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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际，思无涯。
编者按
苏莱曼圣山坐落于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费尔干纳谷地高处，作为丝绸之路旁的世界文化遗产，这盏拔地而起的“孤灯”千百年来照耀着来往于东西方的商客、游人；千百年以来，苏莱曼圣山一直是中亚地区人们朝拜的圣地，作家叶临之两次来到苏莱曼圣山下的奥什居住生活，见到中亚怎样的最真实的一面？诚然，在作家叶临之看来，苏莱曼圣山无疑是一个他要寻找的宗教与历史、情感的“参照系”。今天推送《苏莱曼圣山下》全文，读者可以感受作者笔下个体的迁徙与时代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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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莱曼圣山下
文 / 叶临之
认识苏莱曼圣山
在哈萨克斯坦的漫长冬季守候多时后，我到达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城，来到了苏莱曼圣山下。
这里是费尔干纳盆地的东部边缘，距离中国的西陲喀什大约五百多公里。从奥什城往东，就是磅礴的天山，这样的范围，如果展开整个亚洲地图，鸟瞰亚洲中部的山峦与江湖，人类的迁徙贯穿了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从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到锡尔河、阿姆河，直到南方的费尔干纳盆地。从东亚一直到中亚，这周边一千公里左右的范围内，除了阿拉木图、比什凯克两座城市，还有塔什干、杜尚别——曾经，它们都作为一个统一体的重要部分一起度过了七十余年，前苏联那巨大的钢铁骨骼、旺盛的工业发展把它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如今，它们已经分属于不同的国度，而奥什城的苏莱曼圣山遗落在费尔干纳盆地的边缘，算是天山山脉、阿赖山脉的一盏孤灯了。这盏孤灯拔地而起，千百年以来，孤弱的光芒照射着来往于东西方的商客、游人，气若游丝，却从没有中断。
这是天山以西的中亚。当年，我在奥什城一共住了不下六个月，时间分属于两个不同年度的春天和秋天，也就是说，我在苏莱曼圣山下看到了它的两个不同季节。生活在苏莱曼圣山下，说起来，这两段分开的时光都非常静谧、舒适而安详。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住在卡拉达里亚河边的公寓，卡拉达里亚河是锡尔河的南支上游，发源于天山，流向咸海；第二次，我要特别谈及我们那次来到奥什城，当时，在当地柯尔克孜族朋友的帮助下，我们租住在奥什国立大学旁边的小区单元房，这里地势显高，几乎要与城中的苏莱曼圣山隔城相望。小区距离苏莱曼圣山大约三公里，从苏莱曼圣山底下出发，跨越卡拉达里亚河，以国立剧院那里的高架桥作为起点，沿着城市的主干道往中国的方向走上一段一公里左右的路程，到达缓坡，就是我们这个稍显破败的小区了。
吉尔吉斯斯坦的苏莱曼圣山 大卫·特里林 摄
苏莱曼是圣山，千百年来朝圣者源源不断。它高度不到两百米，共有五座山峰，山峰彼此相距不到两公里，从我们租住的小区位置的缓坡可以望见苏莱曼圣山后的整个街区——这里是费尔干纳盆地的边缘，它呈喇叭形敞开，完全面向乌兹别克斯坦，从这里到达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乃至伊朗都不必经历太多高山阻拦。当从里海边一路考察过来，只有到盆地的边缘，直到这座城中孤灯的到来，才开始迎接地球上最庞大的群山，才能朝拜到群山之巅——天山。只有到了这里，才标志着神圣的开始，而这样的神圣似乎以一种令人超乎自然的现象呈现：在这座以土黄色为底色的边境城市，阳光异常清晰、明亮，而且，似乎没有灰尘悬浮于空中，整座城市给人以清纯之感。
至于苏莱曼这座圣山，哪怕你身处十公里之外，在城外的州际公路上，都能清晰地看到城中这座突起的山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很早之前就蜚声世界，费尔干纳的本地人对它更是膜拜已久。五百多年前，后来成为印度莫卧儿王朝开国君主的巴布尔出生在费尔干纳盆地，他早年在费尔干纳一带活跃时，就看中了这座山头，并在山中筑寺修行，他在日记中说“我十二岁的时候，在这里登基为王”，这足以证明苏莱曼圣山在过去的地位。
