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郭晔旻

唐代是古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之一。空前广阔的疆域与前所未有的中外交流,造就了唐代社会“兼容并包”的特色。而回顾唐代“黄金时代”的诞生,则离不开这座古城……

高昌故城

若是翻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形图的话,在天山山脉东段与库鲁克塔格山之间,有一块用深绿色(表示低海拔)作标志的洼地,这便是吐鲁番盆地。当地的气候炎热,干旱少雨。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为保存古代人类文化遗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今,吐鲁番市东顺火焰山麓前行约40公里便是胜金口沟,再沿沟渠而下约5公里到达哈拉和卓(二堡)和阿斯塔那(三堡)之间一块残垣秃壁的地方,这就是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高昌故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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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故城遗址,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现存古城遗址面积200万平方米。内城主要为宫城及寺院建筑所在,周长3600米,现仅存西墙980米,南墙850米,现存的内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建立;外城则呈不规则方形,周长约5公里,为唐时所建

“高昌”这个地名,在《魏书》上的解释是,“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云高昌”。其现存古城遗址,是高昌回鹘时期(848—13世纪初)在唐代高昌城基础上改建增筑的。现存外城有寺院及民居遗址。外城的南面是寺院区,西南部寺院面积较大,占地近1万平方米,从遗址看,有寺门、场院、正殿、讲经堂、藏经楼、多层佛龛的塔基,龛中还可见到残存的彩色壁画、佛像。

1879年,当欧洲的第一批探察者、沙皇俄国的雷格尔(A.Regel)来到高昌故城时,映入眼帘的高大的城墙、雄伟的拱形城门和圆形屋顶的建筑,使他感到吃惊。为此,雷格尔在他的考察记中写道:“这些废墟不禁令人联想到了古代世界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建筑艺术上的辉煌成就。”

为什么在吐鲁番盆地会出现这样一座宏伟的古城呢?高昌从汉代开始建城,经过唐代、高昌回鹘、元代,一直到明代,能够沿用1500多年。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高昌的地理位置有关。高昌东临哈密地区,由此可以进入河西走廊直达中原腹地;南越盐山经过焉耆,可以进入塔里木盆地边缘城镇;西沿天山北麓的白水涧道可以抵达伊犁河谷,进入中亚和西亚的广袤地区;北面则可以翻越天山,到达唐代的北庭都护府所在。特别是“丝绸之路”西出玉门关、阳关,经赤亭口进入吐鲁番盆地后,高昌正扼守其北去轮台,西去伊犁,南去焉耆、龟兹的咽喉——玄奘(唐僧)西去取经时,就曾途经高昌。如今的高昌故城寺院遗址内有一外方内圆的寺塔,塔顶已损坏,据说这就是当年玄奘法师为高昌王麴文泰讲经弘扬佛法所用的讲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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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故城大佛寺遗址。高昌外城南面是寺院区,从遗址看有寺门、场院、正殿、讲经堂、藏经楼、多层佛龛的塔基。如今的高昌故城寺院遗址内有一外方内圆的寺塔,塔顶已损坏,据说这就是当年玄奘法师为高昌王麴文泰讲经弘扬佛法所用的讲经堂

在历史上,麴氏统治高昌的时间很长,大约有一个半世纪之久。在这期间,高昌国经济发达,佛教繁盛。据说,当时的高昌城共有3万多居民,其中居然有 3000多人是佛教僧侣。不难想象,昔日高昌城中香火缭绕的佛事盛况。

从出土的500多件高昌国时期的各类文书看,高昌国从朝廷到民间,使用的都是汉语言文字。该国所用年号、干支、官职,也均保持着中原汉文化的制度和传统。尽管如此,高昌王麴文泰最终还是选择了投靠西突厥汗国而与新兴的唐王朝为敌。高昌的反叛危及“丝绸之路”的通畅,自从汉代张骞“凿空”之后,在很长时间里,丝绸之路便不止是一条商路,而且也是中原通向并了解外部世界,对域外各国、各民族传播中华文明的主要通道。因此,中原政权天然地负有保卫丝绸之路、经营丝绸之路的责任。

