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我方部队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追悼会，当天，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将士聚集一堂，一同朝着前方的照片低头默哀。
沉浸在那庄重的气氛里，一些感性的将士甚至流下了眼泪：“如果不是为了掩护我们，这位师政委也不会就这么牺牲了！”
任弼时听闻此话，脸上闪过一丝痛色，说道：“是呀，他还那么年轻……”说着，众人又看了眼前方的照片，上面印着一张稚气未脱却又充满朝气的脸。
旁边一位将领接过任弼时的话茬，严肃地对着下面的官兵说道：“就因为他是为了救我们而牺牲的，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带着他的遗志，继续战斗下去！你们听明白了吗？”
将士们都被他的这番话所感染，纷纷高呼：“战斗！战斗！”
然而，这些将士们此刻不知道的是，这场追悼会的主人公，并没有牺牲，3年后神奇归队。
那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之前发生过什么事？他们为何会认为追悼会的主人公牺牲了？那位疑似“牺牲”的主人公，此刻又身在何方呢？
图|段苏权
这件事情的起因，还得从很多年前说起。
1916年，这位疑是牺牲的师政委，也就是段苏权同志，在湖南茶陵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出生了。
在革命的号召下，他于1930年5月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并于不久后转入中国共产党。
在此之后，段苏权相继出任茶陵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兼县赤卫大队代理政治委员等职位。1932年，段苏权领导着一批出色的少先队员，报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凭借自身实力，被任命为湘赣苏区红八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
1933年，段苏权晋升为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加入到扩大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以及多次反“围剿”和进军南浔铁路的战斗中。
1934年8月，18岁的段苏权被调到红六军团担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并被指派随军参加西征。
这年的10月27日，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顺利在黔东南腰界会师，在两个军团举行完会师大会的第二天，他们便开始自南腰界出发，向西北进军。
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撤离南腰界时，将黔东独立师留下坚持战斗。原黔东独立师是贺炳炎同志一手发展起来的军队，经历岁月的层层打磨，如今已全部被扩充进红二军团的主力部队中。
留下的这支黔东独立师是临时成立的，师长由红六军团第五十三团团长王光泽担任，而段苏权则是该独立师政委。他们麾下战士不超过1000名，其中就有300多名是红二、红六两个军团留下来的伤员。因此，这支部队看上去不像是一支战斗部队，倒像是收容所。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部队，他们却被赋予两项重要任务：第一，牵制上万名敌人，掩护主力部队入湘；第二，留在黔东地区，继续与敌人作斗争。可是黔东独立师有很多位干部战士是外地人士，不通当地语言，这无疑让坚持战斗的困难度加大了。
红二、红六两个军团撤出黔东革命根据地后，地方军阀、地主乡绅、国民党反动派，便开始对这个根据地发起猛烈攻击。
释放出往日对我方的怨恨，他们一边叫嚣着“一人是红军，全家都消灭”，一边烧杀抢掠，为非作歹，四处搜捕与我方沾边的爱国人士。
