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瞬间变永恒，留住最美好的回忆，这是照相的意义。
然而，一张照片，也可能会变成一个人的执念，让人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去追寻当年的人或物。
曾担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石少华，就遇到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那是1962年7月份，石少华在北京举办个人影展，展出了从1940年到1961年间，他拍摄的部分作品154幅。
这次影展，在当时的北京影响很大，因为这些照片，大都承载着战争年代的记忆，甚至毛主席都听到了消息，还特意邀请他去家中吃饭。
跟摄影师聊天，聊得当然是摄影方面的内容，席间，毛主席拿出了自己珍藏的相册。
当从相册中看到1939年，他拍摄的老照片《毛主席和两个小八路》时，石少华眼眶红了。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石少华正陪同苏联友人参观延安，他是无意间瞥见这一幕，抓拍下来的。
当时的毛主席，跟两个小八路聊得很开心，还用右手手指在左手掌心里写写画画。
看到照片，石少华就特别特别好奇，当年毛主席跟这两个孩子聊什么，怎么会说的这么开心。
可惜，已经过去23年，毛主席也记不得他们当初谈话的内容，至于这两位小八路叫什么名字，他更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毛主席对石少华说，他也想再见见这两个孩子，看看20多年过去了，他们过得如何。
石少华是广东番禺人，出生于香港，5岁随父母定居广州，家境不错的他，从中学时期就喜欢摄影，经常拿着相机四处拍摄。
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满腔热血的石少华，也想为革命出一份力，1938年，年仅20岁的他，不远千里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在当时的延安，照相机可是金贵物，石少华走到哪里拍到哪里，他也十分受当地军民们欢迎，在延安、冀中军区等地，石少华拍下来大量的作品。
1939年9月，石少华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根据地时，把500张左右的照片和底稿，都留在了延安抗大，可惜在一次日军的轰炸时，照片的底片丢失了。
为了避免发生误认，他没有去认领那500张照片，但时隔多年，毛主席依旧清晰的记得，这张照片，是他拍的。
听毛主席也对两个小八路感兴趣，石少华笑着说，自己会想办法找到他们，把他们带到主席身边，再给他们拍张合影。
离开毛主席住处，石少华就发动关系，四处打听这两位小八路的下落，然而，20多年过去了，那时候的信息又不发达，想仅凭一张照片就找到人，谈何容易？
终于，1966年，苦寻4年的石少华，知道了这两位小八路的名字，个高的叫安定保，个矮的叫刘长贵。
他还打听到，当年安定保是张学良之弟张学思的警卫员。
怀着激动的心情，石少华找到了张学思，在他面前拿出了这张照片，看到照片上的小八路，张学思的眼眶也红了。
张学思告诉石少华，安定保就是他的警卫员，当时，他刚刚担任抗大第三分校二队队长没多久，为方便他的工作，组织把安定保调到了他的身边。
那时候，安定保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人特别机灵，张学思很喜欢，可惜，他早早就牺牲了。
那是1945年秋，侵华日军刚刚投降，为抢占东北，组织派张学思带着“东北干部队”返回老家开展工作。
结果走到河北承德时，他们跟一伙尚未缴械的日军遭遇，激战中，安定保不幸中弹牺牲，牺牲时才20出头，还没有成家。
听张学思如此说，石少华的眼神也黯淡了下来，即便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他见惯了生死，可听到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人牺牲，他依旧会心痛。
安定保牺牲了，张学思将军又不认识另一个小八路刘长贵，一时之间，线索又断了。
好在一点，张学思给他提供了个找人的思路，他告诉石少华，当时延安对于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很是珍爱，他们一般不会被送往前线，刘长贵很可能也是某个首长的警卫员或者通讯兵。
顺着张学思的这个思路，石少华继续发动亲朋们帮助自己找人，甚至他还把这张照片发表到了报纸上，想通过群众寻找刘长贵，可惜效果并不好。
因为在这一年，我国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许多人自顾不暇，石少华本人，也遭了2年罪，直到1968年才解放。
此后，他常年奔波于国内外，先后出访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地，也无暇再顾及此事。
转眼时间来到1976年，这一年，毛主席离开人世，未能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也成了石少华一生的遗憾。
在此后，只要有机会，石少华就会托人四处打听刘长贵的下落，因为他真的很想弄清楚，毛主席当年跟两个小八路说了什么。
他的消息发出后，也有许多“刘长贵”写信联系他，但可惜，都不是石少华要找的人。
终于，在1986年，有人给他打电话，说是真正的刘长贵找到了，因为他清晰的记得，当年给他们和毛主席拍照的人，是个大高个，身边还跟着几个外国人。
