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2月底，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将东北军10个师从华北陆续调往豫南、鄂东，以加紧对鄂豫皖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当时，东北军“围剿”的对象主要是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的红二十五军。
全军辖第七十四师（3个营）、第七十五师（2个团），总兵力共3000余人。
4月18日，红二十五军由皖西北重返鄂东北，东北军牛元峰部第一零九师两个营，紧紧尾追而来。
为打击尾追之敌，徐海东命令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埋伏在高山寨，并指挥其余部队诱敌跟踪。
当敌人进入伏击地区时，第七十四师突然掉头反击，第二二三团则向敌侧后发动猛攻。
敌人遭到前后夹击，顿时乱作一团，仓皇逃窜。
此战，红军将敌两个营全部打垮，毙伤敌人100余名，俘敌官兵52名，缴获轻机枪10挺、步枪100余支。
高山寨战斗，是红二十五军对东北军的第一次打击！
被俘的52名东北军官兵，经过审査后大都予以释放，有十来个愿意留下为红军服务的正好编成一个班，以便集中进行政治教育。
但要把这个“俘虏班”放到哪个营时，哪个营政委都很不乐意接收。他们听说“俘虏班”大都是些机枪射手，万一生出什么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赵凌波，你敢不敢接收？”军政委吴焕先问道。
赵凌波，四川泸州人，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号兵，1931年红军攻克英山县城时被俘。
他的军号吹得不错，是个军事技术人才，吴焕先曾将他带在身边当号长。
经过战斗考验，赵凌波这时已经入党，并被破格提升为营政治委员。
“有啥子敢不敢的，就放在我们营部。”赵凌波倒是无所顾忌，满口答应下来。
别的营政委都乐了，逗笑地说：“赵凌波最合适不过，由白军到红军的亲身经历，就是现成的政治课本，十天半月也讲小兀
经过集中教育的“俘虏班”成员，后来都被分别补入连队，担任“机枪教官”。
这个特殊的在编职称，就是为了培训红军的机枪射手，更好地使用缴获东北军的捷克式轻机枪。
吴焕先
军首长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机枪教官”享有一定的地位待遇，职务仅次于连长、指导员，但在日常生活方面，则要比连长、指导员优厚一等。
连队喝稀粥必须给“教官”捞碗稠的，每逢改善伙食，也得多打一勺肉菜；晚上跟连长、指导员一起同住，而且还要想办法搭上一块门板，或铺点麦草。
艰苦岁月，这极其微薄的一点优待，令“教官”们无不为之感动。刘玉甫、郎献民两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机枪手刘玉甫，号称“酒袋子”，被俘时腰里还缠着个“猪尿泡”，盛着半袋子烧酒，背地里总要品上两口。
有次被营政委赵凌波发现了，说这是“反动习气”。刘玉甫心里不服，争辩时叫了赵的外号“格老子政委”。
赵凌波（前排最右）
这惹火了赵凌波：“‘格老子政委’是你叫的？喊的？你念过《百家姓》没有？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格老子在《百家姓》里排行第一，是全中国头一个大姓。你要称呼我赵政委！”
因在气头儿上，赵凌波非要没收那个“猪尿泡”不可。刘玉甫不给，说他宁可舍命，也不能丢掉“酒袋子”。
赵凌波怒不可遏，给其扣了两顶“大帽子”：一是“腐化行为”，二是“享乐主义”。而这都是与红军的优良的作风格格不入的，务必予以惩处。
想不到刘玉甫会讲几句俄语，叽里咕噜来了一串俄国话，当众骂了赵凌波。
赵凌波不问青红皂白，误以为是东北军的什么秘密暗号，马上就向军领导作了报告。
军政委吴焕先一了解，不是那么回事，当即为刘玉甫摘去两顶政治“帽子”，也不把饮酒当作“反动习气”。
红二十五军在陕南使用过的重机枪
只是讲了讲革命军人饮酒应当注意的事项，并允许他把“猪尿泡”带在身上。
刘玉甫乐得一蹦三尺高，大声喊叫：“我的’酒袋子’——乌拉（俄语’万岁’）！”从此，“酒袋子”这个外号就在红二十五军广为流传。
长征中，刘玉甫的那个“猪尿泡”被子弹打穿了，他也就跟“酒袋子”断了缘分。这时，刘玉甫已经当上了连长，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郎献民是辽宁人，作为一名东北军老兵，他在军事技术和战场指挥方面都有一套，但就是对时事政治不太关心。他的口头语是：“吃谁的粮就为谁打仗！”