我们租住的小区修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区里绿篱茂盛，虽然紧邻一条去往乌兹别克斯坦的主干道，但因外围有围墙和绿化带的阻挡，小区看起来隐蔽、宁静。我们租住的是短租房，房主是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俄罗斯族女教师。这是一套三居室，房屋因在一楼，略显阴暗，但打扫得非常干净、清洁，客厅里摆放着铺了面料的沙发、一台老式显像管彩色电视机、一个俄式橱柜，橱柜上摆放着一件产自土耳其的花瓶，土耳其瓷器与中国景德镇瓷器有着显著的区别。房间里设施稍显陈旧，但并不感觉到压抑，而且，每间房都铺着木地板，这种木地板踩上去，吱呀吱呀响，在清新的空气中响着一种欢快的节奏，木地板上铺着深色的红地毯，我们每日可以不必穿鞋。这套三居室总共有两间卧室，卧室里摆放的是窄床——当地居民普遍使用的是窄床，宾馆里的也是。我们拥有两张床，主卧里的是标准大床，次卧就是窄床了。房间还有一个走廊，从走廊可以通往小区，走廊的门口那里架设了一个铁凉亭，很像哈萨克人的风格。等到我离开，这三年来短租的房间陈设后来多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最后在我的中篇小说《海边的中国客人》里得以再现，只不过故事发生地换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故事里的角色变成了朝鲜族人，这些朝鲜族人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来到中亚，成为那里常见的少数族裔。
来到天山以西，我需要一个“参照系”
毋庸置疑，苏莱曼圣山下的奥什是一座美丽、宁静的城市。当年，巴布尔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说道：“在费尔干纳地区，就气候和景致而言，没有其他城镇能与奥什比美。”他写到奥什的渠水奔腾，城里到处盛开着郁金香和玫瑰。苏莱曼圣山下有一座清真寺，外面的草地阴凉喜人。常有当地的无赖打开渠口，把毫无戒心的纳凉人冲成落汤鸡。从巴布尔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从古至今，奥什都是一座自享其乐的世俗南方城市，去除宗教的外衣，这里与每一座中国的城市都很像。
苏莱曼圣山本身是一座石山，里面布满十多个经室和画满岩画的洞穴，当地人说，如果你是电视台的记者，放飞无人机，或者坐飞机去往北方的贾拉拉巴德、比什凯克，你能够从空中俯视整座苏莱曼圣山的话，这时，你会发现有五座山峰的苏莱曼圣山其实像一位熟睡的少女：她有像瀑布一样的娟发、圆滑的额头、小巧的鼻子、圆润的下巴、修长的脖颈，以及高耸的胸部，她颀长的躯干静躺在平坦的盆地末端。圣山像少女，这真是一个可爱的比喻，代表着它与平民无比接近，而并不只是高高在上的圣山。
奥什，每天有炙热的太阳光照，营造出栩栩如生的清晰镜头感。这里有世界最大的巴扎，卡拉达里亚河边有数不尽的酒馆，酒馆的存在让空气都看似不符合礼教。因为咖啡馆、酒馆的存在，让这里更像国际大都市，而不像南方闭塞的阿特肯，或者北方矿区贾拉拉巴德。这里的生活像在透明的灯罩底下，争论也变得公开化。当然，不可否认，争论也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近二十年来，奥什市发生过两起大型骚乱事件，牵涉到族群纠纷、贫富悬殊等问题，这就是苏莱曼圣山下，一座宁静生活与残酷而复杂的现实并存的城市。
在苏莱曼圣山眺望奥什 大卫·特里林 摄
总而言之，这里仍然不像草原地带的哈萨克斯坦。
来到苏莱曼圣山下，我回想起我守候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哈萨克草原，这里，我得重提我中亚旅程开始的地方：哈萨克斯坦。在哈萨克草原看雪的日子里，我见识过流向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河里的鳟鱼、鲟鱼随处可见，在冷峻和寒冷的天气下，哈萨克是一个没有忧愁的民族，连捕鱼败北的渔民也爽朗，永不言输。通常，哈萨克人生活在蓝色的房子里，从中国的阿勒泰、伊犁一路逶迤至哈萨克斯坦，直到里海沿岸，大片土地都属于哈萨克人生活的地方。