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香港时装界殿堂级的设计师,刘培基(Eddie Lau)涉足服装设计及高级定制已逾半个世纪,他见证了香港黄金时代流行文化的变迁。在飞花流转的年代里,他敢为人先,为梅艳芳成功设计形象及舞台造型,与其共同创造“百变梅艳芳”,成就香港乐坛一代传奇。“最动人的人?当然是梅艳芳,也只有梅艳芳!”凭借个人的聪明、勤力与才华,他与张国荣、罗文、金庸、黄霑等挚友因缘际会,交往密切,缔造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影响华语文化圈的明星时装文化。似水流年,情怀未改,我们特邀年过七旬的刘培基忆往昔,谈今夕。

十年前,我在广州四季酒店采访过刘培基,那一年,他为他的自传到内地做宣传。

十年之后,在香港文化博物馆见到他,博物馆的三个展都跟他有关,“绝代芳华・梅艳芳”藏品基本出自他的捐献,“瞧潮香港60+”里有他捐出的明星演唱会服装,其中包括他为梅艳芳最后一场演唱会设计的一金一白两件著名婚妙;而“侠之大者”展览的主角金庸是他的多年老友。老友们渐次仙去,已然是博物馆里供人膜拜的历史人物,刘培基却好像永远不老,甚至更年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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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基以高级定制的手法做舞台服装

十年之前的他神情有点矜持,时常发出冷笑,黑裤白衣,清瘦,手上戴着凛然的黑底飞金的硕大劳力士,配一枚冷光四射的宽边金戒;十年后的他明显快乐了很多,松弛了很多,精力旺盛,滔滔不绝讲足三个小时,毫无倦意。他皮肤依旧白晳,依旧钟意黑色,黑色短皮褛配黑色牛仔裤,打底黑恤衫上一抹亮蓝和牛仔裤上几抹随意涂抹的黄红笔触,添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潮味,依旧是时髦的;身背金棕爱马仕,手上是一对晶光闪烁的钻戒,人胖了十来磅,倒显得比十年之前英俊魁梧。关健是真人太好玩,讲起往事绘声绘色,谈及评价坦率无忌,思路清晰,洞察敏锐。讲到激动处,他就打个响指,拉开凳子开始演,他是人群中罕见的那种如果想让你高兴就完全可以哄得你很开心的高能量者,想起黄霑对他的评价非虚:刘培基非常聪明,在我的朋友里排前三。

若不是绝顶聪明,他也不会生存下来。

他是一个完全靠自己成就自己的人。八岁被母亲遗弃,十一岁在上海裁缝店当学徒,睡在店里的铺板底下,十五六岁已自力更生,替尖沙咀太子行、瑞兴公司的化妆小姐,东方舞厅的舞小姐,甚至一些无上装酒吧女郎做衣服,见识过那个时代最时髦的人……二十二岁的他跑到伦敦中央圣马丁学院学服装设计,艰难求生,这些经历让他“知道了服装是怎么回事,明白了中西方的服装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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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基早年工作照

1975年,他回到香港开了一家叫诗纺的服装店,以造雪纺衫为主,成为城中名媛的心头好,香港小姐、豪门阔太、富家小姐都以穿他的衫为荣,客似云来。1976年,他成为香港第一位以设计闻名的本土服装设计师,代表香港参加伦敦时装周、巴黎时装周。1979年,伦敦三大百货公司都在他这里下了订单,法国版《VOGUE》的编辑看见他的作品,特意跑来香港拍造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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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基在70年代创立的诗纺高级服装中心