有一次，军政委吴焕先在给“俘虏班”讲课时，笑着问郎献民：“好兄弟，你从长白山来到大别山，吃的是东北军的粮，不跟日本打仗，跟红军打的什么仗？”
郎献民就把牛元峰抬了出来，说他们的牛胖子师长说过：“抗日必先剿匪，剿灭赤区就是抗日。”
影视剧中的牛元峰
吴焕先首先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一套鬼话，接着说：
“好兄弟，东北军上了老蒋的当！国民党出卖了东三省，还欺骗你们说剿赤就是抗日，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兄弟——中国工农红军，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抗日抗日，就是要把枪口对准日本兵，打回东北老家去！”
吴焕先还将红二十五军政治部1934年5月2日编印的《最近的口号标语大纲》宣讲了一遍，其中就有针对东北军的六条具体内容。
当场，吴焕先还唱了一首新编的歌谣：“张学良呀张学良，看你成了什么样？丢了东北和家乡，国民心中好悲伤……”
参加红军后的这一课，牵动情怀的一首歌，使郎献民的眼泪夺眶而出，伤心不已。
张学良
这个不问时事政治的军人，从此不仅过问时事政治，而且把政治当作他的第一生命。
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陕南后，郎献民和刘玉甫同时被提升为连长，可郎献民却不肯就任。
领导上问他为什么不当连长，他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临阵向敌人发起冲锋，他不好意思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
吴焕先语重心长地说：“好同志，你虽然不是党员，也可以当连长。危急关头，就是要你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消灭敌人。你先当连长，再争取入党。”
郎献民这才当上连长，很快又当上了营长。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才由刘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团长，刘震为团政治委员。
东北军进驻鄂东、豫南后，张学良曾身穿士兵服装，亲自驾驶汽车，于6月间视察了鄂东、豫南和皖西的驻军防地，并在潢川（第六十七军军部驻地）主持了“剿匪”会议。
会议遂制定了从7月1日到10月10日为期三个月的“围剿”计划，其方针是“一面划区驻剿，一面用竭泽而渔之方，作一网打尽之图”、
具体部署是：一、将鄂豫皖地区的10多个县划分为6个“驻剿区”和1个“护路区”（平汉铁路沿线），使用兵力为13个师又3个独立旅；
二、另以两个师又6个团组成4个“追击队”，对红二十五军实行跟踪追击。
敌人扬言要在三个月之内将红二十五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竟全功”。6月底，敌部署完全就绪。
7月12日，东北军姚东藩部第一一五师（为第四追击队）、吴克仁部第一一七师（为第三追击队），从东西两面向罗山朱堂店地区进攻。
为避敌锋芒，争取主动，红二十五军立即实施转移。17日拂晓，红二十五军在向何家冲转移途中，行至长岭岗南侧高地时，突然发现第——五师就在长岭岗一带宿营。
敌两个团分别位于东西两端，师部（位于长岭岗）的几顶帐篷未及拆除，戒备十分疏忽。
长岭岗是一条孤岭，地形狭窄，敌人只是借以夜宿，并无工事可守°徐海东、吴焕先当即决定抓住有利战机，部署兵力，歼灭孤立之敌。
战斗打响后，红二十五军接连端掉敌人的几处排哨、连哨，长岭岗很快就被拦腰突破，敌两个团不能相顾，乱作一团。
这时，活动在附近的红军地方独立团和游击队，也乘机占领长岭岗以北高地，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长岭岗一仗，给东北军的进攻当头一棒！姚东藩部第一一五师六四三、六四四团遭到歼灭性的打击。
据红二十五军政治部1934年7月18日印发的《战斗捷报》记载：此战消灭敌人5个营，缴获长短枪800余支，轻机枪60余挺，子弹、手榴弹及军用品无法计算……
敌师长姚东藩和参谋长姜宝德负伤后潜逃，师部中校参谋周鸿负伤后自杀身亡，共毙伤敌官兵300名以上。
因“正在清査中”，《捷报》中没有俘虏数字。中共鄂豫皖省委在1934年7月29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有一笔俘虏数字及处理情况：
“红军政治部很好招待了第一一五师的400多名俘虏，除参加红军者外，都发给路费放回去。这样更使奉军士兵相信红军。”
与之可作印证的是：姚东藩在1962年5月5日撰写的《长岭岗战斗概略回忆》中说：
