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谍战奇侠（主题）
——日籍情报员中西功的潜伏战（副题）
北京日报记者 杨丽娟
最近，《追风者》《群星闪耀时》《哈尔滨一九四四》轮番上映，谍战剧再次引爆收视。隐蔽战线的刀光剑影，一向比小说戏剧更传奇。而在日本侵华的硝烟弥漫中，一个满铁日本高官频频给延安发去重要情报，似乎更离奇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个日本人就是潜伏在满铁的红色间谍中西功。
1930年，他在日本人一手创办的间谍学校与中共搭上了线。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夕，他提前预警，“日军将在最近三个星期内的一个星期天爆发大东亚战争”。
1942年，被捕后的他面对审讯一再强调：“再过三年，日本将败。然后我就会大模大样地走出去。”三年后果然如愿。被关押在巢鸭监狱的三年，他凭记忆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史》。
中西功的潜伏与被捕，留下了一串传奇，也留下了更多待解的谜团。正如情报史专家郝在今所说，这是“一个超常成功的潜伏战例”，又是“一个超常损失的谍战案例”。
中西功
尾崎秀实
中西功在上海期间的住所留青小筑，位于今天的山阴路124弄28号。 老房子爱好者摄
在东亚同文书院，日本青年中西功与中共搭上了线。
中西功与夫人中西方子，拍摄于1972年6月。
电视剧《智者无敌》中陈宝国饰演的主角中村功，其原型就是中西功。
从左至右分别为尾崎庄太郎、西里龙夫、中西功，他们都是上海情报科的日籍情报员。
中西功审讯记录中，可以看到程和生及上级吴成方（吴戟光）的名字。
郑文道
中西功在狱中完成的《中国共产党史》日文版封面
日本间谍学校
1942年6月16日凌晨，上海山阴路留青小筑，一名日本男子正在睡梦中。前一天，他刚从杭州归来，一路风尘。他已经许久没在家里好好睡个安稳觉，这一觉睡得有点沉。睡梦中，有人突然闯入家中，逮捕了他。
他叫中西功，作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上海事务所的实际掌权者，在彼时的日本军政界赫赫有名。奇怪的是，逮捕这位满铁高官的不是别人，竟是从日本远道而来的东京警视厅特高警察。警视厅已经悄悄关注了中西功好几年，这次为了抓捕他，甚至带来了东条英机亲自签署的逮捕令。
没错，日本满铁高级情报员中西功，还有另一个隐秘身份——中共上海情报科的红色间谍。一个日本人，凭什么愿意为中国共产党潜伏“敌营”、提供日方情报？追根溯源，还要回到1929年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这一年，日本三重县一个村长的儿子高中毕业，以官派留学生的身份，来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书院学费、食宿费全免，对农村青年再合适不过。抱着留学念头的中西功并不知道，这所学校其实是日本间谍人才的培养基地。
1901年，以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为首的东亚同文会，创办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兴办之初，书院号称要培养“中国通”，加强“日清提携”。然而，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膨胀，书院培养的“中国通”或进入日军特务机关，或奔赴侵华前线充当翻译，纷纷成为侵略中国的走卒。
书院有一项传统，学生们在最后一学年，必须花费两三个月甚至半年时间，到中国各地或东南亚进行旅行调查。截至1945年，4000多名日本学生的脚步纵横中国5000里，调查内容涵盖政治体制、经济实力、民族关系、文化教育、社会风俗、交通地理，甚至边疆关防。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早年在东京留学时，搜集到这些史料，不由感慨：“在此之前，尚无哪一届中国政府，能够做到此点。”
他在研究中发现，调查报告完成后要一式五份，除书院和东亚同文会备份，还要向日军参谋本部、日本外务省和农商务省各呈一份。这样的旅行调查，无异于对中国的公开军事刺探，难怪有人将东亚同文书院视为与满铁齐名的日本间谍机构。
只是，日本军政当局恐怕想不到，在他们一手创办的间谍培养基地，中西功却和中国共产党搭上了线。