当然,刘培基的“威水史”不止于此。他给港龙和国泰航空公司设计过服装,二百磅的德国空姐穿上都必须有腰身。不仅第一个冲出香港,他还是第一个走进内地的香港时装设计师,此前只有法国的皮尔·卡丹和日本的小篠弘子。1985年,时装表演在内地还是了不得的事,刘培基在锦江饭店的秀,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连看两场,亲自接见了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耳熟能详的唱片封套及演唱会服装都出自他的手下,尤其是梅艳芳,“我做形象设计只做过一个人,其他人,我都只是服装设计”。他和梅艳芳携手打造了香港流行史和时尚史上不可错过的“百变梅艳芳时代”,大垫肩、宫廷服、女穿男装,内衣外穿……“我们不是学麦当娜。那个尖尖的胸罩、所谓的‘内衣外装’,我们早于麦当娜”。如今这件震撼全城的“菠萝钉”已陈列在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馆。

2012年,刘培基把毕生收藏捐给香港文化博物馆,在这里,你不但能看到刘培基创作的一生,也能看到梅艳芳一生最辉煌的时刻,当然,更有张国荣、汪明荃、罗文……那一代香港风流人物的风光片段。开幕礼上,刘培基好友敏仪的致辞别有深意:“刘培基用这个展览来纪念梅艳芳的一生,不只是美丽的形象,那20年正是香港的黄金时代,我们中西荟萃、自由奔放、创意无限……曾经灿烂。”许多年后,拍《繁花》的大导王家卫曾邀约他来设计,因为“若论八九十年代的服装设计,怎么避得开刘培基这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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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基曾说,“我的设计简约,着重线条与剪裁,风格华丽优雅,有品味的人才懂得欣赏。”

刘培基的人生是十年一个台阶。1962年当学徒,1973年做学生,1983年成了“香港十大杰出青年”,成名得早,也收手得早。1999年,他宣布退休。2002年到2003年,他接连失去挚友罗文、张国荣、梅艳芳、黄霑,“我最喜欢的好朋友都死了,家里都是遗照。”2018年,挚友金庸与林燕妮也接连去世。2013年,他写下二卷自传《举头望明月》,为了纪录那个时代最美好的人和事,“我不相信天上见。我们只有这辈子了,我也不愿意有下辈子,人一死就灰飞烟灭,所以,我才会叫人家珍惜这辈子。你喜欢的,要珍惜,要更努力,你看我原本什么都没有,我都可以活成这样子,可以做这么多事情出来,我没有辜负过自己,没有辜负过朋友,没有白来这个世界。”

对于当年的苦,他从不曾忘记,但今天的悠闲,他是真正把握住。如今的他隐居于深圳,只因内地生活方便,“内地有一点香港没有办法比得上,那就是外卖。香港过了(夜间)9点钟,你想买什么东西都有点麻烦。”他维持着上一个时代明星们的生活习惯,凌晨四五点才睡觉,睡到中午十二点起来,一天之内小睡数次。剩下的时间,吃吃东西,看看新闻,做点运动,陪陪小狗,听听音乐,有时把玩一下自己珍藏的红宝绿宝蓝宝石,至于劳力士,早就送了出去,“到我这个年龄,知道人一死什么都带不走,朋友到我家,喜欢什么就拿走,我还要谢谢你,我至少送出去四只金劳。你问我如何保养,我的保养就是多睡觉,在家里很舒服啊,穿个羽绒服随随便便的,我的小狗那么可爱,我穿个拖鞋在花园里走走,饿了就在手机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很快就有人把咖啡和面包送来,这就是我要的生活,不需要跟人来往。我朋友都说我有开门恐惧症,我每一次洗完澡,准备穿衣服,打开衣柜看到很多衣服,我就不想出去了。”

采访完刘培基的第二天,我在尖沙咀游逛,北京道人流穿梭,维多利亚上空风云变幻,远处是香港人引以为傲的狮子山。想起刘培基就在这里长大,十一岁开始在这个极度拥挤的弹丸之地讨生活,如同眼前这千千万万快速奔走的香港人,在重重挤压之中,完全靠着腔子里的这口气在拼在挤才搏得一线生机。在那个飞花流转的神奇年代里,凭借着个人的聪明、勤力与才华,和香港最美丽、最有才华的艺人们因缘际会,缔造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影响华语文化圈的明星时装文化,成为代表香港黄金时代流行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多么神奇,又多么有幸。

“我这辈子一点遗憾都没有,我竟然能走到今天,我非常高兴。”

以下是刘培基的讲述:

“衣服靠什么?

