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建议，去洛阳先从博物馆开始|文物|最高等级墓葬|洛阳博物馆|洛阳市|考古|隋唐|青铜器

河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祥地，无论从地理学、政治学，还是文化的维度审视，无疑都是中华文明的心脏地带。

而洛阳，作为河南的地级市，更是心脏中的心脏，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积淀。自西周起至隋唐，洛阳作为13个朝代的都城，见证了超过千年的历史沿革，其文化连续性在世界古都中亦属罕见。

洛阳不仅是隋唐大运河的枢纽，更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了它的包容并蓄、开放融合的城市特质。

可以说，这里是中华文明前半场的精髓所在。

被誉为“东方博物馆之都”的洛阳拥有逾百座博物馆，这些文化殿堂珍藏着丰富的文物和遗址，为探索和研究中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和场所，使得探访洛阳成为一场深刻的文化之旅。

自1958年创立以来，洛阳博物馆就已荣膺国家一级博物馆，它不仅是洛阳市最早的文化博物机构，也是该市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

馆内珍藏着洛阳及其周边地区跨越不同历史时期的宝贵文物，它们共同勾勒出河洛文化发展的宏伟脉络。尽管洛阳拥有超过100家博物馆，但作为探索这座城市深厚文化底蕴的首选，洛阳博物馆无疑是这趟文化之旅的首访之地。

初次莅临洛阳博物馆的旅行者往往会直奔二楼的珍宝馆，此处汇集了21件国家一级文物，包括青铜器、玉器、佛教造像、唐三彩等多个门类。特别是馆藏的青铜器，它们不仅是夏、商、周等早期王朝文明最直观的见证，更是研究中国古代金属工艺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

在夏朝时期，青铜器的制造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与陶器的分离时间不长，因此造型质朴、带有夏代先民的审美。进入商朝，青铜酒器的设计趋向深沉与厚重，动物形态和纹饰的运用也变得更加丰富和精细，商代中晚期的“母鼓铜方罍”便是这一时期高等级酒器的代表之作。

“母鼓铜方罍”

商代文化中，对鬼神的崇拜体现在了青铜酒器的装饰上，其兽面纹饰最初以突出的双目和简练的线条为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纹饰逐渐演化为更加复杂细腻的形式。

进入东周后期，随着周王室的衰落，青铜器上的纹饰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英姿勃发。与此同时，诸侯国在青铜器的使用规格上出现了越轨现象，这些僭越行为反映出对周天子的无视，揭示了当时社会政治结构的动荡与变迁。

“兽面纹铜方鼎”体形规矩、铸造精工、纹饰流畅，是西周青铜鼎的代表之作。

洛阳博物馆馆长李文初将出土于曹魏时期墓葬的“白玉杯”誉为自己的珍爱。这件“白玉杯”的发现过程充分诠释了何谓“缘”：在一次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初步判断该墓葬已遭受严重盗掘，因而并未抱有太大期望。然而，在进行最终清理时，他们意外地在泥土深处发现了这只“白玉杯”。

洛阳博物馆馆长李文初希望每一位访客都能在古物的静默诉说中，聆听历史的回音，感受文化的脉动。

“白玉杯”的出土，令人震惊的是其时代背景。众所周知，曹操在曹魏时期提倡简朴葬礼，不随葬金银器物，因而这一时期的玉器极为罕见。

其次，玉器界中有句俗语“方易圆难”，而这只“白玉杯”由新疆和田玉雕琢而成，其圆润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展现了当时工匠非凡的技艺和艺术造诣。

出土于曹魏时期墓葬的白玉杯

在社交媒体上搜索洛阳博物馆时，经常会看到一件永宁寺出土的佛像“笑脸”。尽管现存部分仅有下眼睑、鼻子、脸颊、下巴、嘴唇，但残缺的遗憾更催人遐思其艺术之美。

“泥塑佛面像”以其古朴的线条和沉静的神情，诉说着泥土与灵魂的交融，让观者在凝视中穿越时空的界限。

作为唐朝的东都，洛阳是众多显宦和文人墨客的安息之地，因而该地区出土的唐代三彩器物极为丰富。所谓三彩，寓意“三生万物”，实际上其色彩远不止三种，以绿、黄、白三色最为常见。而蓝色和黑色因其原料成本高昂或制作技术难度大，故较为罕见。

