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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有句名言：“干部决定一切”。
斯大林这一论断，抗战时期即为毛泽东引用并深切体会，仔细观察中共的历史，可以发现“干部决定一切”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落到共产党革命历史的实处。
干部决定一切，字面上说的是干部的重要性，其实更在说培养干部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塑造革命者的过程。中共为此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打造了一个环环相扣的训练系统。
正因为有一批了解中共宗旨、愿意为党奉献的干部的存在，中共的革命系统运转才那么游刃有余。
中共体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培养了一批能够、也愿意为党付出的干部，这些干部所拥有的特殊的素质，在中共话语中被称为党性。
1、“三八干部”的重要性
1949年前的中共干部，形成几个比较明显的代际群体，即通常说的长征干部、三八干部、南下干部，分别对应中共革命历史的几个重要阶段。
其中“三八干部”群体出现于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知识水平最高。
这一代中共干部，面对相同的时代背景，拥有相似的出身和思想进路，受进化论熏陶，相信美好，相信未来，相信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
抗战时期大批干部的养成，既是中共大发展的结果，又是中共实现大发展的基础。由于民族战争的环境，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既包含了一贯坚持的阶级立场，又有相当的特殊性。
大量使用、提拔工农干部，当然还是中共的基本立场，在战争中继续造就军队干部，更是战时的应有之义。
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干部得到大规模扩展，“三八干部”群体这一特色，对中共干部队伍气质的变化及整体提升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2、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以学生身份来到延安，进入革命阵营，可谓抗战时期中共新干部即所谓“三八干部”的典型来源，这是中共获得的一股新鲜血液。
此时，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共阶级关系判断做出调整，知识分子被纳入民族革命阵营，缓解了苏维埃时期干部选拔中，常见的无米之炊的尴尬。
毛泽东说：
“我们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他们是有革命理论的，他们是富于牺牲精神的，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自建党以后即仿效苏联，构建一套自身行为的意识形态解释体系，这样的解释体系极大有助于政党的自我认同和身份塑造，是共产党人的重要特质之一。
正因此，中共的革命实践常常呈现理论先行的特征，民族革命的路线转变也不例外。
1935年后，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从苏维埃革命的立场逐渐转型，向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发展。
统一战线的解释逻辑是：
民族危机的刺激，导致国内阶级关系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了投身抗战的可能，从最广泛团结各种抗战力量出发，可以也应该与他们结成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的阶级基础，刘少奇说得很明白：统一战线教育，只是阶级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对劳动阶级的教育，应是全盘的阶级教育，只强调统一战线是不对的。
统一战线新形势下阶级及社会关系判断的调整，也导致对知识分子认知的调整，尽管在当时，这一调整不是那么引人注目，却对中共革命的未来影响深远。
1927年苏维埃革命开始后，国民革命时期的阶级联合局面终止，知识分子作为小资产阶级阵营被视为革命的动摇分子，清洗知识分子的言行不断。
1930年代初、中期，苏联对知识分子的判断逐渐变化，波及中共微调内部政策，知识分子处境有缓和。
1936年，苏联通过新宪法，提出苏联社会已经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社会由工人和农民这两个互相友爱的阶级组成，知识分子不再由于阶级属性成为异类。
1939年召开的苏共十八大总结报告提出：
“在社会主义已经胜利的条件下，知识分子已经成为真正人民的知识分子，他们同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有紧密的联系，他们是苏维埃社会中丶苏维埃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巨大力量”。
苏联对知识分子态度的变化清楚体现于苏共两个党章之中，苏共十七大制定的党章规定：
“党领导无产阶级、劳动农民和全体劳动群众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
十八大通过的党章相关表述修改为：
“党领导全体苏联人民——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为巩固工人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争取共产主义胜利而斗争。”
两相比较，十八大特别将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并列，这是苏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逻辑结果。