“全师残余撤到潘新店后，陆续零星跑回来的官兵，军官计有营长贾凤鸣及连长二人，士兵计百余人。随师救护的和红军当晚送出来的负伤官兵约80余人。”
姚东藩是辽宁人，曾在张学良手下任过要职，张在兼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时，姚为长官公署军令厅厅长。
1933年，姚东藩升任第一一五师师长。长岭岗战斗中，姚东藩负伤后逃出山林，被其部下一路搀扶到了潘新店。
事后，第一一五师残部即被调往孝感休整，姚东藩被撤销师长职务。
战斗中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使红二十五军的武器装备大为改观。有不少战斗连队，都配备到6挺或9挺轻机枪，有几个营全都换上新式的马步枪。
原先补入红军的那一个班的“机枪教官”，都成了红二十五军的战斗骨干，为红军培训出一批又一批机枪射手。
“机枪教官”这一在编职称，在红二十五军的历史上堪称“一绝”！
长征进入陕南后，红军在歼灭陕军警一旅的战斗中，杨虎城接连发出几道电令，东北军何立中第一一零师却按兵不动。
1935年4月20日，蒋介石命令原进攻鄂豫皖根据地的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3个师，驻郑州的唐俊德第九十五师进入陕南。
他们的任务是协同庞炳勋第四十军、肖之楚第四十四师和陕军3个警备旅，对红二十五军实行第二次“围剿”。
此次围剿，蒋军共出动30多个团的兵力，统由杨虎城指挥，蒋介石限令在3个月之内将红二十五军全部肃清。
5月上旬，敌人“围剿”开始。第六十七军九个团和第九十五师三个团向南进攻；第四十四师向北进攻；其余部队则从东西两面堵截红军。
徐海东察觉敌人的企图后，拟首先攻占山阳县城，创造有利的反围攻战场。
山阳守敌有陕军一个营和一个保安团。14日，红二十五军从三面攻城，敌县长和县政府官员弃城逃跑，盘踞在城东北苍龙山据点之敌，凭借坚固工事，固守待援。
红二十五军在陕南使用过的部分武器
红二十五军攻击未克，遂改变决心，南下郧西地区。
秦岭南麓的5月，一片春意盎然，勃勃生机。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主要领导同志正在研究怎样打破敌人的这次围攻。
“我们也来他个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不！要诱敌深入，先歼灭弱敌！”“得避实击虚！跳到敌人薄弱的地方。”
会场里议论纷纷，大家争先恐后的献计献策。
年轻的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说：“海东同志！你怎么不发言，你也说说看！”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徐海东身上。
会议已经开了半天，徐海东一直沉默不语，结合自己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教训，他苦苦思索着，思索着……政委的话，他竟然没听到。
“海东，你谈谈对这次反围攻的想法！”政委吴焕先又一次引导他说。
徐海东思索一下后说：“我看诱敌深入、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都不行，我们得来个先疲后打！”
原来，这次杨虎城调动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分四路长驱直入，每一路最少都有三个团，哪一路都不弱，各个击破或者先打弱敌的方针行不通。
那么避实击虚，跳到外线作战呢？也不行，这无异于把根据地拱手让人，红二十五军兵力太少，无法达到吸引敌人回援的目的。
那么敌人是不是毫无破绽？也不尽然，敌人有两大破绽被徐海东发现：
第一就是地形，陕南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敌人机动和补给都有困难，不适合大兵团作战。
第二，敌人前来围剿的部队中，东北军第六十七军自九一八后厌战情绪严重，战斗力弱，而且第一次到陕南，人生地不熟。
据此，徐海东提出：各游击师就地坚持，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红二十五军主力则乘东北军刚到，首先歼其一部，然后再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方针，寻机歼敌一两个师（旅），打破敌人的围攻。
徐海东分析完后，会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说干就干，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于6月初从鄂北勋西出发，向北直插陕南商县地区，袭击东北军第一一零、第一二九师毙伤敌团长赵绍宗及以下官兵二百多人。