洛阳博物馆的珍宝馆内陈列有一匹“三彩黑釉马”，与其对面展柜中的三彩骆驼一同出土自名为安菩的贵族墓葬。

古丝绸之路上的传奇使者“三彩骆驼”，其釉色斑斓的鬃毛与细腻勾勒的肌理，不仅展现了唐代陶瓷工艺的非凡成就，更承载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辉煌历史。

如果要全方面了解洛阳十三朝的历史，建议将洛阳博物馆作为文化之旅的起点和终点。先通过宏观总览把握历史脉络，随后深入各个时期的细节，最后再回顾总结。

值得欣喜的是，作为国家级的文化艺术殿堂，洛阳博物馆对公众免费开放，只需提前预约，便可畅享文化盛宴。

自1959年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首次揭开二里头遗址的神秘面纱以来，二里头的考古挖掘工作从未停止。

通过对遗址的年代框架、地理位置以及文化发展序列的深入研究，学术界已普遍达成共识——二里头遗址即为夏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更是将二里头文化视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起点，是我国5000多年连续文明史的关键纽带。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赵晓军馆长向我们深入阐述了二里头遗址作为夏朝都城的重要证据：

“二里头遗址的地理位置恰好位于古代文献记载的夏王朝中心区域，且是目前我们所知规模最大、城市规划特征最为显著的都邑遗址。通过对遗址的绝对年代测定——放射性碳（C14）测年技术，以及相对年代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分析，我们发现二里头遗址的时间跨度位于河南龙山文化与早商文化之间。这一点与文献记载中夏朝的历史时期高度吻合。”

二里头出土了一批能够反映当时国家发展程度和文明高度的礼器，这些镇馆之宝都展示在第二展厅“赫赫夏都”里。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长赵晓军致力于推动数字化展示的实践与探索，极大丰富了展陈形式，展现“最早中国”的文化内涵。

巧的是，三足圆腹的“网格纹铜鼎”也被誉为“中华第一鼎”。这个名头让人想到一个庞然大物，其实非常小巧。

二里头发现了我国已知最早的青铜冶铸作坊，占地达到了20000平方米，出土了200多件青铜器，空腔容器20余件，这是一件采用了最先进的复合范技术制造的青铜鼎。当时的工匠已经会在红铜中加入一定比例的锡和铅，技术上有了较大的提升。

外形清逸舒展的“乳钉纹铜爵”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器之一，也被誉为“中华第一爵”。

二里头遗址经历了初建期、发展期、稳定期和全盛期共计约220年的辉煌岁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曾经辉煌的都城逐渐步入衰落，最终从王权中心转变为平民的生活区域。

遗址的规模宏大，至今仅进行了有限的考古发掘工作，已发现了祭祀区、宫殿区、官营作坊区、贵族生活区以及贵族墓葬区。但由于遗址的庞大和复杂性，考古工作进展相对缓慢。尽管如此，随着未来考古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二里头还会揭开更多华夏早期文明的奥秘。

洛阳，自古便是十三朝帝王之都，见证了无数皇室贵胄与显赫仕宦的辉煌岁月。城北的邙山由于黄土层深厚、利于丧葬，一直被视为风水宝地。唐朝还出现了“葬于两京”的习俗，即外地高官将家族墓地安于洛阳和长安。

大名鼎鼎的陇西李氏家族墓就在洛阳延续了200多年，是目前发现时间跨度最长、最为完整的家族合葬墓。

“生于苏杭，葬于北邙”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信念，邙山也成为中国人的另一个精神家园。

新安县李村 2 号北宋墓中的妇人启门壁画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壁画，门在古代中国象征着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的分界与联结，既是家庭与社会的界限，也是互动的纽带。

