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有所需，必有所为 | 上海律师在新加坡|上海市|上海律师|仲裁员|律师事务所|律所|新加坡|李光耀|民商事案件

上海—新加坡律师交流项目

上海首期赴新培训团

学习心得

编者按：

2023年4月，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律师协会与新加坡律政部和新加坡律师公会联合签署了交流合作备忘录。2024年1月18日，上海—新加坡律师交流项目上海首期赴新培训团圆满完成了为期三个月的交流学习，这期间，10名上海律师学员深入新加坡律师事务所，实地体验并学习了当地法治环境和司法实践。

学员赴新都有哪些学习心得体会？一起来看↓

上海律师的新加坡法律观察

时有所需，必有所为

李圆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2023年是我在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执业的第十个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我选择了放慢脚步，给自己充个电。继上半年入京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司法部涉外律师高级研修班”之后，下半年我马不停蹄地参与了“首期上海-新加坡律师交流项目”的选拔，并有幸最终成为成行的十人团成员之一。

在此次赴新之前，我对新加坡的了解还停留在“花园城市”“航运枢纽”和“国际仲裁中心”等几个模糊的印象。非常感谢新加坡律政部在我们抵新的第一周所安排的Orientation活动，让我们在开启到指定律所定点工作交流之前集中拜访和了解了新加坡的主要司法机关，商务和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以及各大争议解决机构，对整个新加坡的法治架构有了直观的了解。

越是了解，我就越是好奇，是怎样的历史和怎样的国民造就了这样一个被誉为“不可思议的崛起”的“小城大国”。带着这样的好奇，我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在新加坡王律师事务所（Wong Partnership LLP，以下简称“Wong Partnership”）的工作交流。

新加坡Marina Bay商务区skyline

新加坡律所初见：传统与现代

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是却有着数家历史上百年甚至两百多年的律师事务所。在业界人士口中的新加坡“四大律师事务所”中，创立于1992年的Wong Partnership LLP无疑是其中最为年轻的后起之秀。

我被同时安排在Wong Partnership的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破产重整、以及中国业务部中与新加坡律师们共事。然而，新进律所的前几日，和我对接最多的部门还是技术部门。可以说整个第一周，我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使用律所的系统，完成律所设置的关于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的网课，并通过律所设置的相关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的测试。与每一个新进员工一样，只有通过了相关的测试并和技术部门主管谈话后才能正式“入职”。

时值Wong Partnership正在完善其律所的ISO认证，不得不承认，即便是对于我这样执业领域涉及 “商业秘密”和“数据合规”的专业人士来说，以Wong Partnership为代表的新加坡律所对于法律科技和数据安全的运用和投入，也令我相当震撼。

在使用现代化的办公科技的同时，在工作风格上新加坡律所同时又传承和发扬了英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在进入新加坡律所工作之前，我对新加坡法律制度进行了粗浅的学习：新加坡属于普通法国家，法律体系保留了英国普通法的传统，但自从1965年8月9日建国后，新加坡开始重构其国内法律体系，目前已经日趋完善，具有许多现代国内法的特征。在沿袭了英国法律传统的同时，新加坡的律师制度与英国等普通法系的国家有所不同，比如不设出庭律师(“Barrister”)和事务律师(“Solicitor”)的区分。但是，由新加坡最高法院大法官、新加坡总检察长（Attorney General）和上诉法庭法官组成的委员会有权为具有顶尖出庭辩护能力和良好职业操守及专业能力的律师授予Senior Counsel(“SC”“高级律师”或“资深大律师”)的头衔[1]。

初涉Wong Partnership争议解决组的相关工作，有幸参与到了两起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的仲裁案件以及一起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SICC”）的诉讼案件，并有幸参与到Wong Partnership的陈志明资深大律师（TAN Chee Meng SC）代理的案件中。在案件讨论和准备案件材料过程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新加坡律师无论是在国际仲裁还是国内诉讼中，对于案例检索和分析都高度重视。在办案习惯和方式上，即便庭审已经电子化，但对于卷宗的制作，尤其是纸质Bundle依旧遵循严格的格式和装帧要求。

Wong Partnership律所合影

还值得一提的是，律师在新加坡法院出庭，虽不需佩戴假发，但需要严格遵守深色西服与白色长袖衬衫的着装要求，部分法官对于律师着装还可能严格到黑色西服，以及衬衫必须为高领，且必须扣好所有纽扣。即便是在线庭审（并且绝大部分的新加坡律所仍然采取每周2天允许居家工作的状态），但是律师还是会选择在律所专门的War Room通过的视频设备进行开庭。在大屏幕的视频设备前开庭（并非直接使用办公电脑屏幕），律师和助理的着装、状态以及工作方式与在法庭现场开庭无异。