剪裁。”

我是香港人,出生在香港。五岁以前过得很好,十一岁开始当学徒,我的师傅是上海师傅,他做版很有规矩,剪刀和皮尺放在哪里都有固定位置,好有架式。一帮师兄弟,我最小,到现在,我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吃东西很快。那时候,(有)很多学徒,我常被师兄们派去买东西,回来都没有东西吃,所以,有吃的就哗哗吃。师傅好严,会打人的,生气时连木尺也打断,不过没有打过我,因为我听话,懂得看眉头眼额,手工很好。

我们那个年代,所有外国人来了香港都会去几个大公司订做衣服,基本都是印度人开的店,再交给我们这些工场,真的是高级定制,非常讲究。我们做的每一件衣服不是只看外面的,内里都是很讲究的,我现在都会那些制衣技巧,我想现在95%香港设计师不知道那些学问,除了我。

上世纪60年代,真是时髦。那时流行跳茶舞(Tea dance),就认识了一帮跳舞的女孩子。有一天,我看着三个女孩子留着长头发,穿着银色一字裙,脚踏银色高靴,一字排开,从对面马路的斑马线走了过来,型到极点!那个时候我才15岁。

1973年,我攒了钱去英国学设计。第一天买了一件大衣穿了三年,英国的冬天太冷,我这辈子什么都不怕,就怕冷。在英国真苦,家里只有一张床,椅子是捡回来的,又冷又苦又要赚学费又要交房租。英国三年给了我太多东西,生命中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全部在英国看到了,会觉得怎么可以这么开放?我不是大惊小怪的人。那个时候,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奇奇怪怪的迪斯科,有人用铁链把自己绑起来,全身穿着粉红色的女孩子嗨得走来走去,没有人觉得她疯了。伦敦让我知道:做衣服不是光做衣服,能做的空间非常大。

我很喜欢博物馆,常常去博物馆看他们的衣服,怎么做得这么漂亮?我留意细节,服装不是光让人“哇”,觉得好看就够了,而是讲究裁剪和细节。现在这些走奥斯卡(颁奖典礼)红毯的女人们,每个人披着大毛毯,好看吗?毫无优雅,就是占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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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艳芳于1987-1988年的“百变梅艳芳再展光华演唱会”中演唱《妖女》及其他快歌时穿着的服饰,刘培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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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基为梅艳芳的金曲《妖女》设计了阿拉伯女神形象,将歌者、歌曲与形象融为一体

2012年,我把毕生作品捐给了香港文化博物馆,除了因梅艳芳值得纪念之外,毕竟我是服装设计师出身,每一个行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功底。你要成为一个好的设计师,第一是你的功底,不止是画一画,而是一定要进版房,让模特穿上身,(你会判断)哪里少一点,哪里多一点,哪里宽一点……为什么我觉得设计师的手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要对布料有感觉,一拿上手,一摸就知道它能做什么,做出来是怎么感觉?一件衣服穿上去除了漂亮,裁剪好,最重要的是不能让穿上的人有负担,她穿上去很漂亮却不舒服,那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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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艳芳于1998年出席“第21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中获颁金针奖时穿着的服饰,刘培基设计

你看那套衣服(梅艳芳于1998年获颁香港金针奖时穿着的服饰)的窍门在哪里吗?它的裁剪特殊之处是什么呢?我考了很多设计师,他们都不知道,其实它的肩膀是横裁的,这样做出来的衣服就柔软了,女性化了。它的领子是一种古老的英式裁剪,是英国人那种竖起来的领子,还有领口的蝴蝶结,谁能打出来给我看?打得出来,我马上付一万块。