这令人感觉到寒冷的草原上，相比维吾尔人和乌兹别克人建造的五颜六色的房子，哈萨克人把自己的房屋涂抹成稍显单一的蓝色，这就像哈萨克人本身的性格：总是那么豁然而憨实。马是他们生活的主调，奔腾的马无处不在，马粪味随处可闻到，充斥着每一寸土地；哈萨克人的生活看起来无忧无虑（他们热烈而冷酷，这是多么自由的生活呵），吉尔吉斯斯坦的柯尔克孜人，乃至更南方的塔吉克人，却不是这样，这些居住在群山之间的南方人，看起来平静，他们表现得现实很多。这些南方人的目光忧郁而谨慎，性格胆小而平静，而且，他们日常看起来更加热爱卫生。可以这样说，这些南方人像最微小的阳光，静静地生活在天山以西，并不高看理想，任何运动都骗不了他们，生活本身就是他们的目标，把目标交给时间，时间就是先知，他们让真正的先知来管理自己。
苏莱曼圣山下主要生活着柯尔克孜人和乌兹别克人，但不管是柯尔克孜人、乌兹别克人，还是迁徙来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朝鲜人，都是属于普通人。从城里的居住环境可以看出，这座城市里生活的大多是普通人，甚至行乞的人，他们住在过去年代修建的老旧平房或者城中村里。天山以西的这个国度号称崇尚太阳，我对它的记忆，乃至对旁边人口众多的乌兹别克斯坦、山区的塔吉克斯坦的观感，很大部分都停留在那些老旧的街区：依依的红柳林丛里，仍然伫立着纪念二战胜利的英雄雕像、列宁雕像乃至斯大林雕像；落魄的单元房外墙要不脱落了小瓷砖，露出衰败的一面，让它看起来像一幅现代主义作品，要不布满大幅夸张的人物涂鸦，而这又成为现实主义作品，提示着这里有绝佳的景色、热烈的政治选举——当我第一次到达奥什时，从奥什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到达塔什干，乃至号称文明古城的安集延、撒马尔罕，我对它们的记忆都是如此。
我从中国南方来到苏莱曼圣山下，这时，我想到一个重大问题，我问自己，你来到这里，你为什么来？我对自己说，你需要寻找一个“参照系”。
在中亚两年以来的游历里，我开始寻找一个精神向导，这样的向导是可以比较的，是贯穿整个亚洲叙事的，它代表着普通人，浸透了平凡的力量；它有过往，并不崇高，允许犯错，却拥有未来，因为它现实而真诚地活着。寻找的前提条件是要先深刻了解当地，特别是近百年来的政治、文化、思潮变迁，种种考察后，这让我认识到天山以西的苏莱曼圣山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也正是在这样内心的驱使和渴望下，我把自己放逐到苏莱曼圣山下，寻找一个拥有未来的自己。
回想以往，我们难道被遗忘了吗？
现在，很少有人说起苏莱曼圣山底下的人和事了。
天山，是地球上一道巨大的山系，它既古老又年轻，这座世界七大山系之一的巨山几乎把亚洲一分为二，把东、西永久地隔阂开了。至今，我还记得我第二次来吉尔吉斯斯坦的情景。七月，我们从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乌恰县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发，决定冒险翻越天山，这不到两百公里的距离，除去吉方的检查站那繁琐而低效的过关检查——这浪费了大量时间，汽车的行驶时间也是长达十个小时。我们离开克州的吉根乡后，汽车需要翻越高达四千至五千米的天山，这条国际道路很多地方没有硬化，有过硬化的很多地方也是年久失修，这让我深刻地见识到前苏联解体后那凋敝不堪的民生状况。汽车在颠簸的盘山道上行驶，宛如跳舞，其中还要穿过多种气候类型的高山、草甸，因有深邃的小湖泊阻拦而绕道。山上的气候变化多端，冰雹与雨雪一路伴随，不断有吉国的牧民赶着牛羊转场，这样艰难的生活让人很难想象，而且，就是在这样恶劣的高山上，我们仍然能看到吉国籍的司机制造的一番景象：在陡峭如刀脊的山背，一辆中型客车径直往山脚下驶去，时速至少高达六十码，司机全程不减速，客车宛如一块石头往山脚下疾驶而去，这着实把我吓一大跳。
高耸的天山给人类造成了难以逾越的困难。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吧，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大帝率军来到锡尔河边，他建立的马其顿帝国最边陲的城市就是奥什。当时，亚历山大的军队饮马于锡尔河畔的小镇乌兹根，这里距离奥什大约五十四公里，甚至，奥什这座城市的地名也是出自亚历山大之口，但雄才大略的亚历山大大帝开拓的疆域也只是到此为止。