639年冬天,唐太宗派兵部尚书侯君集带兵数万,西征高昌。唐军一到,如同牛刀杀鸡,铁锤击卵,立时“一扫不复余”。之前还显得“气壮如牛”的麴文泰得知唐军前来的消息,竟吓得一病而亡,其子继位之后,很快献城出降。麴氏高昌国就此灭亡。当历经18年后,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的时候,他再也没有与麴文泰叙旧的机会了。此时,吐鲁番盆地已然“城头变幻大王旗”,从“高昌国”变成了大唐王朝的“西州”,州下只设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县,又依唐朝建制,在城区设有若干坊,设有坊正管理坊务。

西域烽燧

唐军平定高昌,也就打通了进入西域腹地的通道。西州成为唐朝经营整个西域的基地——唐代主管西域的第一个军府建置安西都护府设在交河城,负责经营西域事务,并兼管西州。直到658年唐军击破西突厥,唐廷才将安西都护府移到了龟兹(今库车)。此举意味着,继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之后,中原王朝的政治军事力量又一次大规模进入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这开辟了西域历史新纪元。

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算起,安西都护府存在了150多年。唐朝兴盛时期,安西都护府在龟兹、于阗、疏勒和碎叶(起初是焉耆)设立四镇,分驻3万多兵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西四镇”。其中的碎叶、疏勒、于阗由北而南,一线排开,各自控制了战略要冲之地,而且相互之间又能遥相呼应。龟兹则总控其后,统领其他三镇应对来自三面的潜在威胁:北面是叛附不定的突厥部落(如突骑施),西面是崛起后咄咄逼人的大食(阿拉伯帝国)、南面的青藏高原则有与唐朝几乎同时兴起的吐蕃王朝。

彼时,安西(大)都护府管辖的范围极为广阔,不仅包括今新疆地区,而且远远越出了今天我国的国界,连葱岭(帕米尔山脉)以西的吐火罗(今阿富汗)、河中(今乌兹别克斯坦)、七河流域(今吉尔吉斯斯坦)一带诸国都在名义上向唐朝臣服。各部的国王、首领,职务世袭,照旧各司其内政,唐朝不予干预。其民丁不编户籍,收入不隶户部,不纳赋税,但其首领必须接受唐朝的册封,有朝贡、朝觐、为国守土、遣兵助战的义务。这实际上是一种唐朝监护下的地方自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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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纸文书。该遗址距尉犁县城90公里,2019年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发掘,首月即出土800余件遗物,包括唐代文书、木牍600余件

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到处可见遥相呼应、彼此“接力”的烽燧群。据记载,唐代“凡烽堠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它们不仅是军事设施,也是保护商队的安全岛,补充给养的驿站。烽燧里的驻军,既可行侦察、通讯、警戒治安、捉拿盗匪的职能,又能迎送、补给往来军队、商旅和使节。沿途行人第一安全有了保障,第二保证了有东西可吃、有水喝、有休息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烽燧线也就成了古代条件下的理想交通线。正是由于唐朝“烽戍逻卒,万里相继”的存在,令“西域五十余国,广轮一万余里,城堡清爽,亭侯静谧”。古代丝绸之路的贸易也因此达到了有史以来的繁荣顶峰。

入选2019年度“考古中国”丝绸之路重大研究项目成果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也是在唐代丝绸之路沿线的众多烽燧中的一个。其地西北距尉犁县城90公里,东距营盘古城47公里,东南距楼兰古城233公里。说起来,这个“新”考古发现其实早已为人所知。早在1886年3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沿孔雀河由库尔勒至罗布泊北岸营盘遗址,就首次将孔雀河沿线烽燧群载入考察记录,他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称为“阿亚格吐拉”,意为“低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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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该遗址筑于一处大型红柳沙丘之上,可见有烽体、居址和地上木桩排遗迹三处,整体平面呈方形,立面呈梯形,残高4米。该烽燧的建造时间至少不会晚于武则天长寿元年 (692),距今已超过1300年

当地临近焉耆,因此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应是唐(武周)军为防范吐蕃从南面入寇安西都护府的军事设施之一。从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一件授勋告身文书内容看,其镇守士兵来自中原内地的沙州、洛州、岐州、雍州、汝州、河州、蒲州等地。这些唐军将士远离家乡故土,告别父母妻儿,来到安西四镇戍边卫疆,“壮龄应募,华首未归”。千载过后,仍旧令人肃然起敬。

