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植物遗传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毕生致力于苏联农业发展，力求消除苏联人民的饥饿。
从1916年到1940年，瓦维洛夫进行了180多次科学考察，非洲、中东、地中海沿岸、印度、中国……都有他的足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批种子库。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潜心科研、效忠国家的集大成者，却生不逢时，最终被自己的得意门生残害。
由于苏俄内乱，多个城市沦为废墟，列宁格勒身陷囹圄，日益减少的人口中弥漫着绝望的气氛，顶尖学者也没有逃脱贫困和饥饿的魔爪。在彼得格勒，科学院的44名成员中有7人死于饥饿。该国唯一在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宝”伊万·巴甫洛夫，也不得不为寻找柴火和食物发愁。
瓦维洛夫和他的物种寻觅之路
在绝望和贫困之中，躺着空荡荡的机构和庄严的宫殿。趁此机会，瓦维洛夫把研究所从原来摇摇欲坠的建筑搬到了圣艾萨克广场上一个宏伟的19世纪宫殿中。
他还在附近的沙皇的庭院里找到了一块土地，作为实验农场。
将下属安顿好后，瓦维洛夫的下一个任务是为彼得格勒居民收集足够的种子。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他在欧洲大陆走来走去，发表演讲，与遗传学家建立联系，并收集了大量的种子，重达两吨，被运回苏联。
最重要的是，他从一个印第安人手中获得了当地玉米种子，这是唯一一个在威斯康星州北部短季节成功种植的玉米品种，瓦维洛夫认为它能够在苏联寒冷的北部地区生存。
为了寻找更优良的种子，1924年夏天，瓦维洛夫再次率领一支探险队进入阿富汗，在该国人迹罕至的地区搜寻优势植物品种。
去往阿富汗的道路比帕米尔高原平坦得多，但战乱仍然让行程充斥着危险。一行人刚刚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就收到了撤离的消息，原因是部落成员叛乱，有可能推翻阿富汗政权。
瓦维洛夫决心继续搜寻之旅，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偶然在一个山村发现一种茎秆异常坚韧的高产小麦品种。
在没有当地向导带领的情况下，一群人继续独自前往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在那里他们又发现了早熟的甘蔗和一种植物学家未曾知晓的黑扁豆。
在五个月的时间里，这位富有冒险精神的植物学家行进了5000公里的路程。带着植物样品，瓦维洛夫和他的同事们登上了回莫斯科的慢车，中途在苏联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市停留，瓦维洛夫被邀请在中亚大学做演讲。
讲堂里挤满了学生，他们渴望听到这位天才遗传学家的演讲。但同学们惊讶地发现，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位雄辩的植物爱好者，而是一个苍白无力的身影，满头大汗，紧紧抓住讲台。观众后来才知道，他患了疟疾，体温超过40摄氏度，但仍坚持要做讲座。
风雨飘摇几个月后，瓦维洛夫再次回到了一个正经历严重政治动荡的国家。列宁逝世，斯大林执掌政权，科学家们享受的自由不断减少，他出国进行科学考察的申请第一次被拒绝。
瓦维洛夫展开了一场“魅力攻势”，与有影响力的行政官员交往，到1926年夏天，他被允许进行一次探险，穿越非洲北部和东部以及中东。
在长达一年的旅行中，他在死海中游泳，与埃塞俄比亚土皇帝一起喝茶，穿越鳄鱼出没的尼罗河，遭遇武装匪徒，当然，还收集了大量种子。
仅从东非，他就给列宁格勒的研究所寄去了120个装满种子和植物标本的包裹，其中包括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山谷的抗旱品种和一种以前不为人知的高产硬麦。至此，研究所的种子库已经藏纳接近25万粒种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库。
回到列宁格勒，斯大林正在国内进行文化肃清活动，众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他认为科学应该为国家服务的信念正在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科学不是因为其准确性，而是因为其对共产主义教条的强化而受到赞扬。
在斯大林眼里，“真正的”科学是用来造福人民的；纯粹的科学是一种反共产主义的放纵。
1927年8月7日，苏联共产党官方报纸《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由特罗菲姆·李森科的年轻植物农学家撰写的报告，据报道，他发明了一种植物“休克疗法”，在这种疗法中，他可以训练种子在季节早期生长，并在苏联大部分地区的干旱、荒凉的农田中生存下来。
《真理报》宣称，这是一位务实的研究人员，他在田间辛勤劳作，寻求解决粮食短缺的办法，而所谓的专家们则舒舒服服地坐着，在象牙塔里进行理论研究。