后来，唐帝国的军队进入西域，公元751年，和阿拉伯帝国发生过一场可以忽略不计的遭遇战——怛罗斯之战——那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北部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的地方，而到了公元1400年前后，想要成为“成吉思汗第二”的中亚霸主帖木儿打算征战明帝国，在锡尔河的北边支流边，帖木儿染病疾逝，他仍然难以跨越这道世界屋脊。从地理上，早在亿万年前，阿尔泰山—天山—兴都库什山系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封锁链，这跨度长达三千公里的范围内，其中只有北方的伊犁河平原和南方的瓦罕走廊两个豁口（因此，帖木儿当年不得不从哈萨克斯坦境内往伊犁的方向绕道）。北方伊犁平原畅行无阻，各大民族的迁徙没有多大障碍，这让中国的阿勒泰、伊犁与哈萨克平原一样，都是哈萨克人的故乡，但是到了南方，天山与帕米尔高原接口的瓦罕走廊情况却复杂得多。远古时期，瓦罕走廊是南线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东晋时期后秦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出生于龟兹国（今位于中国新疆），正是经过这里去往他父亲的出生地天竺，鸠摩罗什由此多次往返于古印度和中国。唐朝时期，玄奘从北方伊犁平原经过大清池（伊塞克湖）绕道去天竺，回程时，他正是通过这条看似不起眼的走廊才回到故土。不过，近代以来，从二十世纪直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现在，相比于中亚，阿富汗几乎都处于内乱与战争状态，中亚的南方到亚洲东部的道路几乎被人为堵死。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从数万年前的迁徙，一直到先秦、两汉、唐朝、元朝、明朝，中国与中亚的往来一直连绵不断，而到如今，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这样的联系是一种怎样的命运共同体呢？它们在新时期又有什么样的微妙变化呢？这正是我来到中亚需要寻找的答案。
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画像
来到苏莱曼圣山下，面对气若游丝的孤灯，我需要时间留给自己沉思，观察整个亚洲世界，这时，人们在当下与历史中的生活细节、故事细节给我指点了迷津。
长久以来，我脑海中一直存在两个很大的疑问：世界是什么样的？我能给世界做点什么？而在前一个天真的疑问中，需要全面了解到：什么样的亚洲才是真实的亚洲。经历近二十年的思考和行走后，中国的内部景致出现了变化，已经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开始觉察到亚洲有足够的宽度，这导致我的观察开始转移。这时，我搜寻到了不被中国人重视的亚洲中部，在同是“兄弟加同志”的国度，那五个加盟国，现在它们是什么样子的呢？这无疑构成了我对“世界是什么样的”的思考，到世界中去，思考世界，地理、民众、思想、政治都是思考的一部分，就如同我看到苏莱曼圣山，构成了宗教与历史、情感的参照系。
遗忘有多种，其中有两种最致命，一种是刻意忽略，一种是仇恨。那么，后来的我们被遗忘了吗？
我们都知道，在长达数百年的社运史中，经历欧洲的失败试验后，中亚和中国一样，承接的是俄国的十月革命成果。这时，“我们”是一体的，这里的“我们”开始作为国际社会主义联盟的一部分，但在二十世纪后期，“我们”中的一部分发生了巨变，从此，发生巨变的这部分成为被遗忘的部分；另一部分的“我们”，东方的中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这一关键的历史时期走出重要的一步。结果，这天山东西，各自行走的道路有了明显不同，“我们”还是我们，但已经全然不一样。
数年以前，我不知道吉尔吉斯斯坦，更不知道苏莱曼圣山下的奥什城，当我两次来到这里后，在中国的隔壁，我却仿佛看到了中亚最真实的一面。在这里，我要承认，我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游历者，就如我来的目的，我一直在思考东方的方式。
