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四年（1449），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后，瓦剌突破明朝北部边疆防线，在遭到抵抗后，逐渐向西，即瓦剌大本营方向迁移。途中曾驻扎于河套东北的广阔地带，并有大规模越过河套，进攻榆林、宁夏，甚至陕西内地之举。不仅如此，瓦剌依仗军事力量，甚至开始改变以往抢罢即走的流动方式，越季居于河套。有鉴于此，明朝也开始改变以往在河套周边抵御蒙古部落的方式，主动进入河套搜剿瓦剌，开始了明中后期“搜套”的历程。
所谓“搜套”，是指明中后期，明朝在蒙古势力进入河套的军事背景下，为防止河套被其长期控制，成为进攻陕西、山西、宁夏的前沿地区，从而主动出兵河套地区，在广阔的空间内，搜剿敌人。这种战略虽然表面看来是进攻性的，但作战区域是在本方疆土，目的在于驱逐蒙古势力，防止其再次南下，而非进攻蒙古高原，因此从现代军事学术语来看，是一种“攻势防御”。
瓦剌在明军抵御之下，于景泰元年（1450）撤出河套，回至大漠。
也先退回蒙古高原后，杀死脱脱不花汗，自立为汗，成为蒙古历史上唯一非黄金家族成员即位的大汗。由于成吉思汗在蒙古部众心目中具有崇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在蒙古草原形成了历任大汗都须由成吉思汗的子孙（被称为黄金家族者）担任的政治传统。忽必烈统一中国，建立元朝，又促使大汗之位进一步限定在忽必烈后裔中。这一传统在元朝覆亡，北元退归草原之后，仍然延续了下来。洪武晚期，窝阔台后裔鬼力赤夺回被拖雷家族占据百年的汗位，尚且被蒙古部众视为非法，因而很快败亡。也先只是出身于蒙古别部的瓦剌，自然更不具备称汗的合法性，因此他的篡位遭到了鞑靼各部的强烈反对。而瓦剌内部也出现了权力之争，也先在称汗不久，便被阿剌知院杀死。
也先死后，鞑靼非黄金家族的孛来拥立脱脱不花幼子马可古儿吉思（明称“小王子”）为可汗，孛来自任太师，掌握着实际的权力。对于孛来的专权行为，黄金家族的毛里孩非常不满，开始与孛来争战。于是，瓦剌内部、瓦剌与鞑靼之间、鞑靼内部就这样再次展开了混战。在“人祸”的同时，蒙古草原上还发生了旱灾与瘟疫，进一步恶化了蒙古高原的生存环境。在双重打击下，瓦剌开始撤回西北旧地，此后虽仍有少量瓦剌部众南下明境，但作为一个部族的瓦剌，不再与明朝有直接关系了。孛来鉴于鞑靼传统游牧地在蒙古高原东南部，因此并未北上，而是选择与明朝展开朝贡贸易，以获得生存物资。明朝最初虽然同意了这一请求，但伴随朝贡贸易的进行，二者时有摩擦，明朝于是减缩了对草原的物资供应。在生存危机之下，孛来再次发动对明朝的进攻，河套是其目标之一。
明朝为应对这一军事变化，再次开始“搜套”。天顺元年（1457），英宗派遣明朝当时第一武将石亨，整合大同、山西、榆林、宁夏军队，进入河套地区。
“土木之变”中，大同镇系统的石氏家族意外地冒了出来。明代九边长城各镇地位在不同时期变化沉浮，而只有两个镇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地位与较强的战斗力，一个是宣府镇，宣府镇地位来源于作为京师北门的战略地位，另一个就是大同镇。大同镇地位来源于其扼守北方平原大门的核心位置。大同处于蒙古高原、山西高原交界处，地势平坦，控制着北方族群进入北方平原的开阔地，自古便是四战之地，因此拥有九边诸镇中最为善战的部队之一。
“土木之变”前，石亨是明中期第二武将。“是时，边将智勇者推杨洪，其次则亨。亨虽偏将，中朝倚之如大帅，故亨亦尽力。”而石亨侄石彪更是异常勇猛。“（石亨）英果有胆气，善骑射，提大刀飞舞，彪持斧挽强。每战，亨先登，彪从之。”“土木之变”前，石亨已升大同镇左参将，石彪也升都指挥。
“土木之变”后，石亨最初虽兵败回京，但利用和于谦共同主持北京保卫战的历史契机，威震瓦剌。石亨因功封武清侯，一跃而成景泰朝重臣。在此战中，石彪也甚为勇猛。取得北京保卫战胜利之后，石亨继续控制中央军队，得以提督京营，地位已跃至杨洪之上。而石彪也升游击将军，并在威远卫抵御来犯瓦剌部众时，用炮击死百人，取得了威远卫大捷，是北京保卫战后明军取得的重要胜利，进一步鼓舞了明军士气。
石亨借助掌握京营军队的权力，趁代宗病重之时，发动“夺门之变”，复立英宗为帝，得建拥立之功，晋爵忠国公，无论从地位，还是能力而言，皆堪称杨洪之后明朝第一武将。天顺时期的“搜套”重任，自然就落于石氏家族身上。石亨、石彪也不负众望，先后在天顺元年（1457）取得磨儿山大捷，斩首174人；天顺三年（1459）取得野马涧大捷，斩首513人，是明中后期历次“搜套”、“复套”战役中，获得的最具分量的大胜。
取得“搜套”胜利后，石彪返回大同镇，不仅多次建立战功，而且颇有见识地请求恢复阴山南部边疆的军事体系，堪称杨洪、石亨之后明中期第一将才，其才气、勇略甚至较二人尤胜，从而继杨洪被蒙古人称为“杨王”之后，石彪被称为“石王”。
但正是这样一位已充分展现才干的将领，在战功既为西北第一，且身居侯位的情况下，却一直未能升至大同镇总兵官。原因是英宗担心石氏家族会影响到自己的皇位稳固。“夺门之变”后，石亨也仿照杨洪作法，努力构建听命于自己的武将集团，将家人、亲故、旧部都纳入进来，规模较之杨氏家族庞大了许多。对于石氏专权，英宗十分嫉视，自然不会命石彪镇守大同，以免形成叔侄二人一内一外、共握天下精兵的态势。
天顺三年（1459），在迟迟未获得总兵官任命的情况下，石彪授意大同将领向朝廷荐举自己。这一做法不仅未能成功，反而成为石氏家族覆灭的导火索。英宗以交接蒙古为罪名，将石彪诛杀，而石亨则系狱身死，其麾下武将集团也被解散，石氏家族在昙花一现后，迅速覆亡。
英宗虽然借助铲除石氏家族，恢复了政治平衡格局，但伴随石亨、石彪身死，明朝失去了当时最有资格与蒙古势力一较高下的武将，使明前期以来就面临的武将断层现象愈加严重。好在此时孛来、阿罗出与其他鞑靼部落并未固定于游牧河套，而是将其作为跳板，不断迁移，明朝因此才未再彻底失去河套的控制权。但在明中后期“搜套”、“复套”战争中，武将不仅多不堪重用，甚至多浮浪之辈，再未取得石彪的战绩，这也是明中后期失去河套的军事根源，加剧了北部边疆的战略劣势。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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