《中日秘密战》的作者郝在今先后采访过100多位中共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告诉记者，早在1925年，东亚同文书院内就成立了上海徐家汇区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把中西功等日本同学引入中共秘密战线的，是谜一样的中共党员王学文。
人们熟知的王学文，是研究《资本论》多年的经济学家。他著述等身，对自己做过的秘密工作却始终缄默不言。近年来，随着一批国内外隐蔽战线传奇人物的传记、回忆录相继问世，人们才惊讶地发现，王学文的大名频频出现。
“按住蒋介石脉搏”的红色情报员沈安娜走上潜伏之路，源于王学文“很有远见的一锤定音”。1934年夏，19岁的沈安娜正犹豫不决，不知该进速记学校学速记，还是去拍电影当明星。“舅舅”王学文说，不要去当什么电影明星，还是掌握速记技术好。毕业后如果有机会进入国民党机关谋一个职位，说不定还可以为党搜集情报。
说来也巧，沈安娜从速记学校毕业前，恰好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来招速记员。学校选派了她和两名男生去考试，沈安娜不愿到国民党衙门侍候官老爷。这时又是王学文“一锤定音”，让她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沈安娜的14年潜伏生涯由此开始。
被誉为“20世纪第一间谍”的理查德·佐尔格在中国上海期间，情报班底中有著名的“三对中国夫妇和一位日本记者”，其中一对就是王学文夫妇。据苏智良研究，“佐尔格经常向王学文请教各种学术问题。”
1939年，延安创办日本工农学校，把不少日军战俘教育感化成了“日本八路”。王学文曾在工农学校负责讲授政治经济学，日本战俘香川孝志对他深入浅出的教学印象深刻。1980年，香川孝志写信给王学文：“先生把那么难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初步理论讲解得那样通俗易懂，使日本士兵能够理解的功绩，除了说伟大之外，说不出别的话来。”
难怪香川孝志佩服，王学文15岁留学日本，师从日本社会主义学者河上肇，在日本足足生活学习了17年。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逆风暴而行，申请入党，带着导师借给的区区20日元，踏上回国之路。
进入同文书院第二年，中西功遇到了王学文。王学文在这个间谍培养基地，完成了最不可能的任务——引导、教育了一批日本进步青年，把他们从中国革命的同情者，发展成了中共的日籍情报员。
当时，中西功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会，王学文被邀请当研究会辅导员。中西功的回忆录对王学文最初的“启蒙和引导”着墨不多，还好有另一位日本同学西里龙夫的回忆：在王学文的指导下，1930年9月我们发起组织了“日支斗争同盟”。当然，这是个地下组织……王学文还对地下斗争的方式，包括技术上的一些细节问题给予我们具体指导。我们的口号是“反对侵略战争！日本军队撤回去！……”
从三重县农村来到上海大都市，中西功完全没料到，自己会同情“中国工人、农民同地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进行的斗争”，然而，“中国和上海的现实无条件地迫使我改变了思想”。
他和同学们一起把传单藏在身上，举行“飞行集会”，支援中国人的游行或罢工；越过刺刀下的监视网，向日本海军驱逐舰和陆战队总部散发反战传单；利用日本人夜间可自由外出的特权，在日本士兵每天必经的街头，用沥青在墙上书写斗大的标语。几年后，中西功的长女在中国出生，时间正好是5月30日。中西功想起“五卅惨案”，要求妻子给女儿取名“五三子”，只因妻子拒不同意才未能实现。
中国问题“红人”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向同文书院提出，希望学校组织学生参加义勇队，协助作战。中西功不愿卷入战争，他和同学们决定开展归国运动，提出“不参加战斗，要求回国”，结果竟然如愿以偿。
1932年2月中旬，同文书院的所有学生都踏上了归国航程。当学生们乘坐的船驶出长江口时，正好碰见满载日本陆军的大型运输船迎面疾驰，中西功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在心里暗想，他们是去进攻中国，而我们则是去进攻日本。”
同船的一等舱，日本《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尾崎秀实也在回国路上。在一个无人知晓的舱室内，31岁的一等舱乘客尾崎秀实与22岁的三等舱乘客中西功悄然碰头，坦诚交谈。很久之后，人们才知道，1934年中西功重返中国留下的传奇故事，此时已埋下草蛇灰线。