据不完全统计，邙山上的墓冢超过10万座，堪称中国的金字塔群。新中国成立后，配合洛阳城市建设，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大量古代墓葬。墓葬、文物尤其是壁画的保存成了难题。

专家建议依托邙山丰富的墓葬资源做一座展示墓葬文化的博物馆，最后选址在北魏宣武帝景陵的东侧，也就是现在的古墓博物馆。

“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墓室天花板的平脊砖上，一幅精巧的天界图赫然在目，古人在建造墓室时，有意识地将墓室看作是宇宙缩影，墓顶代表天空，在这个位置通常用来绘制天界图。

在考古学领域，墓葬遗址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建筑类型，由于特殊的结构和用途往往更易于保存，成为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

“北宋宋四郎墓”的墓门是砖筑仿木结构门楼，犹如地上富家宅院大门，古朴典雅，上部正中镶砌着正方形的铭砖。

随着《封神》和《翦商》等作品的大火，商朝的“人祭”现象开始被更多人了解。实际上，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便已萌生了以人及牲畜殉葬的习俗，此风至商代而达鼎盛，然至西周则遭明令禁止，墓葬文化的变迁往往晚于朝代更迭，人殉直到汉代才彻底消失。

《封神》官方剧照 |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那么，古人以何种方式取代殉葬之俗呢？答案便隐藏于博物馆里那些巧夺天工的彩陶俑之中。

这些陶俑以其精美的工艺和生动的形象，承载着古人深沉的祈愿——愿逝去的亲人在彼岸世界仍能享受世间的美好与丰饶。

博物馆内的陶俑

完成对地下墓葬的探索后，到阳光下透透气，最后参观规格更高的皇陵——北魏宣武帝的景陵。

宣武帝元恪是孝文帝之后，北魏迁都洛阳后的继位君主，其陵寝位置早有所载，但由于历史先例中万历皇帝定陵的发掘未能妥善保护，国家对于主动性皇陵发掘持审慎态度。

后来，当地村民惊觉家畜频繁失踪，细致探查之下，竟在景陵的夯土结构中发现一处宽敞的盗洞，原来有一只羊不慎坠入其中。鉴于盗洞的规模可能对陵内文物构成严重威胁，国家最终批准了一次抢救性发掘。

果然，皇陵经历过了多次偷盗，剩下可复原文物45件，有青瓷器、陶器、石器等。甬道上还发现有将大件石刻拖拉出去的刮擦痕迹，推测这里曾有石棺，现在陈列的石棺是复制品。墓室内还发现了若干人骨头，但是否属于宣武帝本人还不能确定。

北魏帝陵前后石翁仲高2.9米，证实了北魏帝陵前有神道石刻。

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帝大多采纳了薄葬之风，此乃出于三重考量：一为安抚民心，展现君王之仁德；二为国库之考量，时局动荡之下，国力难支奢侈之费；三则因曹魏年间职业盗墓者“摸金校尉”之猖獗，公然亵渎陵寝。无论出自自愿抑或时势所迫，景陵之简朴确为历史之真实写照。

然而，“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和政治基础，皇帝和平民概莫能外，宣武帝在龙门给父母修建了华丽的石窟以及“帝后礼佛图”，还是希望千秋万代的功德献给逝去的父母，也是不朽的孝道了。

很多王朝在诞生初期会先休养生息，等民生恢复了再大兴建设，但隋炀帝显然是个狠人。

出于管控边境、发展经济和运输粮食的需要，他在王朝初期就决定开动一项前无古人的大工程——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虽然此前已有若干段运河开通，但要修这条水路大动脉仍然劳民伤财、阻力重重。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建筑借鉴“运河桥”和“唐瓦当”的意象，运用现代建筑材料和建造技术，实现古今文明的对话。

隋代短暂如流星一般，但是大运河的价值被后来的唐朝完美继承，盛世有了一个绝佳的起步。和洛阳的其他博物馆相比，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侧重于展现“中国历史文化的高光时刻”，从水工科技、船舶以及运河所运输的物资等方面阐释大运河的价值。