我从不觉得有做不出来的衣服。我版房的那帮师兄,他们的手上功夫我全知道,我们做出来的衣服比例、裁剪、做工,我不敢说100%最棒,90%肯定有的,这些衣服很值得现在的年轻人来看。我希望来到博物馆的人们,不只是来看梅艳芳,也要看看香港的时装,尤其服装专业的学生。我做高级定制和做舞台服装是一样的,梅艳芳的衣服至少有70%全是高级定制。大部分歌手登台的衣服,你通常只能在台上看,梅艳芳的衣服,你可以拿出来看。几十年前订的亮片还是过去的样子,固定羽毛的手法是60年代的传统手法,现在没人做得出来。

没有一个女人是完美的,作为时装设计师,一定要用设计把她的比例和优点做出来。至于她的缺点,你就藏一点。衣服靠什么?靠裁剪。有些衣服几乎是40年前做的,可是,你拿出来看它的做工和剪裁,抄都抄不出来,我们以前可以做出这种水平的衣服。

“最动人的人?

当然是梅艳芳,

也只有梅艳芳!”

1983年,梅艳芳去东京参加比赛,苏孝良(原华星唱片总经理)来电话要我帮她做衣服,我替她做了一件白色薄丝棉衲配黑色皮裤,再加一条深色大围巾,富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感。她拿着奖,请我吃饭,我说不用了,我不应酬的,就聊聊天吧。那天,她告诉我,她四岁出来唱歌,我自己十一岁出来做事,我知道那个经过,那个被人家欺负、呵斥的过程,我非常理解。我们都是苦人家,所以,我开始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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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基与梅艳芳共同创造了“百变梅艳芳”形象,两人结下了一生情谊

有人说我和梅艳芳是互相成就。这话有道理,不过,不客气地说一句:假如不是我先付出,不会有后来的事。是我先成就了她,我原本可以不做她的(造型设计),我那时候这么多客人,为什么搞这个东西?她的事不容易搞的,我的天,你知道吗?梅艳芳九个月才出一张唱片,九个月只做三套衣服:封面、封底、还有拍一支MV。三套衣服,让我食粥吗?每两年开一个演唱会,演唱会大概要准备十几套衣服,而唱片公司都有预算,钱不多,一个演唱会给30万港币做造型已经很多了,但我会给她一套造型做好几个颜色。而我给客人做高级定制,没有三四万一套,我是不做的。另一个规矩是,必须八套造型起订,所以,我给梅艳芳做衣服不是为了钱。你说我有计划塑造她,让她成为百变天后吗?我没有计划。对我来说,当时的梅艳芳只是一个小孩子,我就是玩开了,是唱片公司给我最大的自由度,苏孝良也知道我的脾气,他很懂我,真的是缘分使然,才促成和梅艳芳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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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基为梅艳芳的金曲《淑女》设计的人物形象,将歌者、歌曲与形象融为一体

1985年,唱片公司给梅艳芳的歌是《似水流年》。那首歌太老太沧桑,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子唱《似水流年》,我一听快晕倒,你让她穿什么?穿着旗袍看着海一片再望着天?我心想:完蛋了,穿得这么老。但女人不需要沧桑,(哪怕)遇到困难,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自己也有底气,是不是?

我想到让梅艳芳穿男装,穿男装不需要爱情,那个感觉就对了!为什么是男装?因为做衣服必须知道历史,才会知道事物以后的发展,否则,你以后的路是走不远的。在欧洲那几年,我特别喜欢去巴黎的旧书店。第一次去巴黎,一早起来,我去买咖啡和可颂,旁边有间旧书店,我进去闲逛,看了一本书《Four Fabulous Faces》,觉得好漂亮!书里讲了四大女明星,葛洛丽亚·斯旺森、葛丽泰·嘉宝、琼·克劳馥和玛琳·黛德丽,我心想好莱坞这么多女明星,为什么选了这四位?因为她们一出道就红了,“唰”一下跌下去,又上去了。她们经得起风浪,除了美丽,还有人生,我给梅艳芳做唱片的时候,借鉴了很多过去的经验。

