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新中国唯一的一个农民副总理，在北京病逝。根据他生前的意愿，他并没有大肆操办丧事，只有几个他在大寨认识的好友，前来慰问。
正当葬礼举行之际，一位意料之外的人物出现在八宝山殡仪馆门前，他就是陈永贵曾经和他闹掰过的、已经退隐多年的华国锋主席。
在所有人诧异的目光中，浑身散发着哀伤的华总静静地走进房间，在陈永贵的遗体前深深鞠躬三次。鞠躬之后，华国锋伫立良久，泪水夺眶而出。
华国锋含泪绕着陈永贵的尸体缓步走着，仔细地看着这位老朋友，并作了最后的道别。
陈永贵以前都干了些什么呢？为什么华主席会对他这么客气？今天小编给大家讲的就是陈永贵得故事。
跻身高位
大寨大队在1963年11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第一篇报道。1964年，毛泽东了解到四十二岁刚从农村出来的陈永贵，竟能说出“逻辑”，并在今年七十一岁大寿时，特别邀请他共进晚餐，称呼他为“庄稼专家”，并指出他带领的大寨，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也是中国农业走上合作化之路的最好典范。
毛泽东没有到过大寨，所以“树大寨”的成功，并没有建立在自己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而仅仅是为了给“左”的东西找一个榜样。
大寨大队实行的“以政治为中心，实行按劳分配、按劳分配”的做法，与毛泽东的思想高度契合，从而建立起毛泽东与大寨之间的紧密联系。从那以后，大寨再也没有按照正常的社会发展规律走下去，而是根据政客们的要求，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修改，变成了一棵参天大树，成了“左”倾时代的杰出代表。
陈永贵一步一步的跟了上去，他的机灵和机灵让他看起来很有活力，是个能干的农民。
1969年，他在九大的时候，就成为中央委员会的成员，1973年的十大，以及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的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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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矩，陈永贵是要转户口领工资的，但他对此并不在意，还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说了“三不”：不准搬家，不准穿军服，不准领工资。周恩来曾提议增加他的薪水，他回答道：“算了吧。”
说要在大寨多领点钱，因为他家里有好几个人要吃饭、要穿，要是领了工钱，这个家庭的工点数就不会有了。大寨大队每个月给他四十块钱的补贴，他却不肯，说“吃一顿算一顿，吃双份叫剥削。”
中央领导好说歹说，终于同意了，国务院每个月拨36块钱，山西省拨100块钱，交给警卫张银昌保管，月末报销，主要用来接待从山西省到昔阳县来京的来宾。
陈永贵是中南海的官员，毛主席对他宠爱有加，周总理对他也很照顾，但他并没有想过要从自己身上得到什么，依然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
陈永贵初到北京工作，住的是钓鱼台国宾馆，初次入住如此高档的酒店，对他来说，实在是有些不习惯，特别是那张柔软的大床，让他常常无法入睡，最后只能打地铺。
酒店为了保证安全，夜里楼道里的灯光都是亮着的，陈永贵觉得这么做很浪费，每晚都要把灯关了，为此他还和工作人员闹过几回，最后被服务员投诉到了上面，最后才被化解：一切听从陈副总理的安排。
以陈永贵的官阶，要配秘书、警卫员、司机、厨子……陈永贵也认为，他常年奔波于大江南北，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也不过是三分之一而已，真没必要那么多人服侍，便把其中几个给开除了。
陈永贵特别不习惯那些女招待，他说：「我一个农民，要大小姐替我铺被子，这有什么意思？我才不要呢！”
组织上同意，让那个小女孩离开，再派一个年长一些的，这样就可以了。
可陈永贵却死活不肯，他说我身体好着呢，干嘛要别人管？那我岂不是成了地主了？
1976年，毛主席去世，华国锋同志与陈永贵同出山西，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华国锋与陈永贵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都是低调的，过着简朴的生活，为人正直，为国为民。
华国锋在毛主席那里写了一篇《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得到了毛主席的夸奖，说：“你真是我的父母官啊！！”
后来是什么原因让两人起了争执？
离去
华国锋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山西打了十二年仗的陈永贵，也是积极参加抗日支前的，他们两个人，大多数时候，都是到基层去帮忙解决实际问题，不爱夸夸其谈，也不爱说空话，只说实话。
有意思的是，华国锋的妻子韩芝俊，陈永贵的妻子宋玉林，都是很勤快的家庭主妇，他们在家里做家务，种菜吃水果，看上去就像一个农村妇女。
然而，这两位山西人却为“要不要继续搞人民公社”意见相左。
陈永贵对人民公社的团结、抵抗自然灾害、发展生产等方面都有切身体会，所以他坚定地支持它。
不过，他说的那些方法，在自然环境更差的地方或许管用，但在全国范围内，却是行不通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人民公社“大锅饭”制度与“以户为本”的承包制相比，有了很大的差距。
华国锋不接受陈永贵的建议，使陈永贵非常失望，而在此期间，大寨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公众对“大寨”的怀疑和批评也越来越强烈。
陈永贵身居高位，坐在讲台上坐立不安，深感自己的学识已经不能适应这风云变幻的时代了。
在1980年的一天，他最后告诉他的家人：「哎呀！不行了！他们不会让我们这么做的，我们也不能等着他们，我们自己去报名！”
他走了之后，他过得怎么样了？那两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下面我们接着讲
来自群众，又返回群众
1980年9月，陈永贵向中央递交辞呈，得到批准后，到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从基层到顶层，再到农村，陈永贵看起来非常自在，甚至比起在国务院时，还要放松许多。