随后，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掉头向东，大步前进，进入豫西地区。直转南下，远程奔袭鄂豫陕三省交汇点一紫关。
徐海东率手枪团在通过敌外围警戒线时，敌人误认为是“自己人”，列队欢迎。红军未发一枪一弹，将其缴械。
手枪团战士，搭人梯在敌人密集火力打击下，强行登上荆紫关城头，占领全城，歼敌近两个营，从被窝里活捉第四十四师军需处长，缴获大批军用物资，红军战士情绪高涨。
紫荆关
接着，徐海东挥师西进鄂北，北挺陕南老根据地。
这时，东北军一一零师何立中率所部两个团由龙驹寨（今丹凤县城）紧紧尾追而来。
徐海东对何立中作了一番分析判断后，即决定在苍龙岭部署兵力，准备伏击该敌。
原以为何立中入陕之前晋升为少将，应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求战“立功”心切，定会陷入红军的伏击区域。
然而，这个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五期步科、时已到了不惑之年的老军人，得意之时却没有忘形，仍是那么不急不躁，老成持重。
一抵达苍龙岭，何立中就发觉红军设有埋伏，遂命令所部停止追击，就地休整。
红二十五军行军近一个月，转战近二千里。崇山峻岭，日晒雨淋。不免有人背后嘀咕：“这是唱的什么戏？今天东、明天西？”
红二十五军转战过的商洛山
“逃跑主义！敌人咬着屁股不打，向哪跑？”
“又是老军长（徐海东曾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到任后主动降职为副军长）领头耍灯龙！”
牢骚归牢骚。但命令一下，再高的山，再陡的崖，再大的雨，指战员们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行动。
大部分士兵和基层干部，看到“老军长”一路上精神抖擞，谈笑风生，都猜测着：一定会有好仗打！所以，指战员们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情绪。
敌人被徐海东搞得团团转，一路穷追不舍。敌人被拖得相当疲惫，锐气大减。真是“肥的拖瘦了，瘦的拖死了”。因逃亡和疾病，敌第四十四师多数连队减员三分之一。
各路敌人都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距离最近的敌警备第一旅，也有四天路程。
袁家沟旧址
徐海东判断“打”的时机来了，于1935年6月29日在陕南袁家沟口设伏。
袁家沟口及其以西的桃园岭一带，是一条长约五公里的深沟，深沟且笔直，没有可利用的地形；沟的两侧山高林密，便于部队隐蔽，利于伏击。
红二十五军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正开得热热闹闹，群情激昂。
“我们不走啦！在这守株待兔，哪一股敌人先上来，就坚决消灭它哪一股！”徐海东满有把握地说。
这时，手枪团的通信员回来报告说：“敌唐嗣桐警备第一旅，已追至小河口！”
“好！来得好！手正痒痒哪！”徐海东激动地说，“唐嗣桐自吹常胜将军，没吃过败仗，这次，我叫他有来无回！”
“听说他是黄埔一期毕业生……”
“黄埔怎么啦！我还是青山大学毕业得，这次还要和他黄埔生比试比试！”徐海东大声说。
7月2日拂晓，晨雾弥漫。徐海东的望远镜也失去了往日千里眼的效能。他两眼使劲地盯着，已近半个小时了，两眼发木，眼眶发酸。
他刚发脾气，大骂敌人，太阳都快出来了，还在村子口睡觉。突然情况出现了：敌人在袁家沟口村西头集合，尖兵已经向西出发。
徐海东一声令下，冲锋号一响，红军各种火器突然向密集
之敌猛烈射击。第二二三团首先从北面发起冲击，猛扑敌人。
警备第一旅，虽被红二十五军拖得锐气大减，士无斗志，但是，仍然有恃无恐，求功心切，忘乎所以。
唐嗣桐更以他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科班出身，打过几次胜仗，恃才放旷，骄横无度。
敌人遭到突然打击，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慌忙向西逃跑，又遇到第二二五团居高临下迎头痛击。
这时，群山号响，满谷杀声。红军各连队勇猛杀向敌群，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经过一番激战，敌大部被歼。
敌旅长唐嗣桐率残部向南突围，遭第二二五团一部和第三、第四路游击师阻击后，占据一个小寨子顽抗，经红军猛烈攻击，到午后全部被歼。
徐海东常对部下说：“打了胜仗还不算本领高，能抓住敌人的高级指挥官，才算是英雄好汉。捉到一百个大兵，不如捉一个师长。”
战斗一结束，他就带着手枪排亲自从俘虏中找大官。
满脸胡子的唐嗣桐，上身换了一件灰布军衣，下身只穿了一条黄布短裤，还不如普通的士兵，活像一个老伙夫，被押到了徐海东面前。
