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土拨鼠的小胖丁

诗仙与诗圣：同样的人生，不同的感悟

唐诗作为唐朝繁荣、开放、包容文化的结晶，千百年来一直被广为传颂，而唐诗这座文化圣殿上最为灿烂的瑰宝，当属李杜的作品。

“诗仙”李白，他的口中是星辰大海: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诗仙充满浪漫主义的辞藻凝聚着对自然风光的喜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而“诗圣”杜甫，他的笔下是芸芸众生：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诗圣悲天悯人的文字记录着对社会矛盾、贫富差距的思考。

很多人对李杜的生平有个认识误区，以为李白生活在“开元盛世”，国家强盛、人民富裕，故“诗仙”的作品乐观昂扬。

而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山河破碎、兵荒马乱，因而作品消沉悲凉。

其实不然，杜甫本人是年长他仅十一岁的李白的忠实粉丝，两人皆完整经历了唐朝由盛转衰的过程。

相比李白在战乱中溘然长逝，杜甫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还品尝到唐军平定“安史之乱”的喜悦: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李杜作品齐名，生平亦多相似之处。

同样的少年家境优渥，同样的中年游历四方，同样的老年颠沛流离，生活点点滴滴的浇灌，却在二人身上长出截然不同的花朵。

李白在贫病交加中离世: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绝笔诗仍不失一代文豪的洒脱豁达。

而杜甫身处灯红酒绿的长安，却挥毫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字里行间皆为苍生。

仰望星空时，我们渴望李白: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脚踏大地时，我们需要杜甫；

人生有离合，岂择衰盛端。

开元盛世下的杜甫

杜甫是幸运的，纵观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他处在最好的时代。

从寒冷的朝鲜半岛到荒凉的阿富汗山地，辽阔的亚洲大陆四处飘扬着唐军的旗帜。

长安城中八街九陌车水马龙，倭国、大食、天竺使臣络绎不绝。

作为大唐子民，他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感到自豪，多年后仍深情讴歌：

忆昔先皇巡朔方，千乘万骑入咸阳。阴山骄子汗血马，长驱东胡胡走藏......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

生于官宦之家的杜甫自幼衣食无忧，青年时期，他与偶像李白有着相同的爱好，交游文人雅士，遍访名山大川，虽进士落第却不扰闲情逸致。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二十四岁的杜甫登临泰山: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杜甫官居兖州司马的父亲杜闲病逝。父亲虽逝，余荫尚在，杜甫继续过着衣食无忧、四处游历的悠闲生活。

可惜年少的杜甫不明白，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盛世下的危机——杜甫的居安思危

公元742年，唐玄宗改元天宝，登基三十载的唐玄宗在国泰民安的盛世气象中志得意满。

李林甫、杨国忠则极力粉饰太平，公然宣称“大唐农民的午餐比回纥王公吃的还美味”、“长安的一条街道足以震撼吐蕃”、“两千开元通宝＞三千南诏币”。

盛世的风平浪静下是暗潮汹涌，开元以来三十年飞速发展的经济走向停滞，日益剧烈的土地兼并造就了数目庞大的游民。

长期对外作战导致大唐军备外实内虚，掌握唐军东北兵团精锐的安禄山一边高呼“我爱大唐”，一边大量起用胡人藩将“腾笼换鸟”控制边军。

安禄山、吐蕃、南诏摩拳擦掌，长安、洛阳的王公贵族依旧醉生梦死。

而作为大唐中产阶级的一员，步入而立之年的杜甫开始有了危机意识，试图找个铁饭碗摆脱“坐吃山空”的日子。

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唐玄宗在长安组织人才选拔考试， 踌躇满志的杜甫闻讯前往，却遭遇当头一棒。

时任中书令（总理）李林甫表示“野无遗贤”——大唐的选拔体制是科学的，大唐的人才储备是饱和的，社会上已经不存在遗珠了。

权力的小小任性，就此改变了杜甫的一生。

此后几年，杜甫一直蜗居在长安。

他没有偶像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资本，父辈的遗产消耗殆尽，求官无果、报国无门，郁郁不得志的杜甫生活走向困苦。

然而正是这段蜗居时光，重新塑造了杜甫的灵魂。

他开始接触大唐的底层人民，在柴米油盐的喜怒哀乐中，杜甫对唐朝的社会矛盾有了深刻的认识，逐渐实现由诗人到诗圣的蜕变。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四十四岁的杜甫终获朝廷垂青。

虽然垂青程度有限，不过是一个名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闲官，无职无权，但好歹吃上了皇粮。

年过不惑的杜甫没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资格，毕竟家中妇孺还等米下锅。

上任前杜甫先回位于奉先（今陕西省蒲城县）的家中报喜，进门后还没开口便听到噩耗：家中断粮数日，幼子刚被活活饿死。

悲痛欲绝的杜甫写下《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君臣留欢娱，乐动殷樛嶱。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大唐王公贵族醉生梦死的背后，是无数平民百姓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杜甫这首诗，既是写给幼子的悼词，更是献给大唐盛世的挽歌。

国破山河在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帝国的陨落突如其来，安禄山的铁蹄一夜间碾碎了大唐盛世的画卷。

坐拥唐军河北三镇数十万雄师的安禄山一路势如破竹，叛军先后攻陷洛阳、长安，唐玄宗西逃成都，强大的唐帝国分崩离析。

百年不闻兵灾的大唐百姓遭遇空前浩劫，杜甫也未能幸免，带着一家老小逃到陕北鄜州（今陕西省延安市富县）羌村避难。

山河破碎之际，杜甫的选择令人动容。

他没有前往洛阳恭迎新朝雅政捞个一官半职，没有远赴回纥诉说大唐人民的苦难以筹集捐款，没有返回长安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与叛军议和，而是孤身投奔刚在灵武登基的唐肃宗李亨。