尤其是在木樨地，他住的那套公寓里，守卫就不那么严格了，他在大寨和昔阳的亲戚朋友，来京的时候，都会去拜访他，让他对下面的情况，对民情，都有了更多的了解。
他的十二层小楼，成了大寨和昔阳两个村的人，到京去的落脚点。凡到北京出差的，如果能报销旅费和住宿费用，就到宾馆住宿；因为私人原因，或者为了治病，没有人要付酒店费，村里的人也不是很有钱，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床是不够的，但起居室里铺着公共地毯，铺得很软，比羊毛毯子还舒服。
几个人也没客气，直接躺在了地上。
除了给他们安排住处之外，陈永贵还会陪着村民们喝酒，在吃饭的时候，他还会询问一下村子里的风土人情。
从家乡传来的消息，有让他开心的，也有让他惋惜的，比如，他的老朋友去世了，有人病重了。
他热心帮助同乡，也是思乡之情的一种表现。他对大寨念念不忘，好几次都想回去看一眼，却始终无法如愿。从这里到阳泉，只要一晚上的时间，从这里到大寨，也就是十几公里的路程。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回家后，会不会遇到一些人？要不要说点什么？思来想去，他一咬牙，决定不回家了！他已经下定了不回家的决心，可是，他却放不下这份感情。
一天早上，陈永贵起床后对妻子说，他梦见自己回到大寨，准备春耕。一晚上的时间，他都在忙着阳山坡和背阴的地方。
陈永贵叹了口气：“白天不能干活，晚上就让我回去干活。”村里的人，除了给病人治病，还请陈永贵给他们打点关系。能帮就帮吧。
有一回，昔阳铁厂有个老相识，托他去替铁道办说情，要几节火厢。
陈永贵的电话已经打出去了，而且真的快来了。那人兴高采烈地把手续办好了，回来跟陈永贵说，事情已经办好了，一切都很顺利，要了两百元。“两百元？”陈永贵问道，“两百元？”
乡亲们见陈永贵一副不解的样子，就说：“这个很便宜啊！如果不是您的关系，以目前的市价，至少也要四五百呢！”
陈永贵问道：“他收了您的钱，我该怎样给您开收据呢？”“什么收据？”老乡笑道：“钱是我们自己送的，要什么收据？”
听到这话，陈永贵的脸都白了，叫道：“不要！他这是在捞好处。我可不能让他这么做！”张瑞强掏出手机，跟铁路部门说，不要了。
那个村民着急地跺着脚，央求老陈不要给他打电话，不要把车退了，但是陈永贵根本不听。
还车的时候，陈永贵还在气头上：“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我不会做损国家，也不会发财的事情！”
也许正是这样，陈永贵才真正体会到了人民群众的疾苦，明白了一些部门、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
他恨透了那些不走关系就办不到的歪门邪道！当天，他兴高采烈地将记者们送到了新华社的大门口。他在告别的时候说道：“我虽然识字不多，读书也不多，可是我见过的东西可不少！
从互助会，到人民公社，从大队支部书记，到国务院的副总理，这样的人，在国内，能有多少人呢？我所经历的一切，我所想的一切！我告诉你，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1983年，组织上把陈永贵调往北京东郊农场，陈永贵欣然受命，全力投入农场的生产经营。再后来，他被诊断出了肺癌，政府也给了他最好的药物，也给了他最好的大夫，不过，这毕竟是无药可救的病，他也不想让国家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上面，所以干脆就不治了。
陈永贵静静的躺在病床上，身体的疼痛让他无法下床。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很值。
陈永贵望着围成一圈的子女，脸上带着一丝欣慰的微笑，柔声道：
“作为一名普通的农民，能够成为国务院的副总理，受到毛主席的信赖，受到组织的信赖，受到大寨村乡亲的拥护，我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陈永贵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离去
1986年72岁的陈永贵因病去世。
陈永贵在世时特意叮嘱他，要尽可能简朴地办丧事。但他对国家的贡献很大，而且他以前也是国务院的副总理，所以葬礼的规格不能太低。
所以，这个难题就落在了邓小平同志的手里。
邓小平想了想，回答道：“要像我们国家的副总理一样，要简单，要简单。”
陈明亮，陈永贵之子，澳大利亚成功商业集团总裁，广东新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有限公司董事长。从那以后，他就一直住在澳洲，但他的国籍还在中国。
陈明亮穿着一身西装，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书呆子。我一直在心中寻觅着这对父子之间的血脉相连之处，但是单单从服饰上来看，陈明亮和他爸爸那一身名牌服装是完全不同的。
陈明亮在父亲死后第二个月被北京师范学院录取，他说：“我上了大学之后，家境就变得很差了，最多也就是几毛钱。
我觉得，我们必须赚钱，必须要改变这个局面。”大学二年级时，陈明亮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毕业后进入一家公司工作，之后又开了美发店，又开了饭店，做了一家贸易公司的经理，后来又成为了一家公司的总裁。
后来，他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去了一趟澳洲，读了两年的 MBA，然后就做起了进出口生意。按照陈明亮的说法，他的哥哥陈明珠在昔阳县委宣传部工作了很多年，如今已经退休了，他二哥参军退伍，父亲去世的时候，她还是一名工人，她在昔阳县警局工作了很多年。
“陈明亮能随父母来到北京，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刚刚从小学毕业。“如果那个时候，我已经二十多岁了，有了自己的能力，我就不会来北京了。”陈明亮说起自己的父亲，眼眶有些湿润。
“我还有我父亲的遗嘱。还有土改的时候，我们把房子卖给了集体，我父亲把所有的钱都交了。为了这笔钱，我们的父母吵得不可开交。她问他：“如果你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你的儿子，让他去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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