会门，必须立即解散，交出武器，声明退出，违者法办。
凡暴动者，坚决实行武装镇压，彻底剿灭，逮捕会首，予以严惩。对一般会众，立字具结，声明退出，宽大处理。
发布《布告》，宣示决心与政策，目的是震慑匪特，瓦解匪众，但是其震慑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军事压力的大小。
光有警告而实力不济，就会变成一种空头恐吓，而土匪是城墙上的麻雀，吓大了胆，只有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其威慑才是真正有效的。
解放军一下投入7个师集中使用于4个重点区域，土匪从未见到过这种阵势，河南的地方武装也从未见到过这种阵势。
土匪特务胆寒了，地方干部和县区武装胆壮了，从不敢下乡到主动下乡了。
陈再道也敢于将河南军区所有部队都投入剿匪战场了，总数达到15万。河南剿匪是他在战争中指挥部队最多的一次。
多年后，陈再道在回忆河南剿匪时说：“我过去参加了那么多战役，除淮海战役外，都没有这么多兵力参战。”
“我们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才4个纵队12万人。这次河南剿匪，我把所有能够用上的兵力都用上了，出动了15万大军。”
“这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剿匪的决心大，另一方面说明了剿匪与打国民党正规军不同，甚至可以说比打正规军更难。”
兵力充足，部署完成，河南的剿匪高潮掀起来了。
陕州、洛宁地区是第一重点，盘踞在灵宝、阕乡（豫西一旧县名）的惯匪李子奎是重点中的重点。
他为匪20余年，别的恶行不说，仅欠下的血债就有500多条人命。
但这么个十恶不赦的匪首，在国民党节节败退之际却成了多方拉拢的人物。1948年他被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刘希程任命为第1团团长。
刘希程是河南唐河人，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他毕业于黄埔一期，与胡宗南颇有交情。
1927年南昌起义时，他是贺龙20军的一个营长，参加了起义并在南征途中加入共产党，战斗负伤后仍未脱离部队，从广东东江率部到赣南与朱德会合。
晚年刘希程夫妇
后奉派到上海搞工运，此间脱党；回河南在国民党30师当营长，后升任团长；抗战有功，升师长、军长。
抗战胜利后，在派系斗争中失意，被改任河南省保安副司令，毫无实权，挂名领薪而已。
眼看国共两党强弱易势，自己两手空空，将来还不如一只小虫。便想找老同学胡宗南要一个名义，给一个番号，到土匪窝子豫北去拉起一支队伍，将来就可进退裕如。
进可升官发财，退呢？就是起义投降也有了资本。1948年中，他到南京找胡宗南的办事处接触，谁知当时“西北王”胡宗南还实力雄厚，没把他当回事；
到1948年底，胡宗南在陕西连续损兵折将，已是威风扫地，只能困守西安一带，于是约刘希程到西安面谈。
经过勾心斗角地讨价还价，12月，胡宗南给了他“暂编第三纵队”的番号，命其为第19绥靖区副司令兼豫西分区司令、三纵队司令、豫西行署主任，拨给其武器弹药和经费给养。
有了名义和番号，刘希程便前往灵宝设署办公，大量收编土匪武装，一下就成立了8个团，共1万余人。
其团长多是惯匪头目，李子奎实力较强，被委任为第1团团长。另一著名匪首任太升被封为新2师师长（辖4、5、6三个团）。
等刘希程把这些乌七八糟的土匪部队基本捏在一块时，已到1949年2月，国民党已败退江南。
刘希程看势头不对，便派人到开封找中原军区联系起义，但因其要价太高，要求两个不变：保留其纵队编制不变，军官待遇不变，所以谈判搁浅。
刘希程于是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以加强谈判的筹码，便兵分四路向卢氏、洛宁进犯，企图拿下卢氏县城，结果被陕州军分区部队歼灭千余人。
这一仗让刘希程对这支土匪武装失去了信心。是年5月，西安解放，胡宗南仓皇入川，命令他在敌后坚持。恰在这时，他接到了贺龙司令员劝他投向光明的信。
听到当年的老军长的召唤，他不再犹豫，连夜化妆去见陕州分区司令员郭庆祥，商谈起义事宜。
6月10日，刘希程正式宣布起义，可第1团团长李子奎叛变，带着5000余人差点把刘希程的司令部给端了，并乘机占领了灵宝县城。
另外，其第3团（卢氏民团）团长薛云生，新2师师长任太升也把部队拉走了。刘希程仅带了千余人起义过来，军官多是与他差不多的官场失意者。
他的起义政治上是有意义的，但对豫西土匪的实力并没有实质性削弱。
李子奎又被胡宗南委任为“新1师”师长，“名正言顺”地把陕州、洛宁地区的土匪全部集于麾下，队伍反而壮大了。
然而，李子奎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叛变刘希程、占领灵宝县城才1天，就被解放军部队包围了。
这支部队是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首长派来的60军178师。他们从陕西过来，目的是打通陇海线。
在陕州军分区部队的配合下，于6月11日凌晨发起对灵宝及其外围据点的攻击。
从睡梦中的惊起的李子奎虽然侥幸逃脱，但匪部损失近千人，而且其后勤基地朱阳镇也被解放军端了。
178师打通陇海线后归建，李子奎暗自高兴，未曾想一野的部队前脚走，四野的部队后脚就到。
这一次，李子奎遇到的对手是42军155师。7月24日，师长廖仲符指挥部队包围了李子奎的老巢阕乡地区。
这一下李子奎惨了，近2000匪徒被歼，损失枪支近千，仅率残部逃出。
李子奎这时还大惑不解：“解放军大军不是都南下湖广了吗？哪里来这么多部队呀?”