10月29日，两个军团撤离南腰界的第二天，黔东独立师开始采取行动。他们迅速往西边进发，伪装成主力部队，与前来围攻黔东根据地的上万名敌人进行激战。
凭借着凶猛的作战方式，黔东独立师的行为很快就迷惑住了对方。
川、黔军阀误认为眼前部队就是红军主力，立刻开始部署战斗。或许是战士们的士气实在太过高涨，令人畏惧，起初，战士们接连击退了几次敌人的攻势。
当贵州军阀王家烈听说自方部队在南腰界苏区受到猛烈打击后，立即命令尾追红二和红六军团的军队，往回赶，聚集火力，对独立师发起进攻。四川军阀刘湘也同样得到消息，想要歼灭黔东独立师。就这样，一时间，围攻该部队的地方兵力一度多达十个团。
当时这支部队的枪也只有400支不到，而且每支枪所配备的子弹，也不过是三五发，很多战士手中拿着的武器，甚至还是冷兵器，大刀和长矛。
但战士们却没有因为敌我双方的差距，而产生畏惧感，黔东独立师的指挥官们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一番考量后，将部队打散，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将士们隐藏在当地的崇山峻岭上，感到饥饿就摘几棵树上的野果，渴了就喝点山泉水，借助大山的力量，到处游击进山的敌军。
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的战斗，前方部队传来主力已顺利挺进湘西的消息，王光泽和段苏权等人商谈之后，决定立即逃出敌人包围圈，朝着黔东梵净山行进，利用当地那险要的地形优势，隐蔽自己，与敌人开展新一轮游击战。
黔东独立师进驻梵净山后，此消息又很快被敌军所获悉，11月23日，黔军将领率领大部队对黔东独立师发起总攻，众人血战一天。我军歼灭上百名敌人，但自身也受到严重损害，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很难继续在梵净山待下去。
为保留我方势力，24日晚，我军指挥官们决定带领将士们翻过梵净山顶峰，往北突围，去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翌日，我方部队由贵州松桃县进入四川秀山地区，并开始向梅江古镇进发。在这次的战斗中，段苏权带领通讯班的几名战士走在队伍前列，当部队冲到梅江场中街时，忽然，隐藏在前方的敌人朝他开了一枪。子弹径直向他袭来，没一会，就打穿了他的脚踝骨。
段苏权当场失去支撑，栽倒在地上，无法动弹。此时街上的子弹还在不停乱飞，几位战士见此场景，赶忙把政委背下战场。
得知政委负伤，战士们都气红了眼，他们爆发出更强大的战斗力，冲入街区，迅速攻克梅江，开仓济民，次日才离开梅江场。
部队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可段苏权却受伤严重，他的右脚踝已经粉碎，短时间根本不可能再站起来，王光泽和警卫员同志只能将他扶上马往前走。
图|王光泽
由于当时情况太过危急，再加上物资上的匮乏，使其伤口根本没有处理好，一路上，脚踝传来的刺骨疼痛不断袭击着段苏权的大脑，但为了不让战士们心疼，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然而，他嘴巴不发声，不代表他身体的其他部分不会弄出动静，一路上，段苏权的血不断地往下流，因为伤口太深，这血轻易就染红了身下土地。将士们见此情形，劝他躺到担架上去，可他在担架上也还在流血。
各个反动势力如同闻到血腥味的豺狼一般，疯狂地进攻黔东独立师，没过多久我方便损失惨重，却也无法甩开敌军。
这天，天色暗沉，四周下起毛毛细雨，黔东独立师的同志们冒着雨点，向山上攀爬。
七零八落的队伍，扛着饥饿，拖着沉重的步伐，攀爬着陡峭的山坡，雨滴落在土地上，使战士们更难保持平衡，众人一边爬，一边摔跤，迟迟上不去。
王光泽叹了口气，段苏权心中也十分沉重，他身为部队政委，却无法指挥作战，为长官分忧，甚至连路都走不好，要拖累4名同志抬着他，小心翼翼行走在滑溜溜的山坡上。此刻，段苏权心中的伤痛已经超过了身体上的疼痛。
敌人还在不断向他们袭来，战士们已经累得晕头转向，而师长更是心急如焚。他必须尽快带领剩下的将士们突围出去，与主力部队会师。
流血不止的段苏权躺在担架上，他脸色苍白如纸，伤口太严重，几天之内根本无法愈合。
师长想将他暂时寄放在老百姓家中养伤，却又开不了口，在当前形势下，哪个老百姓敢收留一位红军伤员？就算有那样的人，在反动势力的严密搜查下，也很难藏住呀！寄放就相当于放弃，可不寄放他们的处境也一样危险。师长张了几次口，最终还是选择俯下身，想问问段苏权的意见。