梅艳芳在《似水流年》里的发型是神来一刀。我“咔”一下,把她的头发剪了,让她穿男装拍照。她差点哭了,她真的没想到。唱片公司知道我的脾气,我做事情就是这样子,这个东西给你,你假如觉得不好可以不用,去找别人。给梅艳芳做《妖女》造型的时候,我想到了异域风情《一千零一夜》。所有人来到我这里,就是要造型上变得漂亮、优雅、高贵,这些我做得太过熟悉,可给梅艳芳做造型,我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满足了我一方面的奇思妙想,我才越做越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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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艳芳于1987-1988年的“百变梅艳芳再展光华演唱会”中演唱《烈焰红唇》时穿着的服饰,刘培基设计

我们做“菠萝钉”(梅艳芳在《百变梅艳芳再展光华演唱会》中演唱《烈焰红唇》时穿着的服饰)的时候,是一九八几年,麦当娜在1990年才穿。当然,不能说她学我们,不过,我做“菠萝钉”的时候,麦当娜确实没有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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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艳芳身穿刘培基设计的“菠萝钉”胸衣献唱《烈焰红唇》,其性感形象一时成为全城热点

梅艳芳凭电影《胭脂扣》第一次参加金马奖,角逐最佳女主角奖。我不知道她能不能拿奖,做了一套黑色旗袍,越简单越好,拿不到奖也不丢脸,大大方方就好。我陪她一起去颁奖典礼,谁知道她拿奖了,好高兴!最搞笑是金马奖穿着黑色旗袍去了,第二天,我们坐飞机去日本,妆发弄好,接下来换衣服。梅艳芳指了指“菠萝钉”胸衣,问:穿这个?我说是啊。那套衣服太低胸,我塞了很多东西在里面,胸很容易跑出来。她穿上衣服觉得不好意思,问会不会太厉害?我答还不够厉害,穿吧!结果“菠萝钉”拍出来的照片很漂亮,她高兴得不得了,也因性感尺度一炮而红。我让她在拍《烈焰红唇》MV的时候尽量放开,我说你知道烈焰红唇是什么意思吗?谁给你烈焰?谁给你红唇?烈焰红唇就是男欢女爱,你没有那个感觉怎么拍?这个事情喜欢就喜欢,为什么男人可以主动,女人就不可以呢?

很多人说我刘培基脾气不好,我是脾气不好,可我并不骄傲。我脾气不好是没有时间跟人应酬,我是一个很直接的人,不屑于撒谎,我这一辈子最成功的事情是我不撒谎。我很讨厌那些设计师说自己没有灵感,不知道做什么,我只会觉得你根本没有资格做这一行。我不是这样,我一坐下来就想今天的服装是做给谁的,主题是什么。如果去一场舞会,我会想有谁去,珠宝是什么,知道了方向就开始找。我有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放着各种布料,找对了,拿出来看看,放下,再坐在一把很大的椅子上开始画,很快,非常快。设计要什么灵感!(他打了个响指),就这么一会功夫,我现在画给你。

张国荣的“妖”、

帽子和待我的好

我认识张国荣比梅艳芳更早,在中环摆花街的DD迪士高(八十年代香港最热门的舞厅),一帮朋友去跳迪斯科认识了。他那时皮肤很黑,是一个小孩子来的,话也不多,有时候爱笑,完全没有巨星的感觉。我不知道他现在的地位有多高,但我看到的他们都是非常平常的人,只是朋友嘛。(那时)我刚从英国回来不久,那么多人,大家很友善。认识的第一天,他送我回家,就问:可不可以上去聊天?后来,人家就问张国荣,你和Eddie哥哥好,你对他怎么好?他说,Eddie哥哥生病,我帮煲粥,你说我好不好?我记得是这样,我不舒服,他早上六点起来,帮我煲粥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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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基与张国荣识于微时,并成了终生挚友