回想以往，“我们”难道被遗忘了吗？当然没有，即使偏居内地的中亚也从来没有被人遗忘，东方和西方的有心人一直关注着。这里，我当然没把费尔干纳盆地分割开来，在二十世纪末之前，它只属于一个共同的国度，它们之间并没有现在错综复杂的国境线干扰。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亚出现一位改变了历史的文化巨人——索尔仁尼琴。最开始，索尔仁尼琴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草原，1954年，他以被治疗的“光荣方式”来到塔什干，他在费尔干纳盆地生活三年，完成了他的成名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是一位勇敢的人，他解析了他所认知的“劳动营”事实。在“解冻文学”中，他因《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大放异彩，从此举世闻名，这证明世界并没有遗忘中亚，而且，后世的勇敢者一定继承这种精神，人类的勇敢者总会前仆后继地完成一生的使命。
“经历了孤灯，故事是这样的”
“闭上你的眼睛，让你的心变成你的眼睛。”
记住，这是波斯苏菲派诗人鲁米的诗句。
《中亚行记》的作者埃丽卡·法特兰在被问到对于中亚各国的看法时，她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然后，她借用《大博弈》的作者彼得·霍普柯克的话说，我既不够大胆，也不够愚蠢，所以并不妄图回答。最后，她给出答案：现在那里几乎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这样的答案不免现实得悲观，而我作为一名小说作者，我并不能粗暴而笼统地叙说，我只能说，一起来观察吧，用鲁米诗里说的办法。而且，作为一名中国人，观察他们就是观察我们自己的现在和未来。我来到苏莱曼圣山下的目的，只打算用动人的细节来陈述当下，用纯真的心灵来构建未来——我想这才是小说家该说的话。这样想时，我往往想起后苏联时代的作家，从白俄罗斯的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写作，到俄罗斯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等人的小说。至于我，我自我放逐到这里，按照中篇小说《伊斯法罕飞毯》里的陈说，在苏莱曼圣山下，我仍然要用当地人最普通的真实来构建我所认知的中亚现实——而这作为我所知的亚洲故事的一部分，用来描述二十一世纪的现实故事。这样描述时，我无所畏惧，并不害怕，也不后悔。
这里，我先来讲讲发生在奥什城的情感，这关乎苏莱曼圣山的另一面。相比于宗教，在奥什当地的我的朋友口中，苏莱曼圣山更像是一座爱情之山。
“你没看到很多的年轻男女结伴登山吗？他们是约会，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朋友乌兰说。
我第一次来奥什是四月，选择登山的那天，我和朋友乌兰结伴，到了现场，真是倍感惊讶：天啊，这座石山所到之处都画着“♥”，旁边写着恋人的名字，都是些俄文或柯尔克孜文，名字旁边标记着他们登山的年月日，很多字都已漶漫，只能依稀辨认，这些恋人记录的登山时间里，我们发现最早是1850年4月。刻的是俄文，这是俄罗斯人大批量来到费尔干纳盆地的时间。后面有1910年、1911年、1915年，至于后面的时间更多了，各种文字的刻字成千上万，而在我们旁边，多的是手牵手的恋人，山上的清真寺或洞穴里，都是来祈求生育的妇女，她们在聆听毛拉祈祷。
这就是二十一世纪开启的现实。于是，在我写作的长篇小说《月亮城堡》中，苏莱曼圣山除了见证动荡，也见证了令人心碎的爱情。在这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开头，当然，我见证过苏莱曼圣山下现实版的爱情，我的朋友乌兰和他夫人加依娜就是这样的例子。乌兰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州，柯尔克孜族，80后。他的夫人加依娜来自中国的阿勒泰，她是哈萨克族，大学毕业后，加依娜成为体育记者，在乌鲁木齐邂逅了乌兰，他们恋爱了。乌兰的父母以他俩分属两国而且不是同一民族为由反对，但乌兰和加依娜还是结合了，两口子在中国辗转数年后，在奥什定居，至今有七年之久。他们还在苏莱曼圣山下开了一家蜂蜜饮料厂，设备都购自中国的义乌。这种饮料有个名字：卡瓦斯。乌兰在他的名片上用中文标志着“乌伦古卡瓦斯”，他开玩笑地说这是“中亚可乐”。
这是真实的故事，接下来，我想要讲述自己虚构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似乎关系到我本人，它们代表着我个人呈现出的两个侧面，包括精神上和日常生活上的疏离，从中可以看到当下中国和亚洲的部分现实。
