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逼蒋介石抗日，张学良和杨虎城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震惊中外，可以说一举结束了长达10年的中国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堪称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而周恩来当时作为我党全权代表，从“地下”到“地上”，一下年轻了10岁，大胡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共产党人。
他奔赴西安，运筹帷幄，多方谈判，最终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过这些，大部分是属于公开层面的政治运作，而透过此则会发现，除周恩来以外，我党很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人物，都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这其中，便包括最先和张学良进行谈判的李克农。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李克农的身份都是十分神秘的，他是我党隐蔽战线上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从1928年秋开始，他就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成功打入上海。
这期间，他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拍摄电影，后来又考入了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担任广播新闻编辑，一路升到电务股长。
而当时无线电管理局局长正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李克农凭借出色的隐蔽能力，成功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为组织上获取了很多重要情报。
1931年时，经历叛徒叛变，我党上海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李克农冒险传出情报，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党的秘密工作四杰”之一。
1932年时，李克农进入苏区，此后参加两万七五千里长征，由他率领的侦察部队在红军队伍沿途的地面侦察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之后，便是他在西安事变中作出的重要贡献了。
彼时的中国局面，堪称瞬息万变。
为了立足西北，我党操持西北大联合，为防蒋介石的破坏，统战活动必须秘密进行。
然而，蒋介石也正密切关注着西北的动向，以往远离经济中心的偏僻地方因为中央的到来一时成为中国政治的焦点。
1935年8月1日，我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宜言》）。
宣言很快就传到南京，先是英文版、俄文版，接着又有中文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联合署名，使蒋介石深感，老对手朱毛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到了西北。
宣言中有言：
“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钩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之职。”
“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正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在内政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这份宣言，在当时的政坛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正值民族危急关头，全国人民都盼望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原本就背负杀父之仇，自东北撤军后背负骂名的张学良，此时更是再难压抑心中的抗日情绪。
驻军西北的他决定同共产党直接会谈。
而这直接会谈势必不能公开进行，而要秘密接触，就要通过密使。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此密使并不等同于外交使节，派出去的人也许回不来。
因为首先是秘密接触，其次对面的人不是朋友而曾是敌人，如果谈不拢，对方动了杀心也无从抵御。
即便如此，我党还是决定派人前去，如能完成统战工作，达成一致抗日，这将关系到民族的未来。
而要想谈判成功，除了熟悉对方利害，还得了解国民党军阀的心理。
这样的特殊人物，红军里面有吗？究竟该派谁去呢？
周恩来最终将目光转向了李克农。
毋庸置疑，曾经卧底国民党中统，斗败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李克农，既不怕死又有智谋，正是密使不二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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