唐嗣桐连声说：“请送我去见你们的徐将军！”聋了一只耳朵的徐海东，没听清，扭回脸又问：“你要见谁？”
“见……见……见徐海东将军。”
徐海东亲自讯问过不少的俘虏，还是头一次听到称他为将军。他苦笑了一声说：“你见不到他了，早给你们消灭了！”
说着从兜里拘出一张国民党的传单，向唐嗣桐摇了几下说，“你们这张纸上印着，红军的头子都死了，红军早已是一群没头领的乌合之众了……”
唐嗣桐低着头……他还能说什么呢？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一次次欺骗他们，把红军转移都说成是“流窜”，红军的著名将领，不知“死”过多少次了。
袁家沟口一仗，全歼敌警备第一旅，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三百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一千四百余人。
缴获轻重机枪四十余挺，长短枪一千六百余支，其他军用物资亦缴获甚多。红军只伤亡百余人。
这一岀色的歼灭战，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以来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攻。
袁家沟口战役，在徐海东不成文的“兵书”中，在红二十五军战史中，又重重落下一笔：“先疲后打！”
当时，何立中部第一一零师已追到山阳县城以西的洞峪口，距离袁家沟口不过40华里，但该部却始终没有前进一步，及时予以增援解围。
两天之内，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连续发出几道电令，督促何立中“派队立往增援，务祈解围”，“就近设法收容唐旅撤出部队”；
王以哲也一再电令：“今晚须确实增援唐旅”，“望从速救援，审慎向目的地前进”。
王以哲
谁知何立中却置之不顾，居然以“河水突涨”、“难以泅渡”为由，驻扎在洞峪口按兵未动，见死不救。
究其原因，也许是在苍龙岭险些中了红军的埋伏，何立中心有余悸，不敢贸然行动；或许是他的气数未尽，不该把老命丢在商洛山中。
徐海东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东北军王以哲率三个师进驻洛川、甘泉、延安；劳山之战，何立中一命呜呼
“六月十三，红军出山。”这是当年流传在陕西蓝田、长安两县的一句民谣。
乙亥年六月十三，是公历1935年7月13日。这一天，红二十五军主力乘胜北出终南山，威逼省城西安。
就在这时，为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红二十五军又继续西征北上，跨上新的征途……
徐海东在陕南
红二十五军4000人马西进甘肃，北过渭河，翻越六盘山，驰骋陇东高原。
8月21日，军政委吴焕先牺牲后，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军政委。他们率红二十五军于9月15日到达陕北永坪镇，胜利完成长征。
在“九一八”事变四周年之日，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3个军依次编成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
全军团共7000余人。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
与此同时，被甩在商洛山中的东北军王以哲部第六十七军3个师，急忙经由黄陵向北进犯，沿公路推进到洛川、甘泉、延安一线。
9月14日，何立中第一一零师、周福成第一二九师（欠第六八五团），即进驻延安；第六八五团留驻甘泉，维护南北交通。
数日之后，何立中又向王以哲发电报告：“现下徐（海东）匪之去向不明。”
何立中从豫南到陕南，继而又到陕北，和徐海东打了一年半之久，却仍摸不透徐海东的行动去向。
红十五军团组成后，徐海东鉴于南线敌情严重，即决定“还是先打东北军，如果把东北军的主力搞垮一两个师，就会使陕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
9月28日，他以红军一部兵力包围甘泉县城，吸引延安之敌出动增援，军团主力则进入甘泉以北的劳山隐蔽集结，准备歼灭由延安增援甘泉的敌人。
劳山南距甘泉30华里，北距延安60华里，东西两侧群山矗立，地势险要，为延安至甘泉必经之地，是理想的伏击战场。
“围城打援”的作战方案部署就绪后，军团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仍在分析判断敌情动向。
徐海东讲话
他们认为，甘泉县城守敌六八五团，属于第一二九师建制，师长周福成必定心急如火，他岂能蹲在延安城内按兵不动？
