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6月20日，中苏边境黑云密布，一架轻型侦察机在深夜侵入中国领空，随即秘密空降了一名克格勃间谍。
令人吃惊的是，这位间谍落地后却大肆燃起篝火，堂而皇之地暴露行踪，静等我军边防人员赶到现场将其抓捕。
“我从苏联来，我向你们投降！”
就在接受审问之际，这位间谍的说辞震惊了在场众人。
“是傅索安留下的用血写的‘悔’字教我这样做的！”
傅索安是谁？这位间谍又是谁？
原来，这位克格勃自曝间谍名叫胡国瑛，傅索安算得上是她的“前辈”，两人有着相同的双重身份，一个是中国女知青，一个是克格勃间谍。
这两个身份都极具代表性，可如果一名女子同时拥有这两个身份，对于她而言不光是一场劫难，还会是一段无比曲折甚至见不得光的经历，甚至会因此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本文的主角并非胡国瑛，而是在生命最后一刻影响她改变人生轨迹的傅索安。
说起傅索安，算得上十年动荡初期的弄潮儿，1949年生于天津的她，医生父亲以及从事英文翻译的母亲给了她很不错的成长环境，满满的优越感促使她总是喜欢出风头。
1966年，读高一的她作为共青团支部副书记、班干部、英文课代表，凭借自己在同学中的影响力组建了一支规模不小的战斗队，一度大显身手，也因此成为毛主席接见的第一批红卫兵成员。
此后，紧跟时代浪潮的傅索安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响应号召插队落户的女知青，插队地点正是位于中苏边界不足20公里的奇玛村。
年轻气盛再加上声名在外，所到之处，她总要做更多的事来维持自己的良好形象，先前带领同学在学校大肆造反的处事风格也被她带到了奇玛村，没成想，就在村庄与临近的鲍家庄因为水源问题引发争端之际，傅索安鼓动同村男知青引发的一场夜袭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这群冒冒失失的知青们在造成鲍家庄5人受伤之后，两座村庄的矛盾迅速升级，就在上级派出工作组展开调查后，身为主谋的傅索安成了众矢之的。
1968年初春，傅索安从时代先进女知青沦为批斗对象，在她心里，本是出于好心帮奇玛村据理力争，结果却让自己前途尽毁、声名狼藉，这位年仅19岁的年轻女子无法忍受村民的侮辱、殴打、谩骂，一度在心中萌生“投奔苏联”的想法。
如今看来，没有深厚阅历与社会经验的她还是低估了如此选择的危险性，她也更加想不到，此生最后的归宿只会是一枚随时都要接受严密监控的克格勃棋子，就连生死权利都不在自己手中。
5月的额尔古纳河还很是冰冷，在一个暴雨夜，撬开手铐、躲开监视的傅索安一路狂奔到河边，没有过多的犹豫，转身跳入河中拼命乱游，直到被一艘苏联巡逻艇发现。
等她再度醒来后，人已经在苏联的一家医院，或许是为了求得留在异国他乡的机会，她用英语说出了自己如此偷渡的目的。
“我十分向往苏联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才甘愿冒着巨大风险来到这里！”
众所周知，当时的中苏关系已经出现裂痕，克格勃对中国的监视也变得更加隐秘且深入，傅索安康复后被克格勃安置到特维尔谍报学校，她也终于看到了表面光鲜的苏联最不为人知的一面，便是极为神秘的情报机构。
凭借着美貌与能力，她成了同期学员中的佼佼者，自然在毕业后成为克格勃重要特工成员，经手的间谍任务也都非同小可，有如著名的“东京谋杀”案件。
很多人都不知道，就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傅索安还受命跟随苏联调查组参与了林彪、叶群尸体辨认。
虽说她在克格勃的特工生涯一度风生水起，可长时间处于无孔不入的监视中，再是优越的生活条件都弥补不了她受到的身心压力与无形摧残，经历了此番磨难，她对过往身为女知青的日子必定是无比怀念的，至少，那时的她还是一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都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多次执行秘密间谍任务的傅索安，双手沾满鲜血，就在197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被医生诊断为“高度疑似肝癌”，对于24岁的年纪，这样的重病极为罕见，也能从侧面说明她那些年过着多么高压的生活。
对于如此能干却身患重病的特工，克格勃没有丝毫同情，反而迅速做出任其自生自灭的决定，对此毫不知情的傅索安得以回到间谍学校任教官，主要工作就是看管图书馆，而她就是在此时与同命相连的胡国瑛相识相知。
直到1974初，因为突发肝区疼痛的她被紧急送往特务学校医院，随后在院长口中得知自己病情危重且来日无多，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在胡国瑛的照顾下毫无痛苦地死去。
即便如此，弥留之际的她依旧受到严密监控，克格勃甚至要求胡国瑛将傅索安发高烧说的胡话都要如实记录与汇报。
可想而知，无论是为苏联无底线卖命的傅索安还是刚刚被训练成特工的胡国瑛都对彼此的遭遇感到心灰意冷，也对于当年无知的叛逃悔不当初。
4月13日，傅索安支开胡国瑛，选择以自尽的方式结束这短暂的一生，上吊之际，她还割破手腕并用鲜血写下了一个“悔”字，而她的尸体在确认自杀后惨遭解剖，最终尸骨无存，传言被秘密扔进了贝加尔湖。
如此，也就有了开篇提到的那一幕，对于胡国瑛而言，从苏联叛逃归国的举动并不光彩，而这也是傅索安与她的一场迟到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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