对尾崎秀实而言，中国并非异国他乡。他出生不久，便到了父亲赴任的台湾，在那里度过中小学时代。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日本人。在军国主义日渐狂热之时，尾崎被“正在觉醒的中国”深深吸引，来到了上海。作为日本驻华记者中的佼佼者，他同鲁迅、夏衍、田汉等左翼人士都有交往。1930年5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召开第二次大会，地点居然在驻沪日本记者俱乐部，提供钥匙的人就是尾崎秀实。
夏衍曾说，尾崎秀实是“一个表面上看来非常绅士的记者”，实际上“却是在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其实，尾崎还有一个更隐蔽的身份——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佐尔格小组的成员，他就是与“三对中国夫妇”齐名的那位“日本记者”。在佐尔格的供述中，尾崎秀实是他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助手”，“他从日本人士那里为我搞到了许多准确、全面而又有价值的信息”。
中西功与尾崎秀实的船上相遇，被很多人认为是两人相识的起点。实际上，1930年在上海时，进步青年中西功、西里龙夫等已经结识了尾崎秀实。后者旁听过王学文的讲座，还参与过“日支斗争同盟”的活动。
尾崎秀实让中西功的命运拐了个弯。经他引荐，回到日本的中西功先后进入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工作。他用一手资料写成的学术文章，显然比日本国内同行的二手文章更加切实，很快成为小有名气的中国问题专家。
有了这些积淀，加上尾崎秀实的“背书”，1934年5月，中西功顺理成章进入大连的满铁总部。满铁作为“不穿军装的侵略军”搜集“情报”如今已众所周知，中西功进入满铁后，第一件事却是联系同文书院时代的进步老同学，其中就有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西里龙夫，他那时已在上海找到了王学文。
1936年，中西功在西里龙夫的帮助下，利用出差机会，再次见到了王学文。中西功记得，会面地点选在公共租界的一家中国旅馆，王学文“穿着素朴的中式长衫，体形消瘦，步履矫健。他用力地和我握手。”突然，公共租界的巡捕进来检查，他们没有慌张，平静地应付了过去。事后，一同会面的西里龙夫还跟中西功开玩笑：“王学文没事的，他对上海的每个犄角旮旯都门儿清，什么地方安全，什么地方危险，他最清楚。”
在国内很多纪录片的讲述中，中西功经王学文介绍，成为了一名“日籍中共党员”。不过，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郑萍告诉记者，中西功本人的日文原版回忆录《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对此有不同的记述：“我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党籍。我本人并没有提出申请入党，曾经一个时期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但我本人并不很积极……”郑萍说，中西功被捕后的审讯笔录也有类似表述，“我应该没有办理正式的入党手续，但因为我是上海情报科的一员，所以我与中共党员没有区别。”
虽然没有加入中共，但中西功坚持向组织交纳活动经费，仅1939年至1940年就交了大约400元。这些“党费的替代物”，或许也是他被视为“日籍中共党员”的原因之一。
可以确定的是，1931年1月，中西功曾加入王学文指导下建立的共青团同文支部。后来，也是经王学文介绍，加入了上海情报科。
1938年5月，中西功从满铁总部调到满铁上海事务所，不久成为日本理论界的“红人”。
让中西功一举成名的是名为《中国抗战力调查》的报告书。这份共5篇10分册的皇皇巨著，由满铁各调查部人员参与，历时一年完成。中西功执笔的“政治篇”部分，被尾崎秀实评论为“全报告书最高水平之所在”。
奇葩的是，一份日本人调查的报告书，其结论是“无论日军如何进行军事攻击、封锁，中国也不会因此在军事上、经济上被打败”。
这样的结论离不开中西功的一件秘密武器——毛泽东《论持久战》。他的自传《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雨中》专门有一小节《〈论持久战〉研究》，“我的工作便是从学习《论持久战》开始”。只是读了读书中的战术，中西功“就感觉自己也能参加战争、上场打仗，浑身充满了力量。”读到战略，他更深感毛泽东的分析“惊人的正确”。