与运河直接相关的出土文物并不丰富，大多是运河附属设施遗址遗迹，比如，码头、仓窖等，因为相对于海洋，运河河道之上慢慢发展为城镇，给考古发掘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洛阳“运河一号”古沉船，为隋唐大运河漕运体系历经千年不衰增添了实物证明。

应对可移动文物较少这个展览陈列难题，考古出身的曹岳森馆长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考古成果转化为展览资源，甚至直接转化为遗址博物馆，是中国文博事业的一项重要转变。

他本人就参与过天子驾六陪葬坑的挖掘和遗址的就地转化。“这样可以让公众到现场去看、去体验、去领略文物和遗址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让可移动的文物与不可移动的遗址更好地还原出古代先民的生活场景。

文物也不是孤立出现的，把它和同时期出土的其他文物放在一起展示，能够更有效地阐释文物的价值。”大运河已经消失了，但它的影响还在。“一粒米的漕运之旅”就是通过投影、视频、布景装置的组合，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运河在经济命脉中的作用。

曹岳森馆长领导下的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致力于展示珍贵文物，并通过多样化的展览与教育活动向公众普及大运河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大运河不只是大。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对中国大运河价值的认可还包括漕运管理体系和水工科技，比如，船闸技术、堤坝加固技术、处理泥沙淤积技术等，可以说，中国大运河是工业革命之前全世界极为重要的工程成就之一。

可惜的是，传统上对科技类、工程类文献没有那么受重视，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部分更多需要依赖当代发掘和研究一点点摸清楚。

随着大运河的繁荣，唐宋时期开始大规模建造船舶，“船坞场景模型”复原了当时在淮南和江南等地的造船基地，船舶的种类和数量得到空前发展，成为盛世的缩影。

北宋之后，国家政治中心南移、东移，大运河对中西部地区的漕运作用下降，河道淤塞也得不到及时的疏通。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隋唐大运河更是彻底废弃了。

但是，如果没有后者在水工科技、漕运模式、管理制度上的积累，很难想象入主中原的元代政权如何能够修成京杭大运河，是时候重新审视隋唐大运河的开创作用以及隋炀帝的魄力了。

5世纪末，游牧民族鲜卑人衣冠南渡，先定都平城（山西大同），在那里兴建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又开凿了龙门石窟。鲜卑人在北方民族的混乱战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

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坚决而彻底：穿汉服、说汉语、不得还北，鲜卑人的血统完全融入了汉民族的血统。南北朝对峙了170年，既沟通了南北，也融合了胡汉，开创了一个不同于以前的盛世，中华民族的概念得到了空前的扩大。

当夕阳的余晖洒在伊河之上，龙门石窟在晚霞的映衬下更显神秘与庄严，这里不仅是洛阳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朝圣。

龙门集中造像的时期一个是北魏初年的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时期，第二个是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都是王朝锐意进取、国力强盛、民族融合以及佛教盛行的年代。

修建佛像本质上是做功德，因为从石窟完成的那一刻起，任何进入石窟礼佛的人都会产生功德，这种功德会同时回向给受益人和供养人。

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工匠们便在这片灵山秀水中开始了长达千年的雕琢，留下了一幅幅撼人心魄的石上史诗。

龙门石窟分为西山、东山、白园、香山寺4部分。最好在上午游览西山石窟，光线有利于欣赏佛像细节，接着参观东山石窟、香山寺和白园。

龙门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叶振认为，欣赏石窟造像艺术有一定的门槛，只要掌握几条线索，就能给参观带来不少乐趣和意外收获。首先，佛教进入中国后开始了本土化和世俗化。龙门的早期石窟受云冈石窟影响，带有中亚风格；随着北魏汉化，佛像的面容、动作以及衣饰也越来越像汉人；唐代崇尚丰腴圆润，佛像也都“胖”起来了，雍容华贵的女性形象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