纵然杜甫对唐廷的腐败有切身体会，但耳闻目睹安史叛军暴行的他深知，若安禄山入主中原，这块土地的人民将遭受更深重的苦难：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可惜杜甫的拳拳报国心再度落空，他在路途中被叛军抓获。

侥幸逃脱后，杜甫来到抗敌前线华州（今陕西省渭南市），向当地太守献上策论《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

策论围绕如何改善民生和平息叛乱展开，可惜杜甫人微言轻，策论石沉大海。

在华州期间，杜甫还偶遇从西域驰援中央的安西军团，看到这支战功卓著的百战雄师，杜甫写下热情洋溢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

杜甫的江湖

随着唐朝最精锐的边军陆续入关，唐军逐渐逆转颓势。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四月，郭子仪率朔方军兵临长安北郊，唐肃宗进抵凤翔（今陕西省宝鸡市），杜甫冒险穿过战区投奔肃宗。

肃宗被杜甫孤忠感动，授予杜甫左拾遗（谏官职名，类似中纪委委员）。

然而杜甫是一名优秀的诗人，却不是一名出色的政客，不久便因卷入政治斗争被肃宗贬谪到华州。

纵然杜甫向往朝堂，但他真正的舞台是江湖。

政坛失意，唯一能安慰杜甫的是安西军不负众望，大破叛军，先后收复长安、洛阳。

朔方军亦收复河北腹地，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弑杀，叛军残部溃退到邺城（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如惊弓之鸟。

若不出意外，叛乱将很快被平定，可惜历史是由无数的意外组成的。

唐廷上下被胜利冲昏头脑，未及时追击穷寇，叛军重整旗鼓，一年后数十万唐军兵分九路围攻邺城，却偶遇沙尘暴，士气低迷。

肃宗担心前线将领重演安禄山故事，有意不设元帅，唐军各自为政，被各个击破，叛军发动反击，洛阳再度沦陷。

转眼间，安史之乱来到第四年，这一年杜甫辗转多地探亲，心境却与年少游历四方时有天壤之别，百姓流离失所，国土满目疮痍。

俗语道“国家不幸诗家幸”，悲痛万分的杜甫写下著名的《三吏三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三吏三别》用朴实的语言记录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不幸，这儿简单说说《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杜甫在探亲途中路过石壕村，一户老夫妇热情接待了杜甫。

夜色降临，杜甫正准备入睡，便听到官吏前来抓壮丁，老翁匆忙翻墙抬走，只留下老妇一人。

面对官吏的怒火，老妇泣不成声，诉说自己的三个儿子都被征丁，已有二子死于战争，最终的结果是官吏抓走了老妇。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作为一名享有免役免税特权的官员，杜甫能对底层百姓的悲欢离合感同身受，而不是劝说老翁老妇“这是必要的牺牲”，已然难能可贵。

那么如果杜甫有决策权，他会怎么做呢？也许他会做出与征兵官吏相同的选择。

在写李定国的时候我曾提到，在封建社会中“爱国”的前提必然是“忠君”，君主利益＞人民利益是士大夫的宗旨。

诗圣不可安居庙堂，只能流浪江湖。

安得广厦千万间

屋漏偏逢连夜雨，唐军与叛军在河北反复拉锯，后方则爆发了严重的旱灾，唐朝政府的腐败则愈演愈烈。

杜甫深感对国事有心无力，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辞去官职，不久后入蜀，在蜀地官员严武的帮助下定居成都城西郊浣花溪的草堂。

杜甫寓居成都数年，虽生活清贫，但远离战火，偶尔杜甫也曾流连于成都美景：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作为诸葛亮的粉丝，杜甫还曾写诗悼念这位儒家知识分子的楷模：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然而生活总会在不经意间送来打击。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八月的一天，成都下起暴雨，杜甫的草堂被狂风摧毁，诗圣在极度的悲伤和无奈中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在“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的困苦中，杜甫高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随即笔锋一转“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只要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即使我一个人被冻死也无所谓。

诗圣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大仁大义，莫过于此。

诗圣最后的孤舟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严武去世，失去庇佑的杜甫离开成都，沿嘉陵江而下，暂居奉节。

此时安史之乱已被平定，唐朝在刘宴“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的长袖善舞下，困窘的财政状况得到缓解，社会矛盾得以缓和。

杜甫在奉节一度摆脱贫困的生活，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植果树，只是偶然感叹怀才不遇、背井离乡：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思乡心切的杜甫带着家人离开四川，乘舟沿长江东下，路过岳阳，登临岳阳楼，年近花甲的杜甫已无昔日登泰山的豪情壮志：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诗圣漂泊半生，再也无法追上昔日的自己。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因盘缠耗尽，杜甫回乡之路被迫搁浅。

本欲率家人投奔在湖南郴州做官的舅父，又赶上湘江爆发洪水。

深感自己时日无多的杜甫迫切希望叶落归根，但告罄的钱包和恶化的健康已无法容许他实现最后的愿望。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冬，时年五十九岁的杜甫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唯一留下的财富是一千五百余首诗歌。

诗中之圣

鲁迅先生有言：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杜甫一生，胸怀天下，心系苍生。

儒家有言“才德全尽谓之圣人”，“诗圣”一词，既是对杜甫作品崇高的评价，也是对杜甫人格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