报告书在日本军政高层火了一年。从东京的日军参谋本部和海军省，到中国长春、南京、北平、张家口，中西功作了无数场巡回报告。满铁总裁大村卓一、关东军参谋长饭村中将、上海武官府岩村武官长、阿部大使、中国派遣军板垣总参谋长、华北派遣军多田司令官等，都曾洗耳聆听他的报告。
日本高层饶有兴致地关注这份报告，当然不是因为它的结论，而是因为“它是情报，且系战略情报”。报告的红火注定是短暂的，一年过后，即被束之高阁，但报告的作者之一中西功名噪一时，愈发成了研究中国问题的满铁“红人”。
“中共谍报团”
盛名之下，中西功又多了一个新头衔——“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而在日本人看不到的隐蔽战线，他逐渐成为在华日本同志的“核心”，活跃在中国的同文书院老同学陆续被他联系起来，织成一张从华北到华南的情报网。
这张四通八达的情报网中，南京有西里龙夫，时任日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报道部顾问、汪伪“中联社”指导官；北平有尾崎庄太郎，公开职务是满铁北方经济调查所经济组长；太原有白井行幸，在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担任科长……
“日本人小组”与中共的联系，当然少不了中国同志。最早为中西功担任联络员的是地下党员陈一峰。陈一峰，原名倪兆渔，“一峰”这个化名还是西里龙夫为他取的，意在纪念“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他曾以“一峰”为笔名。
陈一峰为中西功担任联络员，必须频繁见面。为了不引人怀疑，中西功特意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广告，征募中国学友。陈一峰混在一众应聘者中，成功化身为中西功的三名中国学友之一。有了这个公开身份，中西功和陈一峰时不时约在四马路，在日本人经常出没的餐馆，光明正大地边吃边聊。
后来，陈一峰前往南京，改为联络西里龙夫。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又为他安排了一次“定向招聘”。西里龙夫先在报纸上登载征文广告，以汪伪“中联社”招聘记者的名义征文，内容是谈汪伪政权“建设方略”。陈一峰交上去应征的文章，实际是中西功代笔、再翻译成中文的。由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捉刀，这篇文章自然脱颖而出。陈一峰没有引起任何人怀疑，进入了“中联社”。
有了西里龙夫和陈一峰当“内应”，交通员张明达也顺利考中，成为“中联社”联络员。联络员的差使是每天乘快车把通讯社的新闻稿送往南京、上海沿线的各大城市。联络员共三人，轮流上班，每天一个人乘车去沪，一个人回宁，另一人休息。这样，张明达就可以利用公费，三天两头到上海。四十多年后，张明达回忆这段战斗在敌人心脏的革命经历，依然感叹，这“真是最理想的掩护”：
当时对一般旅客乘车检查极严，要翻箱拆包，搜身脱鞋。而我们联络员佩有袖章，可以在日伪高级官员的进出口通行，免受检查。……我负责交通，传递情报的办法主要靠密写……有些重要的绝密材料，则由我强记，那时我年轻，记性好，一篇三五百字的情报材料，在南京背熟后，上火车，一路上假装瞌睡，不断“复习”，到了上海，再根据背诵写出来。用这种办法，敌人纵然有通天的本领，也无法发现。可是有的材料太长，背记就有困难了，我就利用新闻稿、日伪杂志来密写，以此瞒过敌人。
在上海接替陈一峰的联络员程和生，同样是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打入了满铁上海事务所。1940年，满铁上海事务所成立了“特别调查班”，负责搜集中国情报信息。日本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中西功一手创办的这个调查班，其十几个成员竟然无一例外，全是中共党员。担任调查班班长的程和生，就是中西功与中共之间的联络员。
在敌国的情报机关公然设立完全为己方工作的机构，古今中外恐怕难以找出第二例。这还不是最“大胆妄为”的，除了把大量情报源源传至上海情报科，满铁拨给调查班的经费也被“截留”。上海情报科老干部钱明当年曾在北平负责联络日本同志尾崎庄太郎，程和生是他的老同学，据他晚年回忆，“这个班的作用，名义上是掩护，实际上是解决经济问题。”参加调查班的同志，每人除生活费外，多余的经费全部上交上海情报科。