段苏权虽然明白留下的艰难，但他也不想继续拖累队友了，于是，他依然说道：“就这样做吧，师长，你带着部队先走！”
一名军官和两名战士将段苏权送到秀山县雅江乡丰田村，当地一位热心肠的裁缝李木富看着他那血肉模糊的身体，一时动了恻隐之心，同意将他留下。考虑到藏在家中太危险，他决定将他领到当地山上一个月牙形的小洞里，暂居。
深度大约在10米左右的小山洞十分阴暗潮湿，为了让段苏权好受一些，李木富和妻子抱来一些稻草，一部分垫在下面当褥子，一部分当被子。
图|李木富在隐藏过段苏权的“红军洞”前留影
事实证明，山洞也不够保险，第二天，几名民团团丁成员，便闯入这个山洞。
这些邪恶分子取走了段苏权身上的三块大洋，剥去了他的军装，之后，他们中的头目拎起大刀，就要往段苏权身上砍。
站在一旁的李木富赶紧喊他的名字，求情道：“不要作孽了，他残疾了，怎么也动不了，图个财就算了，不要害人性命！看他这样子也活不久了，你同情同情他喽！”
李木富给这些人做过衣服，还算有些面子，反动头目用恶毒的眼神瞪了段苏权一眼，终究还是放过了他。
李木富扶他再次进入山洞，留下一些草药，就抹着眼泪离开了。在那之后，李木富夫妇每天都会送些红薯稀饭以及草药到山东来，维持段苏权的生活。
这种情况持续了大半个月，半个月后，李木富就送得没那么勤了，这也难怪，一个山区的贫苦人家，连自己人都吃不饱，哪来的那么多食物供给红军伤员？
李木富一连几天没送东西来，洞里的段苏权只能喝山泉水过活，后来，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再加上也想看看这老乡家是不是出事了，于是用两个手掌和膝盖支撑着身体，硬生生爬到李木富家门前。终于到达门口，段苏权的膝盖露出了森森白骨，本人也痛得昏了过去。
李木富夫妇将他扶进屋，用温水给他清洗伤口，并给他喂了些红薯稀饭。
段苏权终于缓了过来，而后，看着这一家老小苍白的面容，他明白，自己是时候离开了。想来想去，他决定回自己家去。
明白他的想法后，李木富给他请木匠连夜做了两根拐杖，木匠又给他搭了个竹筒，穿上绳子挂在拐杖上，充当讨饭碗。
自此，段苏权挥别李木富夫妇，走上了凶险难料的乞讨之路。
段苏权手持两根拐杖一蹦一蹦往前挪，李木富夫妇在后面，看着这位光着身子，只着一件短裤的“乞丐”，泪水不断往外涌，没办法，李家太穷，连破烂衣服，都没法送一身。
图|段苏权
此时段苏权还不知道的是，在1934年11月，黔东独立师已经全军覆没，师长王光泽也在12月被敌人残忍杀害了。
也正因为段苏权还不知道，所以他的全部注意力，还集中在如何回到家乡，回到部队上。
段苏权离开当地，靠着乞讨走到湖南花垣县茶洞镇一个土地庙，在这里，他讨到了2000多枚铜板，拿着这些铜板，段苏权感觉心中踏实许多，有了它们，他就能顺利回到故乡。
然而，正当他沉浸在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中时，一个高大的乞丐撞开了土地庙的门。他一把抢过段苏权的钱，任凭段苏权怎么叫喊，也无济于事。
在那之后，段苏权明白钱财动人心，再次乞讨，便只讨一些残羹剩饭，维持体力。
可是就算这样，邪恶分子也没有放过他，一天，一位好心人将他拉到墙角，低声说道：“跛子，你赶紧走，团总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他们说要将你扔到河里喂鱼！”
听到这消息，段苏权使劲往外蹦，立刻离开茶洞镇，他还没有回到部队，可不能死！
继续乞讨了几百里路，段苏权到达湘西永顺县的王村镇，该镇有一条河，直通岳阳，段苏权经过此处，又突然有了从这里去岳阳，之后从岳阳出发回茶陵的想法。
这样想着，他蹦跳着靠近河边，偶然发现一艘卸完米的船只，正准备去岳阳。段苏权向船主苦苦哀求，想要搭个顺风船。船主问他是哪的人，他说是茶陵的。无奈乡音不同，不是茶陵人的船主听不懂，一直摇头。
上过小学的段苏权怕错过这个机会，又要耽搁行程，情急之下，用船上的一支记账用笔，写下了“湖南茶陵人”五个大字。这几个字写得刚劲有力，看起来十分大气。
船主看着这些字，立刻意识到眼前乞丐的身份不一般，他也动了些怜悯之心，就同意让段苏权搭他的船。
段苏权在船上落脚，一路乘船来到岳阳，而后，在岳阳通过别人的帮助，上了一列装煤的火车。
车辆到达醴陵站后，他下了车，又开始沿路乞讨。等到1935年7月17日，成功抵达攸县皇图岭车站。
