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虽然长期生活在农村，但他对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特别是评论界关注的，大多找来看看，以使自己了解当前创作的状况。
著名作家柳青
“文化大革命”前他在看过一些平铺直叙的长篇小说之后，很不安地写信给我：“古典之林的小说，哪有平铺直叙的！平铺直叙，人物站不起来,更不要说能动人了。人物是平面叙述，场景描写肯定是 静物罗列， 平铺直叙的东西再好，也是公园里的假山，不是崇山峻岭。 ”
但他在读过《林海雪原》《三家巷》《红岩》之后，却无比的兴奋和激动，他预言《林海雪原》会是“传世之作”！他说：“这样题材的小说，曲波还可以写五部！”他看过《三家巷》之后，对欧阳山的艺术技巧之精湛和独到是很称赞的，他说：“似这样追求艺术技巧的作品，是十分难得的！”而对《红岩》他讲得就更多了。
1961年年底《红岩》出版后，我给柳青寄去一本，不久，便收到他的热情来信，信中写道：“在读《红岩》，有一些想法，很感兴趣，觉得这是很大的成就。 这两个同志的第一本小说，达到这样水平，的确是令人鼓舞的。 1960年你来皇甫的时候，谈到的就是这本书吧！他们采取了近代手法，这证明生活赋予作家发挥才能的基础，可惜在一些最困难的章节里，作者没有坚持这种手法调动和安排众多的同场人物，显出了低洼地带。 我想这样要求第一次写长篇小说的人，也许是不合情理的。 ”
柳青这里指的“低洼”地带，是说作家对自己描写的对象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视角，这个视角，就是人物的眼睛。 写两个人物以上的场面，不能时而从这个人的角度，时而又从另一个 人的角度，看待周围的事物，而应该自始至终在这个章节里，用一个人的眼睛去观察看待周边的人和事，当你在写一句话、一个场景的时候，应该明确是谁在说，谁在看，一切都从你笔下的这个人物的视觉和直观出发，就好像你是通过他的眼睛在看一切，通过他的嘴在说一切，你处在他那种心情之中，这样出现在你笔下的人和事，环境和事物便都有了个性，变得活生生的了。 这时人物会沿着自身发展的规律顺畅地、自然地向前发展，而作家这时也进入了创作的最高境界，支配作家身心的、占据作家的思想和感情的是艺术的角色和灵感，而不是其他。 从作家笔下流出来的那一系列的人物和对话、情节和场面，都是个性化的，这样的作品，就进入了一个独有的、崭新的艺术王国，艺术的感染力就完全不同了。
柳青讲这段话，是针对徐鹏飞、毛人凤设宴诱降许云峰一章和围绕假释放刘思扬的一些章节说的。 柳青认为：罗广斌、杨益言对小说《红岩》的构思是十分巧妙的，非常喜人的，自始至终从人物描写着手，大多数章节都注意了艺术角度，只是在个别章节忽视了这个问题，形成艺术手法上不够统一，出现了某些不够协调一致的地方，对一部基本成功的长篇小说来说，这是很可惜的。 柳青对《红岩》有很高的评价，在肯定这部作品时，他还特别强调《红岩》在艺术上也比当今出版的一些长篇小说强，生活充实，情节构思好，文字流畅，特别是描写角度处理得很好。
但柳青也不是一味肯定，在谈到《红岩》的不足和缺陷时，他非常认真地从思想方面谈了一个问题，要求我们转告作者，这就是对刘思扬这个人物的把握和描写。柳青认为，从作品里看，刘思扬这个人物是不真实的。
柳青说，刘思扬是一个大官僚、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为什么参加革命，而在参加革命后，又为什么那样的坚决，从作品里看不出有什么根据。他读了哪些马列主义的书，经历过哪些革命斗争的考验，在他的身世遭遇中有哪些事物刺激了他，使他感到不坚决革命就不能活下去……这一切在作品里都没有交代。马克思、恩格斯成为伟大的革命导师并非偶然，他们都深刻地研究了历史和社会，对阶级剥削、阶级压迫有深刻的认识。毛泽东所以成为伟大领袖也非偶然，他从青年时期起就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深刻的认识。我们许多老同志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也是经历了长期的战争考验和残酷的革命斗争的锻炼。而刘思扬这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在他被捕之前，他经受过什么样的考验，他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经历了什么样的历程，使他背叛家庭，走上了一条与他父兄完全相反的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道路，使他在被捕之后，成为一个非常坚定的革命战士。存在决定意识，这样的描写既不符合人物成长历史的、社会的逻辑，也没有提供足以说明符合人物的思想、心理、情绪形成与发展的内在依据。柳青说，我不是唯成分论者，也不是机械唯物论者，更不是说刘思扬这个人物不可以写，或者说现在写的根本要不得，而只是要求作者写出这个人物的行动表现的根据来，不能取其一点（只讲他坚定勇敢的一面），不及其余（不讲他为什么能够如此坚定勇敢的一面），现实主义的作品，不能只写是什么，还要写为什么，要把人物行动表现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基础写出来。说社会基础，是指客观环境对他的影响；说心理基础，是指客观环境对他发生影响之后，在他的思想、情绪、心理上所引起的一些变化。