借由调查班班长的身份，不论是满铁办公室，还是中西功住处，程和生都来去自如。于是，上海、南京、北平各处的情报，经程和生之手转交上级吴成方，继而源源不断地转送到延安：日本政府对汪伪和“兴亚院”的指示；满铁每月的月报；日军对我八路军、新四军每次举行“大扫荡”的重要军事行动，包括师团番号、兵员数量、扫荡路线、坦克装备数量等；甚至日本大本营会议和御前会议的机密内容……
中西功被捕后，负责审讯的日本特高警察“瞠目结舌”。这个被日方称为“中共谍报团”的组织，核心成员包括7名日本人和7名中国人。郑萍告诉记者，1943年10月发布的《特高月报》统计显示，仅中西功收集的情报就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社会一般，共计200余件。特高课惊叹，“日军常常遭遇共军的游击战，时而碰上预想之外的苦战，……很明显地，横行在占领区内的间谍团的策动也构成其重要原因。”
据说，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也评价过中西功等提供的情报，当时日军的重要行动，总部总能提前得到可靠情报，而八路军总部被袭击、左权将军牺牲等重大损失，则都发生在中西功等被捕之后。杨迪的回忆不算准确——八路军总部被袭发生在1942年5月，距中西功被捕还有半个多月，只是中西功那时已从上海撤离。
不过，这个“中日合作”的情报网，的确非同一般。钱明回忆，周总理称这一情报工作为“国宝”。
太平洋的警号
中西功的情报战绩中，最传奇因而被演绎出最多故事的，莫过于预警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前些年柳云龙执导的电影《东风雨》、陈宝国主演的电视剧《智者无敌》，都取材于这段历史。
这曾是一段绝密往事。直到1995年，当年往返于宁、沪的交通员张明达，已经恢复了干部履历表上的大名方知达，从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位子上离休。方知达深深怀念当年并肩战斗的日本同志，经过特准，在《太平洋战争的警号》一书中披露了尘封50多年的传奇。
这是一本纪实文学，难免有“文学”的成分，但方知达在附录的回忆文章中同时提及了书中的关键事实：1941年11月，革命任务需要，中西功“冒着极大危险以合法身份去东京，亲自了解日本‘南攻北防’国策的执行情况和具体部署……他向组织上提出了论据充足的日军将在最近三个星期内的一个星期天爆发‘大东亚战争’的预报。”
中西功的东京之行危机四伏。半个月前，“国际谍报团”案轰动了东京，佐尔格小组被一网打尽。中西功并非“国际谍报团”成员，致命的是，他与佐尔格小组核心成员之一的尾崎秀实关系太密切了。
1932年同船归国后，两人始终保持联络，并大量交换情报。尾崎秀实被捕前，公开身份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顾问，佐尔格小组暴露后，近卫内阁因此倒台。如此看来，中西功能得到日本御前会议的机密内容，也不足为奇。
1941年10月，德国入侵苏联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成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日本北上攻苏，中国抗战处境将更艰苦。千钧一发之际，佐尔格和尾崎秀实从东京传出可靠情报：“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经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它将向美国开战。”这份关键情报，让斯大林放手从远东地区抽调16个精锐师，在莫斯科危急时刻扭转了战局。这是佐尔格和尾崎最广为人知的情报战绩。
有意思的是，对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中西功亦有同样的判断。方知达在《怀念战友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一文中写道：1941年夏天，延安曾两次来电询问：“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如何？”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坚定地回答说，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日本确实已经没有国力分身北攻。