在戍边将士的守卫下,“丝绸之路”畅通无阻,随之而来的便是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中外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

粟特东来 植根中土

商人由长安或洛阳出发,经过中国西部地区(包括西北、西南)可以通向中亚、西亚、南亚和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广大区域。商路既开,胡商络绎不绝,粟特人就是个中典型。他们在丝绸之路上由西向东贩宝石香料,同时也以长安、武威等中原城市为基地,由东向西运转金银丝绢。

粟特商队有一整套经营方式,他们集体行动,动辄一二百人,由商队首领——萨保统帅,从粟特本土向外,经营贸易。在经行的丝路城镇中,建立自己的聚落,一批人留下来,另一批人继续前进,而且不断有粟特商队前来补给。在丝路沿线,逐渐形成一连串的粟特聚落,成为他们倒卖商品、储存货物、休整居住的地方。一些原本是粟特商队首领的“萨宝”,一旦在聚落中定居下来后,就成为聚落首领。就这样,这些粟特商人先在中亚的本土与中国河西走廊之间建立了联系,然后通过河西走廊进入中国内地。他们的活动不断深入,经商范围遍及河西及黄河中游地区,商品转运站主要有今天新疆的吐鲁番,甘肃敦煌、武威、酒泉、兰州,宁夏固原、灵武,陕西西安,河南洛阳,河北临漳等地;并以这些转运站为起点,逐渐形成商贸集散地,最终形成唐朝境内的胡人聚落(在唐代,狭义的“胡人”就是指粟特人)。

当然,在中原经商的粟特人要受到唐朝政府的统辖,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文书得知,这些胡商想要到内地贩易,并不是想去就去,而是要办理严格的手续,还要请“保人”作担保,即胡商要往内地贸易须持有唐朝关防官吏发放的过所。

长安作为唐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异邦人士不断前来,流连其间,并逐渐定居下来。入唐以后,长安成为粟特胡人在华最重要的聚集地之一。除此之外,唐代各大都会中,也都云集着不计其数的粟特商人。唐代胡商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其人数之众前所未有。

大量粟特人入居中原,自然给中原尤其京城长安带来胡化和异域风尚。唐人在服饰方面喜欢模仿异域人,波斯、吐火罗、突厥、吐谷浑和吐蕃的服装都成为唐人模仿的对象,而以中亚和波斯服装最为流行,唐俑中折襟胡服的男像,即着波斯装。早在贞观年间长安汉人就习惯戴胡帽,仅凭戴帽已经无法确定是汉人还是胡人。盛唐时,胡服终成“时尚服装”的宠儿,“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衣之制度,衿袖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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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粟特装饰的彩绘釉陶胡人俑,出土于陕西礼泉县张士贵墓,现藏昭陵博物馆。大量粟特人入居中原,给中原带来胡化和异域风尚,盛唐时胡服终成“时尚服装”的宠儿

另一方面,在胡汉交融中,在中原居住的粟特人于衣食、礼仪、风俗等方面也势必受到汉族的强烈影响。考之史籍,胡商着汉服,娶汉族女子为妻妾,崇尚汉人习俗者亦屡见不鲜。最明显的就是姓名的变化。大名鼎鼎的安禄山就是一个例子。史书上说,“安禄山,营州杂种胡也,小名轧荦山。”作为“杂种胡”,安禄山的父亲是胡人(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安”这个姓说明他的祖先来自“安国”,而小名“轧荦山”一词原是神名,在粟特语中的意思就是“光明,明亮”。因其母祈祷该神后产下一子,故取之作为安氏最初之名。尽管安禄山得势后处处强调自己的胡人身份,譬如很有名的只拜杨贵妃而不拜唐明皇的事例(所谓“臣胡家,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但他的大名“禄山”显然已经是个汉名。至于他的几个儿子(安庆绪、安庆恩、安庆和),姓名更是与汉人别无二致,甚至可以看作都是“庆”字辈的。