我写作的首部中亚系列中篇小说《伊斯法罕飞毯》里，我塑造了主人公——一个音乐教师帅奎，他牵涉到音乐版权纠纷、婚姻离异等双重打击后，选择了自我放逐。帅奎离开W城大学来到苏莱曼圣山下，他担任矿业公司勘探部副经理，因为公司发生一起司机突然死亡的枪击事件，他和公司女向导安娜一起合作，共同负责给公司巡线，被误会与安娜有情感瓜葛而被捕入狱，在监狱中度过了七天，后来警方还他清白，出狱后，他开始无拘无束，他带着前妻的律师去旷野，见到无人打扰的罂粟花，他悟出这样的道理：
现在，他在别人的心目中已经死了，可是他还是愿以这样死去的方式活着，原本以为他们一代人的生命会灿烂、美好，而现在，他们以一种麻木的方式活着，他们虽然活着，可是已经死了，就这样在虚度中挥霍人生，看起来既浪费，又没有目的性，多么可惜！他们活得越发像植物，而不是动物。帅奎深深地领悟到孤独的用处，在没有人的地方，就像高原上的野罂粟花，活成高原的植物多好。
这是帅奎独自在高原上驰骋的原因。
而在后来的中篇小说《海边的中国客人》中，我塑造了一个久居比什凯克近郊的中国人沉河，沉河离开中国自我流浪，他开设了一家私人侦探公司，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生活，娶了哈萨克姑娘，蓄起了胡子。他热爱马，他本人“像一匹不容易驯服的脱缰野马”，看起来成了一名保持着黑色生活底色的冷酷的人。一天，他在比什凯克遇到他在中国读书时认识的客座导师程华，程华要求他提供侦探服务，从此，沉河卷入程华的情感纠葛，这是长达三十年的情感遗留。程华曾在海参崴认识一位来海边探亲的朝鲜族女孩，两人未婚生子，后来，程华不辞而别，时隔三十年，他却找到沉河想要寻回前女友和女儿，结果程华陷入前女友设计的骗局，沉河哪怕再冷静，他也为这桩装载了沉重历史沉疴的服务付出了代价。
这就是我力图表现得真实的现实，属于真实的亚洲范畴的现实。从苏莱曼圣山下那陈旧的小区开始，到数千公里外中国那潮湿的南方省份，三年时间，我共完成了六篇有关中亚的小说作品，从中篇小说《伊斯法罕飞毯》《中亚的救赎》《我所知道的塔什干往事》《风雪到达荒野后》《海边的中国游客》，到短篇小说《返回阿拉曼一家后》。
相比于现实，我知道这大抵仍然是浮光掠影，无法穷尽人类艰难的旅途，但我想说，经历了孤灯，故事是这样的。
道德、精神、自我约束与孤灯
现在得阐述我的自我流浪了。
研究者们说，一代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想要重构田园牧歌式的斯拉夫传统，而一代代的汉族知识分子恐怕也是如此。自从“小国寡民”的社会思想提出后，民众在面对等级、秩序、物质上的压迫时，他们不相信外界，心灵也不融入世界，都躲进了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他们选择了精神上的自由，从老子、庄子、陶渊明到当代的某些文学家，恐怕都是如此。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和道德。现在我们知道，一方面，他们的精神——这种传统将永存——至少在市民、知识分子的内心，这加冕成为道德；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开放化进程的加快，保守者节节败退，他们都失败了，哪怕是伟大的索尔仁尼琴，即使是人类的思想者，一代民族主义大师的构思也是失效了。我们应该注意到所谓现代性的导师——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方面的构思都已经失效了（事实上，他们一方面拥抱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在构建反现代性），在这样的人类发展进程中，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的亚洲，具体到中亚，在中国旅行作家刘子超的《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一书中，描写了他所看到的中亚那些自闭的人：
老人叫谢尔盖，退休前曾是科研站的工作人员。他厌倦了阿拉木图的喧嚣，宁愿在这里独自生活。他开着一辆破拉达轿车，从阿拉木图买来成袋的土豆、洋葱，带到山上。直到这里被大雪覆盖，他才驾车返回城市。
“有时候，我渴望交流，但更多的时候，我愿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谢尔盖说……
这是现实，封闭的现实，无法到达心灵高度而追求自我精神完美的现实，当然，还有困苦的族群故事：