至于何立中，因其比王以哲、周福成年长几岁，有点倚老卖老，把王以哲从不放在眼里，对周福成更不在话下。
因此，都以为何立中是个老滑头，红二十五军在袁家沟口歼灭陕军警一旅的战斗中，他居然置杨虎城、王以哲的电令于不顾，就蹲在洞峪口按兵不动。
这次也未必会率部增援甘泉，以解周福城所部之围。
10月1日早晨，东北军终于岀动了，由延安沿公路南下增援甘泉。
“不是冤家不聚头”！敌之增援部队，恰好是何立中部第一一零师……
老谋深算的何立中，对徐海东善于“诱敌伏击”的战法虽有防备，但他却把红军设伏的地域谋算错了。
何立中以为徐海东会在九沿山设下埋伏，乘机打他个措手不及。
因此，在行军途中，何立中就将第六三零团留在三十里铺作为策应，而亲率第六二八、六二九两个团，沿公路两侧山头高地一边搜索，一边前进。
过了九沿山后，何立中命令部队稍事休息后，遂将两路纵队改为四路纵队，以行军队形向前开进。
公路上人马相拥，黑压压挤成一片，如入无人之境。
何立中根本就不曾想到，徐海东却在距离甘泉很近的劳山设下伏兵，这个狡猾的老狐狸，终于钻入了徐海东的“口袋阵”……
“都说徐海东厉害，我还以为他会打我的埋伏哪！现在，我部已出了龙潭虎穴……”
劳山战役遗址
自命不凡的何立中，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对他的参谋长范驭洲呵呵笑道。
参谋长心领神会，挥着马鞭督促师直属队成四路队形，放心大胆地向前开进……
敌人刚一露头，徐海东就十分恼火:“东北军欺人太甚，竟敢成四路行军臥形开进……”他马上命令作战科长张池明：
“告诉贺晋年师长：敌先头部队一到白土坡，就给我开火，堵住敌人的前进道路！”
战斗从白土坡打响后，位于劳山以北数里处的第七十八师骑兵团，即适时出击，断敌退路。
敌首尾受挫，遂自动向中间靠拢。此时，埋伏在劳山公路两侧山地的第七十五、七十八师，同时向敌人发起猛烈冲击，将敌分割开来。
经过半日激战，敌一一零师两个团及师直属队全部被歼。
劳山战役缴获得迫击炮何弹药
此战，毙敌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洲、第六二九团团长杨德新以下1000余人，俘敌第六二八团团长裴焕彩以下3700余人。
从陕南到陕北，何立中终归没有逃脱红军的埋伏，成为徐海东手下的“送死鬼”。
劳山战斗后，徐海东以一部兵力继续包围甘泉县城，断敌交通。
敌人为了维护南北交通，遂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稳扎稳打，逐步推进。
10月20日，东北军第一零七师六一九团并加强第六二零团1个营，由羊泉进驻到榆林桥，占领制高点并开始构筑工事。
榆林桥是富县通往甘泉的一座小石桥，南面是个小镇，有七八十户居民。
经过地形勘察和战斗准备，徐海东决定乘敌构筑工事未成，立足未稳之时，坚决消灭该敌。
榆林桥高福源指挥部遗址
10月25日拂晓，天空大雾弥漫，四野茫茫，红十五军团主力对榆林桥守敌发起攻击。
第七十五师迅速突破敌人外围，占领制高点，歼敌大部。残敌纷纷向镇子里溃退。红军各部队先后向镇子里猛扑，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
榆林桥之战，红军毙伤敌人300多名，俘敌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名。
红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团长朗献民壮烈牺牲。这位来自东北军的红军指挥员，参加红军才一年半，就在与东北军的交战中献出了生命。
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是东北军中的一员骁将。
所部第六一九团，曾被张学良赞誉为“尖子团”，视之为最能战斗的一支劲旅。
高福源
榆林桥之战，高福源本是以守为攻，但却惨遭失败，被红军俘虏，这不能不引起张学良的极大震惊。
据说张学良闻讯后，曾捶胸顿足，痛惜不已，一昼夜不食不眠。
有关高福源被俘后的情况，各种史料多不胜数。最先与高福源进行谈话，并决定将其留在红军中担任军事教员的，正是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
在道佐铺的一间屋子里，程子华与徐海东坐在一边，高福源因为负伤，程子华特意让医生给他换了药。
程子华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我和我们东北军是抗日的，要打回老家去的，你们应该把我放了。”
程子华摇头：“不能放你。”高又说：“那就杀了我！”程子华说：“绝不能杀你。”高大惑不解：“你们既不杀我又不放我，到底想怎么样？”
程子华
程子华不紧不慢地说：“我们考虑你的军事素质比较好，想请你到我们的军事学校任教，你是否愿意？”