由于当时中共几乎全盘接受苏共的理论指导，苏共的态度转变，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要求结合，引领着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3、锻造“干部”的学校
从1936年开始，中共中央北方局着意在平津和北方地区开展青年学生工作，吸引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左倾化。
此时，急迫的民族危机强烈刺激青年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怀，中共以民族救亡相号召，异议者的身份和抵抗者的姿态，极易引起不满现实的青年人的共鸣，奠定在青年中发生影响的基础。
抗战爆发后，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北方的地缘关系及中共此前在都市打下的基础相结合，使一批知识分子选择前往中共控制区域。
以延安论，当时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涌向延安，中共也加以吸纳，抗日军政大学第1期学员基本是红军干部，从第2期开始，吸收知识青年学员609人。
1938年4月开学的第4期，5562个学员中，来自全国各省市的青年学员共4655人，占学员总数的83%，远超部队和地下党干部的907人。第5、6期学员，则以根据地内的知识分子或出身“小知识分子”的基层干部为主，抗大成为锻造青年知识分子的熔炉。
同样吸纳，培养大批知识分子的还有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等。
如果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起初的培养对象主要是军政干部，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一开始就定位为知识分子人才的培养。
陕北公学创办于抗战初期，面向全国招生，一般要求新生“有中等文化水平”。
校长成仿吾回忆：
七七事变后最初几个月，由于国共合作，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党禁，实行一些民主，国统区青年到延安来比过去顺利些，几乎每天都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涌到陕北公学来，几天就可以编起一个队。”
成仿吾所说国统区青年涌向延安，除国共合作的大环境提供了可能外，与延安学制灵活也有关系，随时招生、招满编队，满足了一批流亡大后方、求学无门的失学青年要求，这使中共在国共的人才竞争中占得先机。
相比国民政府坚持战时教育的正规化，中共教育强调速成，尤其是政治思想上的速成，按照毛泽东的说法：
“我们不在乎像其他学校那样，照着书本一章一章地来上课，而在乎学习一种作风，一种方向。…你们在陕北公学里可以学习到一个方向——政治方向，同时又可以学习到一种作风——工作作风。”
中共这一阶段吸收知识分子的成绩，毛泽东1939年有一个总结：
干部教育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了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鲁艺、青训班、女大、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组织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边区党校、鲁迅师范、边区中学、鲁迅小学、儿童保育院等十七所学校，学生多的万余人，少的几百人几十人，几千个干部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出来的及尚未出来的学生三万以上。
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十八年来未有过的现象。这些学生现在还不能看出他们大的工作成绩，但数年以后就可以看见了。
数年后中共越来越坚强的干部体系的出现，印证了毛泽东的这一说法。
4、投奔延安有多贵？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不是搭上中共在大城市招收青年学生的便车，当年一般人投奔延安并不容易，需要相当的先期投入。
战争初期投奔延安的何方回忆：
那个时候参加革命是要花钱的，一路上吃的、用的、住的，一切都是自己拿钱。路费和行李要自理。到延安以后，只管吃饭，不管穿、不发被子，第二年起才逐渐地发内外衣服和酌情补发被褥。因此走的时候一切行李都得带上。…后来和曾彦修聊起来此事，他说，你这算便宜得多了，我和田家英参加革命得六十块线，我们好不容易才凑够。所以那个时候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穷人不多。一是大多不知道延安是怎么回事；二是即使听说过，一时也不容易等到路费和准备好行李。从国民党地区去延安，太穷的人还真参加不起这个革命呢！
第一次去延安，何方中途被国民党方面拦截，逃出来后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说，他们不管路费，要去，你们自己回去筹备路费，为了保险，这次可以搭乘办事处的卡车，车费是十四块大洋。
何方回老家千方百计筹上路费，再到西安，坐上八路军的军车，终于抵达延安。看来，革命的大门也不是想进就进得去的。
受地下党影响，从湖南投奔延安的刘赞平回忆，他们到西安后，立即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但办事处的人说：
“现在去延安的人太多，吃住都有困难，劝我们改去阎锡山办的“民族革命大学”，后来是带队的老师见到老战友，经老战友推荐，才被八路军一一五师军政干部学校接收。
这部分知识青年之所以历尽曲折，花费不菲，也要投奔延安，关键在于怀有对中共代表的新秩序的向往，可以说是自觉抉择的结果。
当然，不是所有人目的都这么明确。
谢雪萍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的夫人，她回忆去延安上学的经过：
战争爆发后，她在邹韬奋办的一本杂志《激流》上看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招生广告，当时没太在意，1938年日军轰炸广州，谢雪萍所在的广东纺织厂被炸停工。