张国荣刚出道的时候,唱歌时把帽子丢下去,结果被人从观众席丢了回来,那件事情对他的打击太大,太羞辱了。头一两次,他参加颁奖典礼拿不到奖,他在后台对着镜子,我刚刚走过,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好难过。所以,我给张国荣拍1985年演唱会海报时,特意要他戴帽子,在场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张国荣也一脸错愕。我这个人就是这么倔的,帽子曾经带给他奇耻大辱,但你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站起来。虽然兵行险招,但我要替他把心中的刺拔掉。后来,他在演唱会上表演时把帽子丢了出去,观众争着抢,反响很好。

他之前拍的唱片照片都是不笑的,我特意帮他打造了一个邻家男孩的造型出来,看起来年轻帅气有朝气,他身后跟着一大堆孩子,就这么拍了一张海报。唱片公司跟我说,张国荣要谢谢你,这个海报拍得好。他问过我,怎么唱才可以让人家喜欢你?我说要“入屋”,在孩子的房间里看到有你的海报,你就红了。后来,他出唱片《爱火》,我让他穿了一身全红的西装,那时候哪有男明星穿红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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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基特意为张国荣准备红西装拍唱片封套照,他感叹:那时候哪有男明星穿红西装!

张国荣办第二个演唱会时,梅艳芳做嘉宾。那时,梅艳芳好红,张国荣说我不疼他,他想改变现在的路线,想要“妖”。我说我做不到,“妖”,你还不是时候。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张国荣之前有罗文,大家早已习惯罗文在台上扭来扭去,能接受,但可能不能接受第二个罗文。其次,你现在青春无敌,这么帅气,至少现在不需要做那一种形象,如果我跟你这样设计,人家会把我骂死,我说你自己好好想想。

2000年,张国荣在红馆做“热·情演唱会”,Jean-Paul Gaultier为他做的服装设计。为什么第二天全港报纸都是恶评?不是衣服不对,是他Hold不住。时候未到,《霸王别姬》影响他太多,令他觉得他可以有这些东西,实际上那种风格很难驾驭。那天,我和梅艳芳都去看了那场演唱会,张国荣还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只能跟他说衣服非常漂亮,不能多说他什么,因他对我实在太好。

在舞台上,如果把张国荣和梅艳芳放在一起,梅艳芳是天才,她信手拈来;张国荣是天生的努力,相当努力,他所有的东西都彩排过一次,所以,你看他们俩合唱《芳华绝代》,张国荣需要摆POSE,梅艳芳是不需要的,她的手出来是这样的(做势)。

张国荣身上有一种别人身上没有的味道,那种吊儿郎当的浪子味道,他有《霸王别姬》、《春光乍泄》,拍过太多好电影。王家卫手上有三个演员是他需要的:张国荣、张曼玉和杜鹃,这三个型是他拍电影要用到的,其他的演员是需要王家卫的,比如梁朝伟。梁朝伟在谁的手上都不是梁朝伟,只有在王家卫的手上,电眼梁朝伟才是真正的梁朝伟。

“我婉拒了《繁花》”

你看了《繁花》么?我看了,普通话版看了两遍,沪语版看了三遍,我非常喜欢。我喜欢王家卫,他是我唯一尊重的香港导演。我在马友友的演奏会上第一次碰到王家卫,我不知道他看没看到我,但我看到他了,我不打扰人家,一直没有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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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基涉足服装设计及高级定制已逾半个世纪

2020年5月,王家卫托很多人来找我,他要拍《繁花》,想找我做造型设计,我婉拒了,只因现在没有精力再做这件事。王家卫想找我亲自见面聊,那时因为疫情,隔离就得两个礼拜,我说不用见了。王家卫让我非常感动的是,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信里写:“我叫王家卫,在上海出生,在香港长大,我现在拍一部电影叫《繁花》,是讲八九十年代的上海……八九十年代的服装设计,怎么可以离得开刘培基这三个字。我真的希望你能帮我”,几句话已触动我,后面几句话更触动我,“我看到你的自传最后面有几个字,‘我永远记得这里的美好’,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记下那个年代最美好的时刻。”

