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我军进行了首次公开授衔，开国上将有57人，在9月27号当天只授予了55人，另外两位李聚奎和王建安为后期补授。上将人数有限，基本都是战功赫赫或政工工作出众的名将，但有两个人在授衔时的军内职务比较低，只是军长而已。
大部分的军长在1955年被评为中将或少将军衔，这两个人却很特殊，是主席钦点的开国上将。能评为开国上将的，大部分都是正兵团和副兵团级的将领，出现两位“上将军长”，如果不是有特殊情况，自然是不符合授衔规则和逻辑的，这两位将军分别是董其武和陈明仁。
董其武和陈明仁，在1952年底都被定为了正兵团级军事干部，而当时他们确实有实际的兵团指挥权。陈明仁是第21兵团司令员，董其武则是第23兵团司令员。这两个兵团虽然是由国军起义部队改编而来，但也是解放军正式编制下的主力兵团。尤其是第23兵团，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要知道解放军各兵团里面只有6个兵团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可见中央对于董其武和他领导下的部队的信任程度。
但是随着全国解放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国内已经不需要保留大规模机动兵团了，解放军各兵团被逐渐裁撤掉，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部队建制不断缩编。针对当时的这种客观情况，其他兵团的指挥员也有相似的问题，都不能再出任兵团司令。但他们都被委以其他重任，多数人获得了大军区司令、副司令、副总参谋长之类的职务。
主席思维缜密，也有意让陈明仁和董其武出任类似的岗位，但这两个人都婉拒了。因为他俩都是起义将领出身，希望能够保留一定的军权，不管兵力多少，哪怕只是一个军，自己也更习惯这样的军事生活。主席十分尊重两位将军的个人意愿，没有强人所难，让他们俩出任第55军军长和69军军长，手上仍然是有兵的。这个时候两人虽被调为军长，但按照中央的特别指示，生活待遇和工资水平仍按原标准执行，跟其他军长有明显区别。就军内地位而言，也没有人把他们当普通的军长那样看待。
基于以上原因，1955年评衔时，这两位军长都被评为开国上将，而不是中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两个人获得较高的军衔，对于统战大业以及对尚未剿灭的台湾国民党军部队都有很好的引导作用，也是授衔工作中的一层深意。他们两人之前都没有达到国民党军上将级别的军衔，起义之后反而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无疑有着很好的示范作用。董其武将军在81岁高龄入党（1980年），可见起义的真心和革命的坚决性，绝非只是为了个人前途，陈明仁去世较早，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无论从人品还是实际贡献而言，1955年的两位“上将军长”都是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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