或许此举也有形式主义之嫌，但诸如律师着装、庭审纪律宣读、法官入场起立等礼节或是形式均是对法律行业的敬畏之举。律师之所以在新加坡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除了民众自发对律师行业的尊敬之外，律师们对待自身工作保持神圣和敬畏之心也是互为因果的。

律师

新加坡律所初见：多元化与国际化

初见：多元化与国际化

记得在本次行前动员会上，市司法局和市律协领导殷切期望、殷殷嘱托我们，望此行能树立和维护好上海律师形象，牢记海派律师的精神。

抵新的第一周，在和时任新加坡律师公会（Law Society of Singapore）会长的Jason Chan SC共进午餐的过程中，我也好奇的向他询问：“如果需要用一句话来总结新加坡律师的精神，那会是什么？”，但Jason Chan SC表示我的问题较难回答，因为新加坡律师各有千秋，都很不相同。当时只当是谈笑，但3个月下来，我真实的体会到了这句回答其实意味深长。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居民的种族结构主要包括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亚人和土生华人。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文化、民族与宗教的国家，律师群体所展现的多元化也是必然的。由此，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当事人都更有可能在新加坡找到和其文化、民族和宗教背景相通的律师。

除了律师群体本身的多元化之外，新加坡律师制度的开放性也使得新加坡律师群体在多元化的基础上更具全球视野。新加坡律师除了新加坡执业律师（拥有新加坡职业资格，可提供新加坡法律服务）之外，还包含“注册外国律师”和“外国律师”。“注册外国律师”，是通过外国律师考试（Foreign Practitioner Examination）,有新加坡职业资格的外国律师，这类律师除了可以提供原法域的法律服务外，还可以从事新加坡部分法律领域的工作；“外国律师”是指拥有另一个法域执业资格，可在新加坡工作，但不能提供新加坡法律服务，但可以与新加坡律师合作，为各国客户提供外国法域相关法律服务，尤其是跨境法律服务。此外，新加坡对于外国律所也持较为开放的态度，吸引众多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新开展业务。

法律服务市场的开放虽然一方面会加剧律师行业的竞争，但长远来看，鉴于欧美法律服务具有更悠久的历史积淀，吸引高水准和国际化的外国律师进入国内法律服务市场，还是有利于国内法律服务的多样化的健全、律师业务水平的提高，以及客户群体对法律服务的价值认同感的培养。

焦虑和危机

在抵新的第一个周末，我前往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翻阅了《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 Singapore Unlikely Power》一书，作者John Curits Perry系美国历史学家。他用“雄心”和“焦虑”两个词语概括新加坡的努力，并评价新加坡领导人一直利用“焦虑”引导国民接受政府寻求的变革及采用的策略[2] 。

作为过客，我无法深入体会新加坡式的“焦虑”，与之相反，初入新加坡律所工作后，能明显感受到自己能很快融入到同事圈中，新加坡同行的中文水平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常常能让我忘记我身处异国他乡，收获一种宾至如归的“舒适感”。然而，正是这种“舒适感”让我产生了深深的焦虑：作为中国律师，我发现在一群新加坡律师之间较难找到自己的优势所在。

在业务能力上，现任新加坡律师公会会长岑慧敏（Lisa Sam Hui Minn）总结的一句话非常适合用来描述新加坡律师：“Asian Values, Global Outlook”。新加坡律所往往都具备提供覆盖整个东南亚法律服务的能力，与此同时，凭借普通法系背景以及英语母语水平，新加坡律师在国际法律服务市场上也能和欧美律师争锋。我有幸在参与到的一起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SICC”）的诉讼案件中，跟随新加坡同事一起出庭，新加坡律师盘问法国专家证人的技巧和临场辩论表现都让我印象深刻。

对于中国业务，头部的新加坡律所几乎都有“中国业务组”，而Wong Partnership的中国业务组规模可能是新加坡律所中领先的，业务范围包含争议解决、投融资、破产重整等等。与此同时，Wong Partnership也是最早在中国设立代表处的新加坡律所之一，对于中国业务拥有超过20年的丰富经验积累。在参与到的适用中国法的国际仲裁案件中，可以发现中国业务组的新加坡同事在包括对于微信证据的整理和提取，以及中国类案判决的检索和分析等方面均有较为丰富的经验。

在与客户沟通方面，有众多的新加坡律师不但英文好，中文水平也高，其中还不乏还能讲地道的粤语、潮汕话、闽南话、客家话、上海话等方言的律师。除去语言层面，在文化上新加坡与中华文化的渊源以及紧密联系，也使得新加坡律师深谙中国客户的“待客”之道。在律所和同事安排的诸如“Wednesday Wine”“Thursday Tea”、辩论赛、聚餐、出海、徒步、新年捞鱼生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可以发现，无论是饮茶还是品酒，聊电视剧或热门综艺，唱中文老歌或讨论流行音乐，甚至是打牌，演奏中国传统乐器，新加坡律师都毫不逊色。