此刻的段苏权已经全然没有了之前朝气蓬勃的样子，长时间的苦难让他眼神暗淡了下来，由于没工夫清理自己，他胡子拉碴，披肩长发也生满了虱子。
图|段苏权
然而，就算是已经落入这般境地，当他想到越来越近的家乡，想到自己还能回到部队后，他还是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
或许是他这份喜悦太过特殊，一位老百姓在一旁尝试着跟他搭话。
很巧的是，这位老百姓也是茶陵人，从段苏权的口音中，他也意识到他们是老乡。
身在异乡，同乡人的身份总令人动容，那位老乡告诉段苏权，他叫做刘维初，目前是当地一家小豆腐店的老板。今天之所以来这里，是要来办事的。看他们都在围观一位可怜兮兮的乞丐，他就也来凑个热闹，没想到乞丐竟和他是同乡人。
后来，段苏权见他诚恳，也就如实告诉了他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近期的遭遇。刘维初听到后，不由唏嘘几声，他也动了善心，极力邀请段苏权到自己家住几天。
段苏权在刘维初的搀扶下，来到刘家豆腐店，刘家人很好客，休息一会，就要给段苏权清理一下身体。
这也是段苏权乞讨一年多以来，第一次剃掉那头杂乱的头发，穿上干净的衣服，恢复普通人模样，开始正常地用药治疗身体。
在刘维初的款待下，段苏权在这家小店住了42天，身体基本复原，可以站着走路了。
考虑到是时候离开这里，段苏权便给家乡的父亲写了封信，父亲借来十几个大洋，来到此处感谢刘维初的恩德，并将儿子接回家。
回到家乡后，段苏权依然没有放弃心中那炽热的梦想，他告诉父亲，他要回到红军部队！老父亲满脸悲伤，最终还是选择尊重他的想法。
1937年9月的一天，家乡回来一名叫做谭毛狗的人，他也当过红军，可惜在一次和张学良部打仗时，被敌人俘获，成为了东北军的勤务兵。如今他回到家中，是来探亲的。
当时国共两党出于合作起见，大部队此刻正在西北抗日，从谭毛狗口中，段苏权打听出许多红军的信息，心中十分欣喜。
明白部队轻易进不去，他向谭毛狗要来军装和休假证做护身符，一路直奔八路军驻太原的办事处。
当时任弼时同志正在此处办公，偶然听到外面有喧哗声，把人叫进来一看，原来是自己之前举办过追悼会的老部下段苏权。
图|任弼时
起初，任弼时呆在原地，怎么也想不明白，“牺牲”的同志怎么就诈尸回来了呢？之后才反应过来，老部下没有死！
这样想着，任弼时站起身，激动地拍打着三年来杳无音讯的老部下的肩，兴奋地说道：“我们之前还给你开了场追悼会呢！原来你没死！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段苏权将自己这三年来的经历，统统告诉了这位老上司，任弼时听完，感慨道：“李木富和刘维初都是很不错的同志，要是革命成功了，你不要忘记感谢他们！”
正如任弼时所想，段苏权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而他也一直没有忘记这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们。
1950年，时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的段苏权，特意派人到茶陵探望刘维初，在知道刘维初的儿子想为祖国作贡献后，还将他送入了大连工程学院深造。
之后，除了时常给刘维初寄钱外，段苏权还会将他接到自己家来，并表示要留他下来久居。还是刘维初说自己更习惯乡间的生活，这才作罢。
刘维初于1983年逝世，离世前，这位老人还常常同身边人说道：“我救过的这个共产党的大‘官’，最重情义了！”
段苏权看到脚上的伤疤，也会时常想到四川大山里的李木富，他也多次想去当地打探这位恩人的行踪，可一直不能如愿，直到改革开放后，他才得到线索。
图|段苏权（前排左二）新中国成立后，来到受伤地寻找恩人
李木富老人也得知了这位领导想要找自己的事情，他激动万分，立刻叫来儿子要他告诉秀山县委领导，当年掩护红军的经过。秀山县干部随即来到老人家，这才弄清楚当年的事情，并将老人们的照片寄给段苏权。
段苏权看着这些照片，眼泪止不住地流，情不自禁地写信告诉当地县委：“看到几位老人的照片，我是多么高兴呀！他们无愧于红军的亲人，理应受到新社会的尊重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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