他过去所以敢猖狂，就是欺负陕州分区部队弱小，剿匪有如用水果刀杀鸡，未想到现在情况变了，林彪、陈再道是杀鸡用牛刀。
他不得不抛弃老巢，带残部向南去投靠“新2师”师长任太升。谁知一路上总是被围追堵截，残部被歼殆尽，只剩30多名护卫，还再次落入廖仲符目标。
廖仲符
为了逃命，他把这30多个护卫当诱饵抛了出去，独自一人化妆潜逃回了灵宝马家寨，躲在一孔破窑洞里。
他的家当全部拼光了，投降吧？身上背着500条人命的血债；顽抗吧？已经没有本钱。每天靠过去的老关系在夜晚偷偷摸摸地送点吃的，简直生不如死。
他唯有幻想等风声过去，再设法潜逃。哪知风声反而一天比一天紧，终于有一天夜里他被人发现了。
河南军区独8团8连包围他藏身的窑洞。“李子奎，快出来！”听到战士的喊话，他开始还装聋作哑，幻想能躲过去。
但听到8连连长命令用集束手榴弹炸窑时，他本能地开口了：“别炸窑，别炸窑，我投降，我投降。”
按照战士的命令，他先扔出了1支冲锋枪和2把手枪，然后举着双手像鬼一样披头散发地走出窑洞。
被捕后他才知道，他曾经想去投靠的“新2师”师长、惯匪任太升也已被俘了。
任太升是个秃子，绰号任小秃，其匪巢在宛西淅川、西峡口、西坪地区，乃鄂豫陕三省交界之地。
国民党在丢失南阳城池后，利用任小秃之流占领乡村，大搞白色恐怖。西峡县有47户被土匪杀绝，一个叫王景山的土匪营长就亲手杀害83人，还把人心剜岀来炒了下酒。
原国民党南阳专员、民团参谋长王兴东与其他4位开明士绅，带着南阳专署的信件去劝降，竟全部被任小秃活埋。
南阳地委的一份报告称：麦收以来，在丹水一个区被土匪杀害的60余人。7月在西峡丁河一带被土匪杀害的有40余人。
李品高在开封参加革命工作，土匪将其大哥李连布、二哥李连琪杀害，碎尸八块。
现任地委秘书长李兆钧的父母也被土匪杀了，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还扬言要“斩草除根”，多次闯入他姐姐家搜寻其弟。
我58军奉命从湖北回师南阳后，任小秃将兵力收缩回老巢西坪镇，加固寨墙、碉堡和外围工事，企图凭借坚固工事顽抗，并选好了失守后的逃遁路线。
此匪非等闲之辈，懂得兵法，颇有应变之术。58军军长孔庆德和政委方正平深知此人之狡诈，决定采取两翼包抄、远程奔袭的战术，先断其退路，再攻其巢穴。
173师和南阳分区部队冒雨急行军180公里，于7月28日对任太升匪部形成包围，29日下午攻进镇内。
匪部按预定计划分两路逃窜，剿匪部队也按预定计划分两路围追，5天下来，歼匪1000余名，活捉其副师长王紫仙。
但任小秃的狡猾大出剿匪部队的意外。他带着700余土匪悄然掉头回来，突然向淅川县城发起攻击并夺取了东关。守卫淅川的地方部队100余人，经英勇反击，夺回东关。
任小秃不料县城没能打下，反被我521团将其压缩于河南庄一带的狭小空间内。
眼看已成网中之鱼，他派出代表求降，约好次日受降。可剿匪部队被他耍了，趁我部队后移之机，他在夜间溜之大吉了。
我剿匪部队与之在高山密林中周旋了10多天，任小秃实在无路可逃了，不得不与卢氏县伪县长一起向我投降。
在第三个重点剿匪区的南召、鲁山，警备2旅剿灭了惯匪头子李开元的“铁血自卫团”，歼匪2000余人，李开元被生擒。
在第四个重点剿匪区豫南、潢川地区，我126师歼匪2000余名，毙、俘匪首77名，反共自卫救国军鄂豫纵队被全歼，洪淮支队大部被歼。
河南剿匪杀鸡用牛刀，刀刀见血，头三刀宰了李子奎、任太升、李开元。此三人是豫西土匪的旗杆，这三根旗杆的倒下，标志着豫西大股土匪已不复存在。
豫西是蒋介石规划的15个重点游击区之一，现在插在他那幅“敌后”游击理想图上的这面蓝旗，应该拔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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