高福源喜出望外地说：’程将军如此信任我，我一定尽职尽责。“这样，高福源就成了红军后方军事学校的教员。
高福源接受红军教育的第一课，就是率先从红二十五军唱起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他从这首红军歌曲中初步了解和认识了红军。
1935年12月，高福源参加了在瓦窑堡举办的被俘东北军百余名“解放军官训练班”，通过学习进一步唤醒和激发了他的爱国之心。
他毅然提出要去会见王以哲、张学良，并向他们当面陈述中共方面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
他认为只有团结抗战才是救亡图存的惟一出路，东北军和红军不应该自相残杀，而应当停止内战，枪口对外！
于是，高福源便穿梭往返于东北军和红军之间……
在红军前线部队的护送下，高福源独自进入甘泉县城，会见了东北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张文清，由张文清与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取得联系，并提出面见张学良的要求……
此行，高福源只身入城，守信而归。回到瓦窑堡后，他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李克农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1936年1月底，在王以哲的联系与安排下，张学良在洛川会见了高福源，直接听取了有关中共中央方面的情况陈述……
1936年2月25日，李克农等一行9人，由高福源领路出发，骑马来到洛川，先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镇藩举行会谈，并初步达成四项协议。
3月4日，张学良驾机抵达洛川，和李克农开始正式谈判。
高福源不仅沟通了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络渠道，而且在双方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他很快促成了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在延安举行“四九”秘密会谈。
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政策，改变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不幸的是，1937年“二二”事件发生后，缪徵流、刘多荃发誓为王以哲军长报仇，高福源被怀疑为“少壮派”，被刘多荃下令枪杀。
高福源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红十五军团以劳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迎来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会师后，红十五军团奉命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
刘多荃
1935年11月21—26日，红一方面军发起的宜罗镇战役，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战役发起后，睡梦中的东北军第一零九师在红军的突然打击之下，大部被歼。
师长牛元峰率残部500余人，仓皇退入直罗镇东南的土寨内，固守待援。
土寨子位于直罗镇东南角一座黄土岭上，周围地形复杂，易守难攻。
残敌退入寨子后，急忙又筑起不少防御工事，依托有利地形和优势火力，企图固守待援。
这个很不起眼的土寨子，居然成为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红二十五军与牛元峰部先后交战过三次。头一次的高山寨战斗，本文开头已有叙述。
直罗镇遗址
第二次是1934年11月7日，红二十五军路过河南商城的汤泉池时，突然袭击了正在洗澡的牛元峰部工兵营，将其全部歼灭。
但这两次战斗，都只是伤着“牛”的部分皮毛，没有伤到要害处，直罗镇战役才是宰杀这头“牛”的最后一次战斗！
原以为东北军第一零九师这头“牛”已被开膛破肚，就剩下少数残渣余孽，只要包围起来攻打一下，牛元峰就会束手就擒。
没料想死到临头，“牛”还在进行垂死挣扎，动不动就抵你一“特角”。
被红军在直罗镇内“解放”过来的原东北军第一零九师六二七团某连士兵崔建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当时就向红军反映过牛元峰的情况。
他说这个毕业于东北讲武堂辎重科的牛师长，因与红军交战接连失败，部下官兵颇有戏言，说他是红军的“运输队长”。