Wong Partnership为上海律师交流团举办的春节捞鱼生活动

能把中国业务做成功的新加坡律师们往往都具备向中国人营造这种“舒适感”的能力。相信除了我们中国律师和当事人能在新加坡收获这种“舒适感”，印度、马来及欧美等地的律师和当事人应该也能在新加坡收获这种感觉。

这种起源于舒适感的“焦虑”并没有随着项目的结束而终结，回国后我仍常常在思考，相比新加坡律师，我们中国律师的优势在何处。虽然至今我也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但比较明显的是，我们中国律师其实拥有更为广阔的“法律服务市场腹地”。正如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总理所言 “新加坡因为没有腹地，所以把全世界当成了腹地”[3]，从新加坡律师的视角出发，无论专长于哪一业务领域，“涉外业务”都应占有很大比例。新加坡律师对待涉外业务的开拓精神、态度和方法，很值得我们中国涉外律师学习。

机遇与合作

在时刻保持焦虑的“舒适工作圈”中，我和新加坡同事一直在探讨和尝试相向而行，寻求合作的机遇，并主动创造合作的机会。

2023年11月，我有幸在项目交流过程中扮演了“桥梁”的角色，协助Wong Partnership合伙人曾福庆（CHEN Hock Keng）律师作为新加坡律师和仲裁员代表，回国出席了由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SHIAC”）会召开的“《中国企业RCEP国家经贸风险防范和争端解决指引》发布会”并作了新加坡争议解决相关的主题发言，增进了与会者对新加坡的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了解。

律所工位

同月，在与新加坡知识产权局（“IPOS”）的深度交流中，我也学习到新加坡对于知识产权侵权可仲裁性所作的相关努力，极大的丰富了我此前对于香港关于知识产权侵权可仲裁性的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我借用了在Rajah & Tann Singapore LLP新加坡立杰律师事务所召开的项目中期汇报的机会，向新加坡律政司以及来自新加坡各大律所的代表们介绍了中国知识产权侵权可仲裁的相关立法和司法情况。

在直接的业务合作方面，除了Wong Partnership安排我参与到一些已经启动的案件中之外，我们互相之间也尝试了一起开展合作以及相互引荐。幸运的是，在项目交流临近尾声时，已有项目合作达成。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都将持续与新加坡律所保持密切联系。

对主业为争议解决和知识产权的我来说，除了合作代理国际仲裁和申请商标、专利之外，较为频繁的合作主要集中在法律查明、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以及服务中国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方面。

还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收获项目和业务合作之外，作为国际仲裁中心的新加坡，也为我们青年律师拓展国际仲裁领域的资源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良好的平台。在交流的三个月期间，我以青年律师身份参与到了新加坡仲裁中心的Young SIAC(“YSIAC”)的专题研讨会，旁听了SIArb主办的“AI仲裁员是/否有利于在国际仲裁中消灭歧视”的辩论赛，并以女性仲裁从业者的身份参与到了“ArbitralWomen”的相关活动。

项目结业典礼

为期不算长的三个月新加坡之行，让我们从衣、食、住、行等全方位感受到了疫情后新加坡繁荣的快速恢复，我想也许这更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个位于马六甲海运咽喉上国际城市的“开放、融合、务实”精神，这一切可以给我们上海提供更好的发展经验。位于大江大海交界处的上海拥有更加广袤的内陆腹地、品类齐全的工业基础、高层次的人才队伍、前景广阔的市场、世界第一的优良港口和时间更加长的城市发展治理经验。相较而论，上海对优秀律师队伍的要求会更高，我想这也是新加坡同行向往我们的原因。作为青年涉外律师，我们应当与国际同行相向而行，开放务实，不畏竞争，在竞争中互相成就。

回顾新加坡之行的所见所闻，感慨万千，几经思索后才总结如上。完稿之日，恰逢国务院原则同意《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一个重新审视对外开放和包容的上海之时机就在我们面前。“时有所需，必有所为”，努力提高涉外法律服务的水平是我等青年律师的机会，也是责任！

【注释】

[1] Application for Appointment as Senior Counsel 2024, at https://www.sal.org.sg/sites/default/files/SAL-Documents/2023-10/Senior%20Counsel%202024%20Application%20Form.pdf, Feb.3, 2024

[2] John Curits Perry著《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林添贵译，见引言部分。

[3] 李光耀著：《李光耀观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