一听这话，石少华就知道，这个刘长贵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他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跑去辽宁丹东，去见刘长贵。
当看到石少华，即便时隔47年，刘长贵还是一眼认出了他，而从刘长贵的相貌，石少华也依稀看到了照片中小八路的影子，此时，石少华已经找了他24年。
这次见面，刘长贵很激动，尤其是听说毛主席曾想再见见他和安定保时，更是激动的热泪盈眶。
刘长贵告诉石少华，张学思将军猜的没错，当年的他，确实是在延安当通讯员。
刘长贵是山西晋中寿阳刘南沟村人，出身寒苦，兄弟三个，他排行老二，小名二黑牛，6岁丧母，是父亲卖豆腐将他们抚养长大。
1937年，寿阳来了两个“外乡人”，就住在刘长贵家，性子活泼的刘长贵，经常跟他们接触。
这年4月，“外乡人”拉起了一支80多人的队伍，要带着他们去打鬼子，当时的刘长贵12岁，还没有枪高，他也嚷嚷着要参军，“外乡人”竟然准了，他成了一名小八路。
抗战打响后，刘长贵被分配到了八路军120师714团，给时任3营营长，后来的开国少将游好扬当通讯员。
可随着战事越来越激烈，部队让他跟500多名老弱伤残一起被送到了延安，还是给人当通讯员。
来到延安，刘长贵最大的梦想，便是能看看毛主席，终于，在1939年4月24日，机会来了。
当听到毛主席会乘车到延安关东黑龙沟的抗大参加大生产运动总结大会时，刘长贵跟比自己大1岁的安定保，早早便在山坡上等候。
当看到毛主席的车缓缓开来，两个小八路风一样的从山坡上冲了下来。
远处的毛主席看到这一幕，嘴角露出了笑，下车后的他，没有着急离开，而是在车边上等着他们。
看到毛主席，无论是刘长贵还是安定保，都是激动不已，赶忙问好，这让毛主席更加开心，问他们多大了。
刘长贵虽然个子矮，但反应奇快，未等安定保开口，便抢着回答道：“我十四，他十五！”。
毛主席又问：“你们这么小，为什么参加八路军？”。
这一次，安定保也不甘示弱，跟刘长贵争抢着回答：“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
听连个小八路这样说，毛主席更开心了，他笑着问：“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您是毛主席！”，刘长贵和安定保异口同声道。
毛主席笑着说：“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
因为毛主席有着浓厚的湖南口音，他害怕两个小八路听不懂，就用右手手指，在左手掌心写自己的名字。
边写，毛主席还边跟他们说：“参加革命了，要好好学习哟，等革命胜利了，还有好多工作需要你们做！”
石少华拍到的，正是这一幕。
搞清楚他们当年和毛主席的谈话，石少华心里舒服多了，也放下了困扰他长达24年的“执念”。
能和毛主席交谈，是刘长贵一生最骄傲的事情，他也谨记毛主席的话，开始刻苦学习文化知识。
那时候的延安很艰苦，刘长贵、安定保他们没有钱买纸笔，只要一有空，便拿根树枝，在空地上练习写生字，日子一长，他们也都变成了“文化人”，能够读书看报了。
刘长贵不仅跟毛主席说过话，还跟朱老总说过话。
那是1942年，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延安展开大生产运动，刘长贵他们很想参加，但年纪小帮不上什么忙，于是，他们就想着，利用空闲时间，编筐给开荒的叔叔伯伯们用。
然而，编筐也是个技术活儿，没人指点，还真干不了，他们编的编的，筐子就散架了。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时，一个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人出现在了门口，笑着道：“小鬼，你们在干啥子？”。
抬头一看，来人是朱老总，刘长贵他们立即起立敬礼，然后大声道：“我们在编筐！”。
此时的朱老总，已经看到了地上散乱的枝条，和编的乱七八糟的筐子，便道：“你们这些小鬼，一定不会编，我来教你们！”。
说罢，便坐下来给他们演示如何编框，并且手把手一个人一个人的教，直到每人都编好一个筐子，他们都学会了，朱老总这才放心离开……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刘长贵跟安定保一样，也跟着部队奔赴东北战场，他跟着部队，从东北打到华北，又从华北打到南方。
抗美援朝开始后，他们又跨过鸭绿江，与美帝国主席展开殊死搏斗。
跟随部队征战多年，刘长贵数次流血受伤，在朝鲜的一次战斗中，他伤的很重，被送回国治疗。
在住院期间，他跟一位来看望他的女同志擦出了爱情火花，1955年，由于身体原因，年仅30岁的刘长贵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辽宁海城交通局当科长，后来，又担任海城丝绸厂武装部部长。
回到地方的刘长贵，跟妻子生活的很幸福，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当年和毛主席的合影，这让刘长贵惊喜不已，他小心翼翼的将图片剪下，请人拍成照片留作纪念。
在浩劫中，刘长贵因为妻子是地主出身，也受到波及，夫妇二人吃了不少苦。
一次，小兵们上门，他猛然想起了自己的这张照片，就拿出来给他们看，还跟他们讲自己在延安和毛主席、周老总的故事。
有图有内容，也由不得那些人不信，也是因此，他们再不敢找他们一家的麻烦，刘长贵夫妇平安度过了那10年。
等1986年，石少华找到刘长贵的时候，他已是61岁的老人，也已经从岗位上退了下来，过上了退休生活。
可惜的是，晚年的刘长贵，并未能享受几年退休生活，1993年五一，刘长贵外出散步。
好巧不巧，一个大卡车从他身边路过，挂断了一根电线，掉在了他的身上，刘长贵触电身亡，享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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