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之际，作家陈本豪老师抒写散文《母亲的记性》，以此怀念母亲。“我的母亲与大多数旧社会的女性一样，没有文化，记性却很好。她不仅能记住七个儿女的生辰八字，而且还记住了我们出生时的情景与天气 ……”
我的母亲与大多数旧社会的女性一样，没有文化，记性却很好。她不仅能记住七个儿女的生辰八字，而且还记住了我们出生时的情景与天气。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呱呱坠地的哭声，给母亲带来了安慰与期待。五三年三月初七，我出生的那天风大雨也大，阳春三月，天气却很冷，母亲将我紧紧地贴在胸口上。她相信，人在出生时应有征兆的传说，她说，那是命运传递的信号。看着窗外不停的风雨，她努力地往吉利处想，比如风调雨顺，比如春雨带来的收成。第二年，家乡发了大水，我的童年就从洪灾的饥荒里开始了。
小弟出生那天，晚霞烧红了半边天，母亲说，天赐霞光是鸿运，后来，果然被母亲说中。刚刚恢复高考那年，恰逢小弟高中毕业，他一举考进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母亲笑着说小弟命好，她是个永远都愿记住幸福的人。
母亲一生勤劳且很细心，家中的琐事都靠她打理。她把来年的种子分装在一些袋子与坛坛罐罐里，季节到了，母亲告诉父亲，南瓜籽放在睡橱的东头，装在那个用红线缝口的黑布袋子里；灰色布袋子里装的小麦没有筛选，种子不纯，只能磨面；大缸里的黄豆是煮酱的，豆种装在瓷坛里……
最耗母亲心血的还是儿女们的吃喝拉撒，单说七个儿女的鞋子，一装就是两大箩筐，衣服就更不用说。寒风起时要棉衣棉裤，热天来了要单衣单裳，每逢春秋换季，母亲从不翻箱倒柜，她总是那么从容。无论清晨起床，还是天黑归来，她都能把儿女们的衣裤，准确地从一个个抽屉里取出。冬天的、夏天的；老大的、老幺的；儿子的、姑娘的，母亲都记得清清楚楚。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她不仅记性好，还很讲规律。比如衣服，除了她和父亲的混装在一起外，其余都按春夏秋冬，儿女的大小，男女各别，分类存放，拿起来一点也不费力。
那年大哥突然从工地上回来，他要找高小毕业证，去工路段填表登记。当时母亲正在田里割谷，结果，大哥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的也没找到。不得已，大哥还是赶到田边去问母亲，这才知道毕业证放在她收妆盒的夹层里。那年，还是母亲当面，让大哥自己把毕业证放进了收妆盒里。母亲摇摇头，大哥不住地挠着后颈窝，娘俩都笑了。
也许，母亲没有文化才有了特别好的记性，她用记忆填补了没有书写的不足。尤其，母亲对数字的记忆比账本还清晰简便，需要时不必去翻页查找。我们家里的大小酒宴，收礼从不写单，全靠母亲默默地记着。那年，表叔的幺姑娘出嫁，母亲提醒我说，你结婚时表叔送的是五十块呵！七十年代的五十块不是一个小数，那是一份很重的人情。乡村里很重习俗，生孩子的九天、老人的寿诞、红白喜事……很多亲朋戚友都登门送礼。这不仅仅是亲情与友情的交流，也是一种相扶与帮衬。母亲常说，做人千万不能欠人情，要借牛还马，这样才不亏心。母亲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但记性依然很好。她总事先提醒我们，姨妈的大孙子今年九月的婚期，舅爷明春八十大寿，你们一定要派人过去，切莫忘了呵！
母亲生了八个儿女，养活了七个，惟有二姐不到一岁时夭折了，母亲也曾伤心地哭过，但她坚强地从悲痛中走过来了。要养育一群儿女，她不能过多地把爱给予死去的孩子，只有在每年二姐生日的那天，她才提提那个苦命的女儿。母亲说，二姐是我们众姊妹中长得最清秀的一个，她至今还记得二姐眼角边那颗鲜艳的红痣。是麻疹夺去了二姐弱小的生命，她那张小嘴发烧时被烧起了很多水泡，假如是现在，二姐绝不会死。每回说到这里，母亲便陷人片刻的沉思。没有眼泪，没有哭声，因为母亲记住了二姐的容貌，她让女儿的模样永远活在自己的记忆里。
三年自然灾害，到处闹粮荒，村里的榆树根、观音土都被人吃光了。那时的小孩子，个个饿得皮包骨头。父母亲被派到铁路上去修复线，家里全靠年迈的祖母带着一群孙子，天天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那时，有个善心的女人，她在食堂里当火夫，常常偷些稀粥给我们吃，使我们众兄妹终于活了过来，这件事，母亲没齿不忘。每逢年节或家中办喜事的日子，母亲烧完香总不忘跟我们提起此事。她说，忘恩的人没有良心，只有知恩图报才会获得别人的敬重，人缘好，生活的路就宽多了。