不知中西功和尾崎秀实的情报来源有多少交集，但这年11月，独自前往东京的中西功，已经失去了尾崎的助力。他还不知道尾崎已经被捕，只是有不祥的预感。他记得，1940年12月，在上海的第三次《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会后，尾崎就告诉他：“你已经不能来东京了，警视厅已经盯上你了，而且我身边最近也很异常。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了，我们还是先把相互联系的方法确定好吧……”确定了“无甚大事”“加强戒备”“赶紧逃跑”三种电报联系的暗号后，两人将杯中老酒一干而尽。
孤立无援，这趟东京冒险之行，中西功将如何获取情报？《太平洋战争的警号》一书是这样记述的——
到东京后，中西功很快确认了尾崎被捕的事实。他只能另辟蹊径，去寻找在军部报道部当记者的朋友佐藤癸二。中西功知道佐藤被外派了，故意打着找朋友的幌子，在军部报道部的记者们中间逗留。从记者们的高谈阔论中，他得知日军已经向台湾集结，但苦于不知道开战的准确日期。
正在焦急时刻，幸运之神降临，中西功在街上意外遇到佐藤。他反应奇快，抢先开口：“台湾怎么样？要进攻了吗？”佐藤一听，以为这位满铁的朋友肯定知道内幕，于是放下戒心，说了很多绝密情况，包括日本和美国的和平谈判以11月30日为限。
回到上海后，中西功又参考满铁的内部情报，最终精确推断出，日本将在美国时间12月7日发动攻击。因为那天是美国的星期日，军队官兵照例放假。“德国进攻苏联就是选择在星期日，日本也不会放过这个日子。”
精准到具体日期的推断，并非无人质疑。1985年7月，上海特科的老情报战士们相聚一堂，热泪与欢笑中，中西功的老领导吴成方发言，“当时并没有拿到确实情报”，现在说得“太玄了”，甚至说“中西功取的重要情报并不多”。有人说，吴成方的语出惊人，是历经劫难后的偏激之语。
不过，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日期，中西功本人的叙述似乎也少了很多传奇色彩。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1月下旬，日本将要对英美作战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满铁的密码电报已经收到了日美谈判的相关情况和即将调往南方的日军部队的编成表。大家都明白，日美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是战争会在哪一天爆发。11月30日，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召开重要会议，很快传出日本将于12月上旬的某个周日对美国发动攻击的消息。”
一开始，中西功判断可能会是12月1日，但是战争没有爆发。后来，中西功又判断可能会是12月8日。直到12月7日晚上，一切都还正常。上床睡觉前，中西功还在想，也许是12月15日。结果，12月8日凌晨，也就是美国时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中西功听到日本海军炮击驻上海英美军舰的声音，不禁感叹：“果然是今天。”
第三次被逮捕
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东京爆发“国际谍报团”案，与尾崎秀实相熟的中西功就应该撤离了。但是，珍珠港事件后，他还是留在了上海。
危险的信号越来越多。1942年1月，中西功突然收到一封来自东京的加密电报。电报没头没尾，只有三个字“向西去”。但一看署名“白川次郎”，中西功立刻明白了几分。这是尾崎秀实托人发来的警讯。
“白川次郎”是两人共用的笔名，鲁迅亲自校订的《阿Q正传》日译本出版时，尾崎秀实就用“白川次郎”的笔名撰写了长篇序言。延安在中国的西面，“向西去”显然是提醒中西功立即向中共根据地撤离。
1942年3月，有人告诉中西功，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向上海日军司令部发电，要求将他“秘密逮捕，送来审讯”。不久，中西功察觉到有日本特务监视自己的迹象。
3月底，满洲日日新闻上海分社社长河村好雄被逮捕。河村好雄是同文书院的老同学，曾在佐尔格情报系统工作。
中西功的身份是不是已经暴露了？程和生劝他设法撤退，但他迟迟下不了决心，只是从家中搬去了原法租界的一家旅馆。方知达说：“中西功始终认为日本在这场大战中不能持久，他还想回来继续为中国和日本的革命事业竭尽全力。”郝在今说：“撤退的部署很复杂，这是内线情报员的难处。打入难，撤离更难。不撤会暴露，撤离不慎也会暴露。”