无奈之下，谢雪萍想到了这个广告，我没地方去，到哪去生活呢？就想起《激流》上面的这个广告了。一看，他是到哪报名呢？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这时候国共已经合作了。我说这个地方挺好的，去看看，就拿着这本杂志去一问，说你只要有路费，自己到那以后，又管吃又管住，又管学习。我一听高兴死了。去延安就是这么回事，奔生活嘛，这是1938年的事。
5、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在干部中的比例
抗战时期，中共敞开怀抱欢迎青年知识分子。
抗日战争民族战争的性质和统一战线的构建，为中共政策制定释放更多弹性空间，毛泽东给予知识分子以空前正面的论述：
“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
“先锋和桥梁”成为这一时期关于知识分子定位的经典论述。
具体操作中，读过书更成为发展党员的先决条件之一，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陈云谈道：
（1）我们在群众中首先发展之党员，应该是品行端正、平常有信仰者。
（2）一般是读过几年书的。
这样的认知造就了知识分子投入中共阵营的热潮：
“绝大多数（几乎百分之百）的干部，是因为民族矛盾随着根据地的建设而参加抗战的。大体上有两个时期涌现最多，一是一九三七到三九年，二是一九四三到四四年”。
具体看，1938年前后这批干部，多是在民族战争激发下投身中共阵营，1944年前后则更多因为根据地的发展而卷入中共队伍，两者均为抗战环境下成长，均有着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1938年这批干部尤具代表性，所谓“三八干部”的称谓，即源于此。
知识分子本属社会中坚，抗战时期中共的重用更使之脱颖而出，成为新政权的栋梁。
当时各地调查材料均显示，知识分子在中高级机关中占据绝对优势。
河南1940年的报告提到：
“就其阶级成分讲，省委一级全部系知识分子，地委一级只一个是工人，其他亦皆为知识分子，区分委一级农民10%到20%。…在知识分子中，中学以上程度的，就一定是中农以上的家庭，否则就没可能。”
漳北“全区行政干部（区以上）在文化程度上，中学水平占百分之四十八，粗通文字者占百分之七点七，证明百分之九十二点三为知识分子。”
1941年12月晋西区党委的统计：
县长具备大学学历者22.7%、中学学历者63.7%、小学学历者13.6%；县级秘书科长（含科员干事)具有大学学历者4.8%、中学学历者40.6%、小学学历者54.6%；区长具有中学学历者24.1%、小学学历者73.3%、文盲2.6%。
1944年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专门报告了干部问题，其中有干部文化程度的统计材料：
甲、全省分区助理员以上干部的统计：
不识字0.97%，粗通文字1.8%；私塾15.85%；初小23.75%；高小31.13%；初中18.11%；高中4.67%；师范2.2%；专科大学1.52%。
乙、县科长以上干部的统计（全省行政会议干部）：
初小8%；高小14.7%；初中42%；高中3.4%；师范25%；专科大学6.6%。
县级以上干部中，知识分子占比更高，达到近80%，远远高于知识分子在人群中的比例，体现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共中层以上干部中无可撼动的地位。
一直到抗战行将结束时，冀鲁豫报告仍写道：
“政权干部几乎完全是知识分子。在这些知识分子里面，有外来的学生，农村出身的学生，当过教员的，在旧政权当过职员的，开明士绅等。这些干部多数革命热情很高，有为抗日民主而奋斗的信念，他们仍是建立政权不可少的力量。”
即便是村干部，文化程度也不像想象的那样低。张闻天主持的“延安农村调查团”，在山西兴县留下村干部文化程度的资料。
赵家川口村11个村干部中，师范毕业1人，小学和高小毕业高小4人、初小3人，文盲3人。文盲中两个是妇女，一个是招待员。
有没有文化决定着是否胜任负责工作，文化低者不可避免受到影响，调查报告评价一个干部：
不识字，说话“困难”（指不流利），但工作一贯的积极、踏实，…是最良好的一个村干部。但“没文化”（指不识字）使他办事困难。
6、改造知识分子的自信
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和革命领导者的知识分子身份，不可避免生出一定的紧张关系，中共很长时期内一直紧绷的阶级斗争之弦，多少和这样的现实不无关系。
王稼祥说得很明白：
在中国革命过去与现在的具体环境中，中国小资产阶级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加入共产党后，由原来的小资产的革命者转变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的革命者，一般的是经过一定的过程，有些是经过曲折的犯错误与改正错误、动摇与克服动摇的过程；极少数是被革命斗争所淘汰而变成离开革命的分子了；大多数是变成了或将会变成无产阶级的革命者。
这就要求一方面党应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进行耐心的长期的必要的教育，另一方面要求知识分子自己应当有必要的自觉，逐步改造自己。
出于这样的判断，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教育和自我教育当然不会有丝毫放松。
毛泽东说：
“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要说服工农干部，吃得下，不怕他们。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
这段话有三个关键词，一是提高，一是不怕，一是帮忙。
提高是指中共要发展，要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离不开知识分子；不怕是指中共有信心、有办法改造这些知识分子；帮忙则定位了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
三个关键词后面，埋下了改造以知识分子为主，当然也包括工农、军人在丙的干部群体的线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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