母亲记性好，但她只记恩不记仇。老人家天性善良，一生穷扒苦做，却受父亲的牵连，被划成了黑五类，成了当时的阶级敌人。她常常被人推到台上与父亲站在一起挂牌子，虽说从来没有人揭发批斗她，但她必须与父亲陪斗。这个世界亏欠母亲的太多了，可她从不计较。一个人要将不愿记住的东西忘掉是多么不容易啊！面对那段非人的岁月，母亲不得不事事清明，处处谨慎。她担心树叶落下来会砸伤孩子们的头，为了使儿女们不受到伤害，自己却承受了常人不能承受的暴虐与痛楚，她以德报怨，只求用一颗心去感动天地，为儿女们化去一切灾难。
那年，邻村里有个人被蛇咬伤，两个月之后，伤口大面积地溃烂，已露出了白铮铮的骨头，整条腿肿得像水桶那般粗，人常常陷入间歇性的昏迷。他早知道我家祖传汉蛇伤，却不便上门求治，一来他要划清阶级界线，二来他觉得心中有愧。眼见儿子生命垂危，他的母亲急了，忙雇人把儿子抬到我家来。
父亲一看是他心中就上火，几年来，斗父亲斗得最积极的就是他，（他是大队干部，当时正走红）。有一回，他给父亲罗列了几条莫须有的罪名，六月天，让父亲站在太阳下被斗了半天，晚上，还被关进黑屋子里喂蚊子。父亲宁可再挨几场批斗，也不肯给他治蛇伤。他的母亲忙扯着父亲背地里赔不是，为她的儿子苦苦地求情，父亲还是不依。
这时，母亲恰好从菜园里回来，她看了看那人的伤口，知道被什么蛇咬的，连忙戴着草帽出门，一忽儿，便扯回一竹篮草药。我家有专治蛇伤的祖传秘方，把些草药和着少许唾沫一起捣碎，捏成像米粑一样的药团，再在中间抠一个小眼，贴着伤口敷上，不几天就会好。尤其是消肿止痛，一般都能当天见效。经过一周的敷治，那人的伤处已开始慢慢收口。他的脚伤治好以后虽然还有点跛，命却捡回来了，如果他还晚来几天，恐怕再灵的药也无力回天。
为给那人治蛇伤的事，父亲气得几天都不跟母亲说话。母亲却笑着对父亲说，那人也真苕，要是早来几天，他的脚就不会落下残疾。后来，那人再也没有亲自批斗过父亲，他还几次偷偷地替父亲松过被绑的绳索。有一次半夜里，他佯装提审，趁着月黑风高把父亲给放了。结果，跟父亲关在一起的另外一个人，在第二天的批斗会上被人活活给打死了。母亲说，人一生不能把坏事做绝，做绝了定会遭到报应，做好事一定会有好事在，于人、于己、于儿孙都好。
母亲并不软弱，年轻时她曾看过日本人高高举起的战刀，也走过了兵荒马乱的年月，但她没有倒下。在父亲患骨瘤的那几年里，她用一双比脚还大的手，独力支撑起一个家。母亲默默地承受了一切苦难，她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上天对她的考验。她说，人只要善良、勤快，总有一天会有好时，甘罗十二岁为臣相，姜子牙八十多岁才走运，在她看来，这就是命。“是人有一运，是花有一红”，不管运气来得迟与早，老天都长着眼睛。在那段失去人性的年代里，她无辜地遭受了那么多的冤屈，却从未有过一句咒骂。每当痛苦深沉的时刻，她紧紧地咬着嘴唇，拼命地去劳动，她要用汗水去冲洗一切，把所有的仇恨都埋进土里。母亲说，人什么都可以记住，切莫记住仇恨，心中装着仇恨就会终生痛苦。母亲深爱着我们，为了我们，她宽容了一切，宽容了所有对不起她的人。
无论多大年纪，母亲的话总让我记得那么深。只记恩不记仇，也许这是母亲的懦弱与悲哀。也惟其如此，她才获得了别人的爱戴与敬重，也获得了很多欢乐，更帮父亲逃过了劫难，甚至拯救了父亲的生命，使我们全家度过了那段昏暗的岁月。母亲那种崇高的爱，也许源发于母性的情感，在她的内心深处还蕴藏着一丝自己也无法说清的意念，也许，那是一种对幸福与快乐的希冀—只因为她笃信。她永远记住的是养育儿女和耕种土地，她只想从土地中获得丰厚的收成，她只想给儿女们种下更多的爱。
我秉承了母亲的教诲，一向人缘较好，但遗憾的是，我却没有母亲那好的记性。我曾经下过苦功去练，终不见效果。很多事情，特别是数据，我只得时常去翻阅账本与日记，这也许是能拿笔的缘故吧。即使母亲的遗传基因衰退了，我也不会忘记母亲的这句话“只记恩不记仇”。
▲陈本豪，中作协会员，民间音乐人，籍贯武汉江夏。已出版散文集三部，纪实文学集七部。长篇纪实文学《京剧谭门》全四卷，被列入2019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入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荣获第八届湖北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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