犹豫不决之时，机会来了。1942年5月，日军发动了对浙赣沿线的作战，中西功设法取得了“从军调查员”的资格。5月15日，他与程和生一道出发，打算到达浙赣前线后相机“失踪”，前往后方根据地。
两人顺利抵达杭州，住在了西湖旁的旅馆。不料，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时，上海留青小筑的家里突然来了电话。据说，有两个年轻女孩经中西功的朋友介绍，从日本来到上海，托他帮忙找工作。中西功询问了住宅周边的情况，确定无可疑人员监视，决定返回上海。6月15日，中西功回到了留青小筑，家里一切正常，当晚，他在家里入睡。一觉未醒，6月16日凌晨，中西功被逮捕。这是东京警视厅特高警察设下的圈套，中西功随后被解往东京。
这是他第三次被捕。1930年因“日支斗争同盟”散发反战传单，他第一次被日本驻沪领事馆逮捕关押，但很快获释，只被停学一年。1932年回日本后，因为在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的活动，再次被捕，一个月后即被释放。第三次被捕就没有那么好运了，不但中西功差点被判死刑，上海情报科战友也旋即遭到逮捕。
6月16日，西里龙夫与中西功在同一个早晨被捕。7月7日，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等被逮捕。一时之间，“日本人小组”全军覆没。郝在今说，这是“一个超常成功的潜伏战例”，又是“一个超常损失的谍战案例”。“秘密情报组织总是单线联络，一个环节出事，只要咬死不供，反谍机关很难顺藤摸瓜。可中西功的日本人小组不一样，这个小组的成员本来就是老同学，相互间没有秘密。这种组织状况，形成工作的高效，也造成保密的缺陷。”
日本同志被捕，按说与之联系的上线和下线都要立刻转移。可是，组织得知消息后，却没有安排中国同志撤离，甚至没有搬家。多年后，从幸存者的回忆中，从日本解密的审讯记录中，人们才得到了或许最接近真相的解释：上级决定按兵不动，是为了保护中西功等日本同志。程和生、陈一峰等都与日本同志有公开工作关系，如果此时突然消失，那不就反证了日本同志的嫌疑吗？
于是，程和生继续到满铁特别调查班上班，陈一峰继续当“中联社”的无冕之王，直至7月29日。上海的程和生、倪之璞、金若望，南京的陈一峰、李德生、汪锦元，几乎同时被捕。和日本同志直接联系的中国同志，唯有北平的钱明和南京的方知达幸运地逃过一劫。
晚年的钱明直言自己逃脱真是“侥幸”。“那天我在北平，敌人来抓我时，我正好在厕所里，因厕所并不在室内，听到有人敲我房间的门，很急，感觉不对，当机立断，就从厕所爬窗外出……”
张明达甚至已经被扣在李德生的住处，多亏他随机应变，才蒙混过关。李德生在南京的公开职业是中医，被捕当天还有10多个病人来找他，张明达谎称自己是来看病的，同病人混在一起，幸运脱险。
被捕人员中，遭遇最堪称无妄之灾的是金若望——开年爆款电视剧《繁花》的原著作者金宇澄的父亲。金若望是一位中共地下情报工作者，与中西功一样，上级是吴成方，隶属于潘汉年情报系统，但他没有直接参与“日本人小组”的情报活动。
1941年，化名丁弢的金若望，正在伪上海市民协会会刊《市声》当编辑。有一天，吴成方交给金若望一个任务：化名程维德，搬到辣斐德路一家私人诊所的楼上，与“胞兄”程和生同住。金若望对“胞兄”的情况一无所知，考虑到有时要应付查户口，才交谈了三句话，知道“胞兄”在钢铁公司上班，讲定两人的籍贯是安徽太和。很久以后，他才知道，所谓的“钢铁公司”就是满铁，“胞兄”程和生是日本同志中西功的联络员。
吴成方之所以指派金若望与程和生同住，原因说起来有点搞笑。程和生楼下的房东是一个女医生，想把楼上改为病房，多次催程和生搬走。程和生不善言辞，穷于应付，向领导反映。领导觉得金若望巧言舌辩，心思活络，就派他搬去，帮程和生应付房东。等金若望搬了家，发现女房东没有想象得那么凶，此后也没再发生过类似纠纷。
两人同住半年，程和生搬走了。然而，1942年7月29日，程和生在新住处被捕那天，另一路日本人同时奔向这个旧地址，金若望就这样遭了池鱼之殃，在狱中受尽酷刑，双腿几乎打残。
金若望与程和生被分开关押、讯问，从东京来的日本人拷问得事无巨细，籍贯、父母、家庭成员、职业逐一审问。不过也幸亏是日本人，完全没听出这对假胞兄的南腔北调。金若望是江苏吴江人，程和生是广东中山人。若是换了汪伪76号的特务审问，估计一开口就得露馅。
金若望硬着头皮胡编一通，结果，竟然一个字也没被拆穿，因为“胞兄”程和生选择了牺牲。
“为你掩护到底”
程和生被捕后，上级吴成方匆匆赶到了金家巷嘉运坊的缪谷稔家。