在这里，卖肉的摊贩有着清晰的族群区分：卖牛羊肉的是哈萨克人或者鞑靼人，卖马肉的是哈萨克人，只有俄罗斯人才会卖猪肉——他们的祖先是顿河流域的哥萨克、探险家、匪徒、逃跑的农奴，或是被发配至此的囚犯。一个小贩的脸上带着一丝德国人的傲慢神色，他的祖先大概来自伏尔加河中游——叶卡捷琳娜大帝开发那里时，将他们从德国黑森地区招募而来。我还看到了仍然在卖泡菜的朝鲜女人，尽管她们早就忘记了母语。
这真实的生活填满了更多可供描绘的故事，里面有无尽的褶皱和曲折的情节。同在这样的世界，在苏莱曼圣山下，眼前这盏孤灯仿佛提醒了我，我们中国最诚挚的心在哪里？中国最真诚的现实主义在哪里？我们的文学精神传统、灵魂的幽光在哪里？大抵是从杜甫的史诗开启，但是在过去一千三百多年后，经历了各种思潮洗礼，我们这代人也似乎可以拥有有所反思的飞跃——相比于我们的前辈，确实出现了哪怕是一丁点变化的异质。至于我，兴趣都不在于以往传统的写作了，而在于探求矛盾的中国社会下永久的现代性，当然，“现代性”这样的母题是多种多样，乃至难以琢磨的，但仍然有一个重要的特征。
亚洲的叙事中，群山阻隔，遥望无边，就像漆黑的天山永远是漫漫长夜，即使有孤灯照耀着。中篇小说《中亚的救赎》里，小说的末尾，“我”站在苏莱曼圣山的清真寺旁仍然在眺望底下这座“灰暗的城市”，而在后来的创作谈中，我阐述了我所理解的现代性：
在全球化进程中，个体产生惨痛悲剧，这似乎暗示全球化进程遭受挫折，在冰冷而灰暗的现实中，我们还能去远方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协作如何有效，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世界并不存在先知，只是先知的传说在世界广为流传，通过苏莱曼圣山，我渐渐坚定起来。
一代人的写作往往是从流浪或放逐开始，南非作家库切在《奇迹般的年代》中讲述了他所认知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翁一辈子经历坎坷曲折，在面临俄国“历史性危机”与“他个人生活恐怕也是如此”的双重困境中，他不断突围，精神焦虑伴随其一生，他永远不能得到停歇。
诚然，这样的突围是幸运的，在我看来，这样经典的案例在文学史中简直是自我约束与求索的完美结合。我们应该承认，当下，作家已经不太能够具备超凡的经历，可能已经成为平凡的普通人，就是这样的普通人，在强大的现实压迫下，像陀翁一样危机重重。但文学家仍然具有一种神圣的使命：他们使用文字去编织最贴近心灵幻想的未来，促使它成为符合心灵与理想的现实。而且，需要标识这样一条心灵清醒的人间道路的是，在我们的当下，当来到以现代主义为主调的当下，在解构的去除崇高的年代，这些普通人、所谓的作家很可能不能由此完成使命，因而更像巨人西西弗斯推着石头——他们一直在路上，他们需要如此，他们心灵真诚，又如此失败，因为不能现时态下完成任务，而很可能抱憾终生。
在苏莱曼圣山下，面对卡拉达里亚河，潺潺流水往西，闪耀着令人今生难以忘怀的粼光，在如梦如幻的水雾中，我仍然能想到这种自我约束和精神。这种传承本身就是一盏神灯，它是孤灯，照耀着一代代的苦行者，伟大的俄国文学传统是如此，左琴科是这样，索尔仁尼琴是这样，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也是这样的（如曹雪芹的《红楼梦》）。这就是文学家最大的道德，作为孤灯最大的精神和传承，当然，这均属于文学的映射。从此，文学才具备对社会最大的反哺作用，他们试着用一颗脆弱的心慢慢去解析人的心灵，推动人类的前行。无数的文字构成了最精彩与准确的描述，而作为所谓的文学人，为了实现文学的力量，远行的文学，因为精神的孤灯存在，所谓流浪与放逐都是习以为常。
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面对这一历史性的叙事，对于后起的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依然是奇迹般的年代。现在，我就站在中哈边境之处，再次来到属于中亚的界限范围，站在这天山以东的中国境内遥望四十公里外的哈萨克斯坦，我又冥思起来，试问，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样伟大而寂寞的事更惊心动魄呢？
叶临之，作家，现居杭州。主要著作有《猎人》《性灵山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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