崔建功
牛元峰听到后火冒三丈：“本师在豫南是有过两次失利，让红军捡了点儿便宜，怎么就成了运输队？这次进攻陕北，谁要再当’运输队’，我饶不了他！”
这个十分粗野的少将师长，就是这般如此“牛气”！
红军二二三团把土寨子包围了两天两夜，并留有一条口子，等待敌人出逃时聚而歼之。
然而，敌人白天跑不了，晚上又不肯跑，死蹲在“牛圈”里固守待援。
起初，团长陈锦秀命令二营营长刘玉甫，亲自上阵向牛元峰喊话，促使敌人缴械投降。
陈锦秀特别提醒：“刘营长，你认识牛元峰、一定要随时注意监视敌人，防止牛元峰化装潜逃……”
刘玉甫说：“这个牛胖子，身体肥胖如牛，平常挺着个大肚子，行走拄着文明棍……就是把他的牛皮完全扒掉，我也认得出来，他休想从我的眼皮底下逃走！”
一天傍晚，刘玉甫忽然喊，司号长，向敌人吹号！司号长问，吹什么号？他说，吹开饭号！司号长不由得一愣：前几次不是吹集合号，就是吹冲锋号，这回却要吹开饭号？
刘玉甫见他迷惑不解，就说敌人被困了两个昼夜，寨子里没吃没喝的，吹吹开饭号，吊一下敌人的胃口……”
开饭号吹过之后，刘玉甫又一次向敌人喊话：“一零九师的兄弟们，我是刘玉甫，外号’酒袋子’，我参加红军一年有余，现在是红军营长！”
“红军优待东北军，欢迎你们掉转枪口，打回东北老家去！牛胖子再不缴械投降，明天一早，红军就要发起进攻，活捉牛胖子……”
红军的每一次阵前喊话，都遭到敌人步枪、机关枪的猛烈射击。
刘玉甫心里很是窝火，就问陈锦秀：“我的嗓子都喊破了，喊不出来怎么办？”
陈锦秀
陈锦秀说：“喊不出来就赶，放开口子往外赶！把牛元峰赶出寨子，在运动中消灭他！”
当天晚上，红军就发起一场“赶牛出寨”的战斗。
顽固不化的牛元峰，在固守待援无望的情况下，被红军的猛烈火力赶出了“牛圈”，并于23日午夜从南门逃出，向东南方向仓皇奔逃而去……
于是，二二三团又开始了数十里地的追“牛”、捉“牛”、宰“牛”的紧张战斗。
24日上午，敌师长牛元峰被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击毙
红一方面军在直罗镇战役中全歼东北军第一零九师，击退四个师的增援，并在追击途中歼敌第一零六师六一七团。
此役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团长石世安、郑树藩以下1000余人，俘敌5367人，缴枪3500余支（挺）。宜罗镇之役，是红军对东北军极为沉重的一次打击！
张学良在南京接到西北“剿总”的电报后，顿时大为震怒，急欲飞返査办此事。
他急匆匆告知何柱国随行，当时也没有询问气象状况，就从南京驾机起飞。
当他査得牛师失败原因，即对“剿总”参谋长晏道刚、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大加斥责，董被撤销军长职务。
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世界日报》记者采访时，还十分痛心地说：
“我有两个最好的师被打光了，中央不发抚恤，东北老家又沦陷给日本人，伤者又回不去原籍……”切肤之痛，记忆犹深。
西安事变后，蒋军调集30个师西进潼关，企图武力讨伐，三秦大地顿时阴云密布，红军、陕军、东北军决定联合抗敌。
1936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杨虎城官邸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东北军，有名的‘东北虎’，捷克装备，厉害得很呀！西北军个个骁勇善战，也是家喻户晓的，红军嘛……”
周恩来是外交专家，在曾经在红军手下打过败仗的“敌人”面前，把红军的优势留给对方去回味，自己不说岀口：“我们三家联手，一百个刘峙也不是对手哟！”
“谢谢中共方面的宽宏”，张学良低头看着手中的茶杯，抬起头说，“贵方若能派‘徐老虎’，噢！不，徐海东将军所部前来驻防，我感到万分荣幸!”
张学良用期盼的眼光看着周恩来，想得到满意的回答。
“如果派徐海东前来，那我的警备旅就归他指挥！”杨虎城许诺式的补充道。
周恩来望着这两张诚实、可信的脸，微笑着说：“那你们可要发给他军饷喽！‘老虎’专吃肉哟！”
一份急电发向党中央，党中央立即命令徐海东为红军南路总指挥，星夜开赴西安。
西安事变时的徐海东
这时，蒋军进攻西安的部队快到商州了，红十五军团又极速前进，不到两天从蓝田跑步赶到了商州，抢占了北面的一座大山。
蒋军先头部队一听说徐海东率红军到了商州附近，再不敢向西安冒进了，而是直接后撤八十里，害怕徐海东给他们设伏。
西安谈判在紧张地进行，在商州一线占领了有利阵地的红军，日夜准备应战。接连十三天，国民党的军队没敢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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