现在刘思扬就缺少这种社会的和心理的基，也许在作者的心里，这个人物是有根据的，但在作品里没有写出来，读者也许没有感觉到，但这是个遗憾。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文人相轻。对这部作品，我是充分肯定的。但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一个党员作家，我应当提出这个问题。对于那些围绕刘思扬这个人物，大写吹捧文章的人，作者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万不可飘飘然。为了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写一篇文章，但现在写这样一篇文章，对整个作品就会有严重影响，读者也会产生误解，联想到其他一些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需要研究，作者占有的生活材料很充实，也许不费什么力就能解决。但如果不解决，始终是个问题，这问题即使现在不提出来，迟早也会提出来。
柳青说，只写人物的活动表现，而不注意写他活动表现的根据，这个问题在《红岩》里其他一些人物的身上也存在，不过不像 刘思扬那么突出，而且其他人物也不像刘思扬这个大官僚、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那么敏感。 关于这个问题，我考虑得比较多，意见比较肯定，请你们和作者认真研究。 在谈这个问题时，柳青还向我们反映，有个别党的负责同志也向他表示过，刘思扬这个人物不真实，不自然，作品里写他见别人戴铐自己戴不上铐感到委屈，见别人受刑自己没受刑感到难过……使人读了感到做作，如果真是个坚定的革命者，为什么会感到委屈、难过？不戴铐、不受刑岂不更好？正可以利用这个方便在牢中多做些工作，至少可以为难友端碗送水，为难友们尽些力量。
对他的这些看法，后来在柳青来京时，我向他做了解释。 我告诉他，罗广斌、杨益言所以这么写，意在说明，刘思扬与狱中那些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党员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他还幼稚，还不成熟，说明在刘思扬的身上，不时还有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表现出来，作者还是为了表现刘思扬身上这样的弱点才这么写的。 假释刘思扬以后，刘思扬急于和党接上关系，险些上特务的当等情节，这在稍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党员身上是不会发生的，但在刘思扬的身上发生了，说明刘思扬还需要在斗争中不断磨炼提高，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才能走向成熟。 听了我们的介绍，柳青表现出一种少有的兴奋。
柳青对《红岩》的评价和意见，我是十分重视的。很快,我就给罗广斌、杨益言写去了一封信，把这一切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后来，他们在武汉相遇，柳青高兴地祝贺他们，同时也十分坦率地把他的这些看法和罗广斌、杨益言二人进行了交流。他们做了长时间的交谈，双方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4年罗广斌、杨益言来京见到我时，还谈起这次会面。罗广斌、杨益言很有感触地说：“在我们接触的作家中，柳青给我们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他不仅艺术上造诣很深，而且理论水平也很高。他和我们的谈话，很深刻，有见 解，对我们的启发帮助很大。 "
当时我和罗广斌、杨益言还议论到这样一个问题：《红岩》出版后，赢得广泛好评，作者和编者都很振奋，还没有来得及冷静地、全面地对小说表现的生活深刻性和艺术技巧的运用进行回顾和总结，是柳青的及时指点和概括，使我们感到不仅要对《红岩》的写作和出版进行总结，还应该对《红岩》的思想、生活、艺术、技巧的发挥和艺术效果的反映也进行总结，为以后的创作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一次柳青和我谈起长篇小说的出版时，联系他看过的一些作品，深有感触地对我说：“粗糙零乱的构思，冗繁内容和平铺直叙的描写，刻画不讲究角度，场景描写不通过人物的眼睛，而是客观罗列，意义不大的人物过多，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细节……读这样的作品，不是一种美的享受，心灵的共鸣，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让人感到厌倦……你们不要出版这样的作品，出版这样的作品，不仅有损出版社的声誉，也把读者的胃口搞坏了……”
他在和我的另一次谈话中还讲到：“文学源于生活，重要的在于艺术实践，而完成艺术实践的是技巧。为什么有些作品读起来让人感到轻飘飘的？原因就是不是源于生活。虚构、编造的东西，从来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学这个东西，是弄不得假的。好比一个驴子驮得动的东西，就不要用大骡子、大马来驮; 同样，是个驴子，也不要把它写成个起重机。”源于生活，不断实践，讲究技巧，以质取胜，这是柳青三十多年前说的话，然而却实实在在地道出了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真谛！