我很感动,但我还是决定不见王家卫。我对他说,我谢谢你,我知道你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导演,我非常尊重你,可是我也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我怕我现在的体力没有能力做到。他说我整个团队给你用,但我心想:导演啊,我不是这样子的人。我肯定要跟现场拍摄,好比这一场戏,你拍这一套衣服,我一定要在现场,那是我的作品,有我在跟没我在是两回事,演员怎么走动,衣服的动态,看起来都是不一样的。去上海,光是冷,我可能都要抱几个棉袋裹在那里,假如早十年来找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给他拼命。但我现在七十几岁了,没有体力了,我不能因王家卫的名声就贸然答应,我做不到的话,反而对不起王家卫。

我不后悔(错过《繁花》的机会)。我很喜欢《繁花》的设计师,但假如我做《繁花》的话,我会再低调一点,因为我绝对相信上海女人,尤其是90年代的上海女人,穿衣服是很有自信的,很讲究的,不需要弄得那么夸张,可以有很多手法去做。

“我这帮朋友里,

最不出色的是我”

刚刚,我见过查太太(林乐怡)。我和查先生(金庸)是好朋友,应该是黄霑介绍我们认识,他很喜欢我,我去过他家吃饭聊天,我的时装店开张,办生日Party,他都会来。其实,我从六几年就在报纸上看他的连载小说。查先生跟领导人见面时穿的衣服是我做的,他和查太太结婚穿的衣服也是我做的。我做过的婚纱不多,给查太太做过一件,但我从来没有说过,也没有拍过照片,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会在查先生走了以后说出来?因为我要证明他跟她真的结婚了。

我很早得知查先生的身体状况。在他走之前的两个礼拜,查太太约我,说我想见你,查先生现在身体不适,希望你帮我做衣服。他这辈子最喜欢的是你做的那件婚纱,假如他走了,那一天,我要穿着你做的衣服。查先生出殡那天,查太太穿着我做的衣服跟他道别。

1989年,查先生写了一幅字赠给我,这么大一幅字,写得还工整。我当时傻乎乎的,我知道他的墨宝难得又珍贵,(没想到)他给其他人就写几个字。黄霑来我家,看到查先生送给我的字,大叫:了不得啊,我们都没有啊!我前几天和我一个朋友交代,我死了后,这幅字留给你,你帮我好好保管。哪一天你快走了,你把这幅字捐给香港文化博物馆,因为这幅字是查先生写得最多的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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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基近照,摄于香港文化博物馆“绝代芳华·梅艳芳”展览现场

此刻,我最想跟谁一起吃晚餐聊天呢?当然是黄霑。我成年后第一次流眼泪是在巴黎,那年我身体非常差,时装店的生意也不好。他下午来看望我,说晚上我请你吃饭吧。我穿条牛仔裤,背个包去餐厅。天呐,一看到吃饭的餐厅,吓死我了!一个像大皇宫的法国高级餐厅,这个死鬼真的要我的命。他问,你现在生意怎么样?我生平最讨厌别人可怜我,可我毫无办法,被朋友看出来了。我的手抖了,眼泪掉了下来。我十一岁开始出来做事,知道眼泪是没有用的东西,自十六岁起,我起过誓,不会为任何人和事流一滴泪,但那天挚友的关怀让我受不了,心中十分感动。

到后来,黄霑跟林燕妮分手,他打电话约我聊天,我去了他在湾仔的新家。一走进去,我懵了,不知如何是好。黄霑,香港最厉害的才子,我想不到他住在一个那么小的地方,聊天聊了很久,他问,你需不需要吃东西?我下云吞给你吃。我认识他这么久,平时不是出门吃饭,就是佣人做饭。我看着他在小厨房里下云吞,我的眼泪忍不住。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爱。爱不是用钱能计较的,不是给我最好吃的,而是在你最不好的时候,你没有能力,可是你还是会给我下云吞,你没有在我面前觉得丢人,没有不好意思,这是大爱。