金银窖藏

兼容并包、最后“以我为主”。这在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并不鲜见。

1970年10月5日,一个公安局收容站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盖房子挖地基,在房子北侧的基槽内挖到80厘米深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大陶瓮,里面装满了闪闪发光的金银器。随后,得到报告的考古工作者继续发掘,10月11日,又在第一个陶瓮出土地点不远处发现了另一个大小、形状类似的陶瓮,瓮顶盖有一层银渣,瓮内同样是大批做工精美的金银器和玉器。在陶瓮边上还发现了一个银罐,里面装着一件精美绝伦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两个大瓮里总计出土了1000余件唐代文物。其中金器总重达298两(唐大两,合今45克),银器总重3700多两(唐大两),再加上10副价值连城的玉带,总价值在唐代大约可折合黄金约1000两,或铜钱3830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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伎乐八棱银杯,高6.7厘米、口径6.9厘米至7.4厘米、足径4.4厘米、重285克,出于西安何家村,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杯体呈八棱状,杯身每面以錾有执排箫、小铙、洞箫、曲颈琵琶的乐伎,另有抱壶、执杯及两名舞者,均为深目高鼻、头戴卷檐尖顶或瓦楞帽的胡人

唐代的西安就是国都长安城,故而当地历来出土唐代金银器甚多。自1949年以来,当地发现唐代金银器窖藏约有20多处,但大多是一两件,或者两三件,最多的没有超过5件。此次发现的何家村金银器窖藏,数量大、种类多、品级高,制作精美、保存完好,都是以往发现的金银器窖藏所无法相比的。因此,这一发现后来也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列为“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之一。

除了数量众多之外,丰富的“域外元素”也是何家村金银器窖藏的一大特征。那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堪称罕见的文物。此杯长15.5、高6.5厘米,用玛瑙制作。上口近圆形,直径约5.9厘米。下部为兽首形,兽头上有两只弯曲的羚羊角,面部却像牛。兽首的口鼻部装有类似笼嘴状的金帽,能够卸下,内部有流,杯里的酒可自流中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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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金兽首玛瑙杯,此杯长15.5厘米、高6.5厘米、直径约5.9厘米,出于西安何家村,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该杯下部为兽首形,兽头上有两只弯曲的羚羊角,面部像牛,学者普遍认此杯是为“舶来品”,带有萨珊波斯风格

诚然,我国远在新石器时代已有陶制角杯。在战国、两汉时的铜器刻纹与壁画中,也能看到持角杯的人物形象。但这些本土角杯的底端都没有短流或泄水孔,下部亦无兽首,与何家村玛瑙杯大异其趣。反倒是地中海世界的克里特岛在公元前1500年已出现此种器物,但当时其下部尚无兽首,传入希腊大陆后才被加上这种装饰,并向东扩散到中东一带。加上《旧唐书》也记载,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一带盛产玛瑙,“镶金兽首玛瑙杯”是为来自异域的“舶来品”几为定论。有研究者就认为,此物带有萨珊波斯(221—651)的风格。与之类似的情况还有素面椭圆形银碗及素面罐形带把银杯,两物体现出浓郁的粟特风格,另外三件高足杯则显示出了拜占庭文化的特征。

至于金银器皿的制作工艺方面,在何家村窖藏里也可以看到经由丝绸之路传入的异域影响痕迹。早期中国的金银制品由于受青铜铸造工艺的影响,一般采用铸造成型技术。直到东汉时期,才开始由浇铸向钣金捶揲方向转变,但一直到唐代之前,这种技术都很少于器皿成型。而这种捶揲工艺在中东地区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就已被用于金银器的成型制作。相比之下,运用捶揲技术制成的金银器物更能体现出金、银白特质和美感,因此,西亚、中亚等地的商人、工匠带来的捶揲成型技术,在唐代得到了广泛应用,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唐代金银器大都为捶揲成型,同时其“形制和纹样多是既不见于西方器物,也少见于中国传统器物的创新作品”“这一时期是唐代金银器制造的成熟时期”。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十几个世纪之前“洋为中用”的一个典型例子。见微知著,大唐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兼容性,在何家村窖藏的考古发现里,无疑也得到了又一次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