节选自《守望歌乐山》一书。
《守望歌乐山》
中国青年出版社
王维玲/著
对于《红岩》这部长留人间的成功之作，回忆它的诞生和写作，无疑是读者感兴趣的话题，这就有了王维玲编著的《守望歌乐山》，在这里读者不仅可以从中了解一部有影响的文学作品的诞生，是多么艰难和不简单，而且还可以清楚的看到罗广斌、杨益言在创作中是怎样的下苦工夫、下大工夫，怎样按照艺术规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的。
作者简介
王维玲（1932-2019）， 1950年至1994年供职于中国青年出版社，历任宣传副科长、文学编辑室编辑、主任、中青社编委、副总编辑。
1980年创办《青年文学》并任主编。 1987年创办《中华儿女》并任主编。 1987年评为编审。 共青团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全国青联第七届委员。 1994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 1957年开始写作，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90年至2007年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会长，2008年起任名誉会长。
在40余年的文学编辑岗位上，组织和编辑了大量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如《红岩》《创业史》《李自成》《人 生》《心灵的历程》等，与众多老中青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著有百余万字的评论文章和纪实文学，出版专集有《岁月传真》《42年磨一剑》《守望歌乐山》《品尝记忆》等。
《红 岩》
中国青年出版社
罗广斌 杨益言/著
小说发生在1948年至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最黑暗日子里的山城重庆。黎明时刻，我党的活动比任何时期都要活跃，敌人的镇压迫害也比任何时期残酷，因而敌我双方最后这场决战，显得异常激烈……
作者以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再现了国民党统治行将覆灭、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斗争形势和时代风貌，成功地塑造了许云峰、江姐、成岗和华子良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英雄形象，同时对反面人物的形象塑造也很有特色，既揭示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又不流于脸谱化。 作品结构错综复杂又富于变化，善于刻画人物心理活动和烘托气氛，语言朴实，笔调悲壮，被誉为“革命的教科书”。
作品一经面世，立即引起轰动，先后被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和豫剧《江姐》等，从1961年出版以来，雄踞我国红色经典作品榜首数十载，激励了无数青年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热情。 入选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向全国青少年的百种优秀图书。
作者简介
罗广斌（1924-1967），重庆忠县人，中共党员， 1948年被捕，被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 建国后，历任青年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部长、重庆市民主青年联盟副主席，后在重庆市文联专门从事创作。 合著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长篇小说《红岩》。 “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致死。
杨益 言（1925-2017），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 早年参加革命工作，后被捕囚禁于重庆渣滓洞，出狱后根据其亲身经历写成《红岩》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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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人世间》 中国青年出版社 梁晓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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