我和黄霑一样是性情中人,非常直接。他走了,我很难过。假如我死在黄霑之前,我是幸运的,因为他会出来为我说一句公道话,真的不幸运,他死在我之前。黄霑最后那一年,谁都不见,除了我。我们关系好得不得了,没有一个人敢在他面前说我一句坏话,他太了解我,我们所谓的脾气不好就是你别在我面前装。其实,我这帮朋友里,最不出色的是我。黄霑、查先生都是大文人、大艺术家,我是最没用的一个人啊。可是他们和我的关系好得不得了,可能他们觉得我这个人没什么心机,跟你在一起就是开开心心在一起。

“浩瀚烟波里

我怀念往年”

若怀念从前,我最怀念哪一个年代?我最喜欢60年代。那年月,半岛酒店的女人们穿着高跟鞋走进来的声音都不一样,人不一样,鞋不一样,地板不一样。何莉莉穿着高跟鞋走进半岛酒店的声音真好听,“咯咯咯”,完全不会吵着人家;70年代,我记忆最深的是留学,一个人在巴黎看漂亮的人。看两个法国女人聊天,白衬衣把领子翻开,露着胸腔一点点,头发长长的,自然的,不经意的,穿着牛仔裤和平底鞋,过条斑马线,都漂亮得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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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艳芳在“百变梅艳芳再展光华演唱会”的演出现场

80年代,我一心忙工作。每天不管晚上几点睡,清晨七点钟一定起床,冬天钻被窝里,偷懒不想起来,我就跟自己说,“勤有功,戏无益”,立马起床洗澡。九点前进公司,到了傍晚五六点开车回家,没有应酬。我不跟有钱人打交道,做完衣服就拜拜,不做朋友。那时候最动人的人?当然是梅艳芳,也只有梅艳芳!90年代的人跟80年代的不一样,开个演唱会,做出来的衣服好像一棵树(挂着)一大堆东西,真是奇怪,一点层次都没有。好看的衣服是赞助的,可是赞助的这些衣服,你穿之前,人家在杂志上已看过。到现在,我心中依然觉得80年代有美好的人和事,那才是真正的经典。

我喜欢漂亮的东西,我知道它们的珍贵。假如我不懂欣赏宝石,怎么会懂女人呢?我一定要喜欢。若女人戴红宝石,拿深色衣服搭配;她戴蓝宝石,就选浅一点的颜色。女明星中,谁有最漂亮的首饰?尤敏,她的首饰太好,不是豪华,而是有品位。你知道玉做的三环扣吗?多耗材。她的三环扣是冰翠,真的好漂亮,有品位不关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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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艳芳穿着刘培基量身定制的婚纱告别舞台,此幕已成经典

对于物质,我倒没什么舍不得。我捐过梅艳芳不同时期的舞台服饰、奖座等等,我现在几个好朋友手上戴的钻石和首饰都是我送的,买不到的限量版劳力士手表起码送出去四支了,我眼睛都不眨的。这些都是深爱我的人,我都快死了,留着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朋友来家里,只要他喜欢的,马上拿走,马上,拿走是给我面子。我从广州搬家去深圳,很多东西要搬回香港,梅艳芳的助手帮我弄,到香港之后,打开箱子,漂亮的古董花瓶全部碎了,我非常平静,也好,起码我知道它现在的下场是这样。

我现在过着很简单的生活。我在小区里住了十几年,没人知道我是谁。保安叫我刘先生,我来往的朋友叫我强哥,他们大多数是做服装生意的,还教我怎么穿衣服。现在,大家都爱说输在起跑线,像我这样一个没什么学历的人从没有起跑线的起点出发,现在还能喝杯咖啡,吃个菠萝包,就觉得很开心。

将来人们提起刘培基时,希望他们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好人。

撰文:黄佟佟

编辑:张静 MIA ZHANG、许璐 XU LU

图片提供:刘培基、香港文化博物馆、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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