这位李森科不是别人，正是瓦维洛夫一手提拔，从园艺师一步步成为苏联农业的掌控人。
田间的李森科
李森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十几岁时才学会阅读，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李森科认为，遗传学构成了富裕阶层优越的基础，他们会断言自己拥有更好的基因来强化社会等级。
李森科不接受孟德尔定律，而是支持拉马克学说中的“后天特征遗传”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有能力在一生中改变自己的特征，并将这些特征赋予后代。
（拉马克学说认为，进化的驱动力是后天培养，而不是先天获得。）
在李森科的“休克疗法”中，实验人员冷冻种子，以“欺骗”他们认为冬季已经过去，并促进更早的发芽，他将这一过程称为春化。
尽管这种技术已经为农民所熟知，并已使用多年，李森科还是因为这一发现邀功受赏。然后，他将这一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声称这些特征可以遗传，因此一剂“休克疗法”就足以产生数十年的大丰收。
尽管李森科的大部分数据是彻头彻尾的造假，或者充其量是伪科学，但它们的优势是在意识形态上令人愉悦，最重要的是，他们承诺农业产量会奇迹般地快速提高。
起初，瓦维洛夫以开放的心态和乐观的绝望为李森科的实验辩护。尽管瓦维洛夫认为使用单个植物的单一实验很难构成科学理论的严谨性，但他还是非常希望“春化作用”能够发挥作用。
如果种子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都可以生长，它的种子库将变得更有价值。也有可能瓦维洛夫从李森科不可动摇的热情、长时间的工作和对农作物的痴迷兴趣中看到了一些自己的影子。然而好心却换来了驴肝肺。
苏联科学院大楼
1929年，42岁的瓦维洛夫被选为苏联科学院的正式成员，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成员。毫无疑问，在他事业的巅峰时期，他面临着斯大林支持的未受教育的“科学家”阶层越来越多的批评。
他们抱怨瓦维洛夫花了太多时间在国外，给植物分类，撰写关于遗传多样性的论文，而不是关注国内的农业危机。此外，他被迫卷入到苏联科学界关于拉马克学说和孟德尔遗传定律的的紧张争端中。
随着辩论的深入，李森科成为拉马克学说的代言人，而瓦维洛夫始终坚持站在孟德尔定律的阵营。
一边争论热火朝天，另一边苏联国内每况愈下。漫长的寒冬，加上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的失败，导致1927年至1929年间损失了1200万公顷冬小麦。本已微薄的口粮进一步减少，斯大林命令他的下属寻找替罪羊。
不久，苏联秘密警察（也就是所谓的克格勃）宣布粉碎了一个反革命组织，该组织一直致力于破坏苏联农业，阻挠斯大林五年计划的实施。无数科学家和官员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围捕，进行公开审判并被处决。
同时苏联秘密警察认为该组织由植物研究所内部运作，并由瓦维洛夫领导策划。苏联秘密警察在1930年春天公开了关于尼古拉·瓦维洛夫的报告，包含136份关于他破坏农业的证据，这些证据大多来自对被拘留者的拷问，或者来自在研究所内工作的线人收集的信息。
但彼时的苏联农业，需要瓦维洛夫这一英雄人物去拯救，得以免遭迫害。然后，在1931年8月初，克里姆林宫发布了一个关于开发新作物品种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将作物育种计划由之前设定的12年缩短至4年。
深知任务艰巨的瓦维洛夫连忙写信给农业委员会寻求放宽期限，他允诺可以把研究所的植物育种计划缩短到十年。然而，更具权宜之计的李森科以他一贯的曲意逢迎的作风接受了克里姆林宫的计划要求。
很快，到1934年，李森科宣布他的春化方法使苏联乌克兰的小麦产量增加了40%。虽然大丰收的实质性证据无处可寻，但对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苏联来说，所谓证据已经不重要了。
苏联中央对此很是满意，李森科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座上宾，他独断专横的本性也随之暴露无遗，在演讲和报纸专栏中发表了一系列长篇大论，反对意图破坏集体农场的“阶级敌人”。
他还把矛头指向了植物学家，特别是昔日提拔者瓦维洛夫，因为他们为了破坏苏联农业而故意追求无用的科学。
面对无端指责，瓦维洛夫保持沉默。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与李森科发生冲突的人往往会遭受严重的迫害。第一个公开批评李森科的科学家尼古拉·马克西莫夫已经被捕。
此外，李森科的前上司安德烈·萨佩金在发现李森科伪造小麦产量数据后，立即被解雇、逮捕，并被监禁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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