缪谷稔是1926年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当时负责保管中央文库。因为他的肺病日趋严重，组织已经决定由陈来生接管中央文库。不久前，吴成方刚刚让交通员小郑通知缪谷稔，做好转交中央文库的准备。此时，吴成方带来了一个十万火急的消息：他们之间的交通员小郑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
小郑不但知道缪谷稔，还知道继任者陈来生和他们的联络方式。缪谷稔顿时如临大敌。可就在他着急忙慌地准备转移时，吴成方又传来了“好消息”——一个以生命为代价的“好消息”。
小郑被捕后，被押上吉普车，带往北四川路的日军宪兵司令部。当车子驶至江西中路、汉口路附近时，小郑突然纵身跳车，试图自杀。车速太快，小郑的头撞在马路上，撞开了一个裂口，血流如注，腿部也受了重伤。日本特务害怕得不到口供，急忙将小郑送去抢救。抢救后再次审讯，小郑趁敌不备，再次跳楼自杀，终于以付出生命的代价，保证了自己的永远沉默。
小郑就是中西功的联络员程和生，原名郑文道。原来，他两度赴死，守护的秘密不止一个。
郑文道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少年时就随经商的兄嫂在山东生活。1933年，他考上了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与钱明成为同学。在校期间，郑文道加入学校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阅读进步书刊，参加爱国救亡运动。
1938年7月，郑文道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个月后，就被组织安排到上海情报科。与中西功并肩战斗4年，两人情同异国兄弟。钱明讲过一件小事，中西功常穿一件旧西服。一次夫人中西方子拿出省下的钱，让他买套好点的衣服，结果中西功买回一包很差的衣料。方子问他原因，他说郑文道的大衣太破了，他想用便宜衣料给自己和郑一人做一套。
中西功忘不了郑文道那双“永远慷慨、含笑就义”的双目，他记得郑文道的承诺：“如果你被抓去，也许我也会被抓，我会为你掩护到底。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那么为了保卫组织，我将一死了之。”一语成谶，郑文道被捕后，果真用死践行了自己的诺言，牺牲时年仅28岁。
中西功后来被关进东京都内的巢鸭监狱，经受了33次审讯，留下了500页审讯记录。1996年，审讯记录在日本公开出版。中西功本人曾提醒，其内容并不可靠，有时会说谎来应付审讯，但记录依然是中日学者研究中西功情报生涯的主要史料之一。遗憾的是，审讯记录和中西功回忆录目前均无中文译本。
我们只能隐隐约约探寻中西功“狱中生涯”的种种片段。
中西功被捕不久，急于托人带信，被一个叫林得山的狱友骗了。这来自日本学者渡部富哉的研究，林得山是日本特高警察特意安插的间谍，根据他的供词，中西功向他坦白过，“我很抱歉，我不得不承认我与中国共产党有牵连的事实……”
金若望在致友人信中写道：“程和生的两个地址，中西功都知道……我住的辣斐德路斐邨，中西（功）熟悉，不招供怎么知道住址？”而钱明的回忆则说，郑文道的住址是在满铁登记过的。
在几十次审讯中，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侃侃而言，“不止一次吓得日本法西斯法官窘促地打断他们的发言，慌慌张张宣告：‘此处不是宣扬共产主义的讲坛，今日闭庭。’”这是方知达笔端怀念的文字。
无论中西功被捕后表现如何，他在狱中还是留下了另一段传奇。漫长的审讯过程中，他参照一些被作为“证据”而扣押的书籍材料，主要“全凭自己的记忆”，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底稿。1946年，中西功著的《中国共产党史》在日本出版，成为日本左翼研究中共党史较早期、最重要的一本日文著作。
而在另一本著作《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中，中西功写道，在东京警视厅的审讯中，他一再强调：“再过三年，日本将败。然后我就会大模大样地走出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那天，中西功接受了第一次公审。9月，日本检察机关要求判他死刑，但法院最后宣判为无期徒刑。10月11日，根据二战后盟军释放政治犯的命令，中西功大模大样地走出了监狱，重获自由，直至1973年去世。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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