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问题”的根子，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反教条主义运动。此次运动最大的三个受害者分别是刘伯承、粟裕和萧克。作为开国大将之首的粟裕，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四处奔走、不断写信，试图清除那些不属于他的罪名，将那些不是他的“帽子”摘掉。
1958年，他被逼着进行了8次违心检讨，从此退居二线工作，低着头做人。1979年，中央对过去一些存在冤假错案情况的旧案，进行重新审查。粟裕趁着这个机会，在叶剑英元帅的大力支持下，向中央多个部门写信申诉，可惜直到1984年病逝，粟裕的冤屈还未洗清。
都说“再大的恩怨，在死亡面前也会了结”，可是粟裕去世后，他的夫人还在不停奔走，也未能立即给他恢复名誉。直到粟裕去世10年后，才等来军委两位副主席，以文章的形式，首次公开肯定粟裕的功绩，明确指出他曾遭到错误批判，受到长期不公正的对待。
沉冤得雪的这一刻，粟裕的家人、战友、下级，都等了太久太久了。
从这个时间线，足以看出为粟裕平反是多么艰难的事，他所涉及的人和事太多。有些阻力藏在暗地里，就连作为当事人的粟裕也没想到。当粟裕的妻子，在得到杨尚昆、聂荣臻、刘伯承、叶剑英、徐向前的帮助时，抽丝剥茧，才发现最后的拦路虎竟然是他，粟裕昔日的老部下。
粟裕与叶剑英的关系一向很好。1979年8月下旬的某天，叶剑英说：“关于你58年的问题，也该解决一下了。这件事小平同志也点了头，你写个报告递上去吧。”粟裕因此满怀希望，用心地写好申诉报告。在此之前，陈云也指示过粟裕，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说清楚58年的事。
叶剑英收到申诉报告的当天，就作出积极的批示，表态总政应认真研究，向军委就58年的事，提出一份实事求是的报告。叶剑英将自己的批示和粟裕的报告，转送给许多重要人物看，除因病未看的陈云、黄克诚外，其他同志都圈阅了。
可是，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总政，却始终没有动静。粟裕因此两次登门，拜访昔日华野的老部下，时任总政主任的韦国清，询问58年一事的情况。均未得到何时办理、如何办理的明确答复。
时间来到1980年春节，粟裕携妻子楚青，探望聂荣臻，请他帮忙说话。聂荣臻同意，表示应该解决了，只是没有总政的报告，自己不好干预，等送来会说话的。紧接着，粟裕又探望了徐向前报告了此事，徐也表示应该解决。3月，粟裕又将申诉报告抄写两份，一份送萧劲光，一份送萧克。
粟裕本来也不急的，奈何此事迟迟没有动静，所以有些急切，就给陈云、叶剑英写去两封信。叶剑英的秘书回，申诉的事情之前批示过，也让人电话查询过，此次就不批了。之后，粟裕让秘书又向总政反映，胡耀邦说要解决，将在中央会议议一下；总政那边，韦国清秘书说事情交给甘渭汉、黄玉昆、张伯祥办了。
粟裕找甘渭汉催办，甘渭汉表示正在进行。结果，这事到7月，总政党委也没讨论过；8月，甘渭汉告诉粟裕，总政讨论决定，中央议论后再定。粟裕疑惑不解，深感疲惫，怎么像在踢皮球一样：中央让总政讨论，总政让中央先议。
感到生前平反无望的粟裕，收到这一消息的次日清晨，就卧病在床；之后，没人再提粟裕平反的事。粟裕身体不行，过问不了了；他的夫人楚青，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楚青想在丈夫还活着、意识还清醒的时候，还他清白，没有顾虑地走，所以在1982年9月，她给熟悉的、刚出任中央书记的陈丕显写信，说明此事，希望得到帮助。
陈丕显来电话，说信转交胡耀邦，胡耀邦转批杨尚昆处理。当时军委副秘书长兼任国务委员、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到医院探望粟裕时，也过问了此事，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杨尚昆接手此事后，立即积极处理起来，并与楚青交流情况。他告诉了楚青许多，粟裕可能知道但不愿说的东西，例如总政主任韦国清不会为粟裕平反：“他是不会办的，他就是不办这样的事。”虽然粟裕的事，不只牵扯到他一个人，但他绝对是能直接影响粟裕平反的人。
1984年2月5日，粟裕带着对世间的眷恋和遗憾，离开了人世。1985年，根据真实战例黄桥战役改编的电影《黄桥决战》上映，其中有“陈毅”，却没“粟裕”，陈毅的助手名叫“谷盈”。为什么粟裕变谷盈？可不就是总政做了特殊处理吗。
韦国清与粟裕之间到底有怎样的恩怨呢？据粟裕的秘书说，解放战争中，因韦国清的2纵擅于打阻击战，所以粟裕经常安排他打；阻击战的部队伤亡大，消耗多，缴获又少。一场场仗打下来，越来越多的熟悉面孔消失，部队越打越弱，韦国清自然会有不满。
名将打仗，指挥必须严格，粟裕也不例外。有一场仗，粟裕责令韦国清限期解决战斗，否则就地枪决。这些种种积攒下来，经过时间的发酵，韦国清自然不愿配合平反。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老人的老去、离世，为粟裕平反的阻力也就越来越小，最终在1994年12月25日，在张震、秦叔瑾、黄亦凡、黄野松等老部下的帮助下，粟裕得以平反，恢复名誉。这虽然有些晚，但总归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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