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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尝试以个人生活搭建起现实感，历史却往往在出其不意处颠覆我们的认知。正如网友们惊讶于“《猫和老鼠》比二战还早”“李鸿章拍过 X 光片”，或是“张学良有可能听过周杰伦的歌”，掀开世界的帷幕，历史也会如晨风吹入每个人的生命。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泓的写作便是个体经验与宏大历史的交汇。在《燕东园左邻右舍》中，她以燕东园的 22 栋小楼为据点，写下一群曾经居住于此的知识分子的生活轨迹；新书《韩家往事》则以家族为线索，记录了在 20 世纪的风云变幻中，天津“八大家”之首的“天成号”韩家在历史中的浮沉。

对于徐泓而言，韩家是她母亲的家族，岁月史书中的一个个名字正是她最亲近熟悉的家人，“当我真正落实在写这些事时，觉得历史更多的是生活流，在普通人家里，不论怎样的动荡，都要想办法过日子”。

今天单读为大家分享媒体人李伟林对《韩家往事》的阅读。作为徐泓教授的学生，李伟林感触于导师的家学渊源，也从新闻学专业的角度，读出书中求实求真的专业态度，旁征博引的“杂家”风度，与干净利落意在言外的文笔法度。在新闻与历史写作的交界处，徐泓相信，今日的新闻书写会留下明日历史，而“历史的复杂性，被遮蔽的，被遗忘的，再挖掘出来，抢救出来，就又是新闻”。

因《韩家往事》而想起的往事

撰文：李伟林

当我把《韩家往事》最后一章“燕东园 40 号”读毕，将书合上，犹自沉浸在作者对父母往事的叙述里。其中的文字,甘冽清澄中，流淌着沉静的力量。最后几页的配图——“徐献瑜，再见”的签名、镌刻数学公式和乐谱的墓碑，以及作者父母 1988 年在家中“叶落花挺”花前的合影，意在言外，浓缩注释着百年心史。忽然意识到，此刻正是 2024 年清明节的晚上。

“徐献瑜，再见”的签名（文中照片皆选自《韩家往事》）

1988 年，徐泓老师家院子里的“叶落花挺”盛开，她的父亲、母亲与它们开心地合影留念

《韩家往事》的作者徐泓教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燕东园 40 号住所，我拜访过不止一次。最早一次已是 20 年前。自行车拐进了燕东园，成府路的喧闹一下消失。在绿荫中一个一个门牌地找到 40 号的所在，走进小院，叩响一扇不起眼的木门，徐老师满面笑容来开门，引我进轩敞的客厅。还有一次，我在燕东园一幢幢小楼中迷失，找不到 40 号的门牌，忽隐隐听到流畅悦耳的钢琴声，溯声而往，正是 40 号。我敲门，琴声戛然而止，未几徐老师笑着开门。我才确证刚听到的不是唱片，而确实是导师亲手弹奏。尽管之前曾听老师谈及自己的母亲是燕京大学的音乐教师，但没想到家学渊源是如此深厚。

在徐泓老师家中报告读书及实习心得时，累累听她谈起燕东园 40 号和燕京大学的历史，也不止一次见到过她的父亲徐献瑜教授。知道老人年事已高，当时未敢主动攀谈。唯一一次和老先生“对话”，是一次我打电话到徐宅，听到一位男性老者说了声“喂”，我脱口而出“请找徐老师”，老人回答：“找哪个徐老师？”我马上醒觉，接电话的是徐老先生。

这些历历在目的瞬间和断片，留存在记忆角落里多年，因为阅读《韩家往事》，它们又重见天日。事隔多年后对往昔的观照，能感受到如同泥土下的种子重新萌发的悸动乃至震撼。徐泓老师以不厌其烦的资料查证、历时数十年的采访记录、细致入微的个人记忆、以七十之龄在疫情中的孜孜写作，将一个家族、数十位人物的百年变迁一一道出，大量细节如珍珠般串连在一起，在历史与现实的语境中各安其位，闪闪生光。这是新闻记者的笔法，克制与审慎的叙述背后，是作者对亲人最深沉炽热的情感，也正是本书《后记》中所说的那种“心心念念”的情愫。作为读者，作为学生，读完此书后，都能懂。

徐老师的职业生涯未曾离开新闻工作，任新闻记者二十余年，教授新闻学二十余年。她是我入门新闻学的引路人。读《韩家往事》，于我有别样的亲近感。除了书中内容，更有作者在写作中展现出的新闻叙事风格。我不揣浅陋，略述感受一二。

“新闻专业主义”，是我当年受业门下时，徐老师常常提及的术语。本世纪之初，她在人民大学给新闻专业本科生讲授新闻写作课，首先就对我们这些习惯了形容词满天飞、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中学作文能手”强调，时刻注意新闻写作时的谨慎节制，惜墨如金，务求精准，少用形容词，多用动词，评价性论述必须有出处，通过叙述客体——新闻事实本身的张力去引发读者思考。这背后的理论逻辑，是新闻作品对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要求。从这种视角看来，像知名记者彼得·海斯勒（何伟）在呈现一个埃及工业区的破败时，用“有一条街边，我数了一下，有 232 盏路灯是不亮的”去描述，才是我们崇尚的表达。这种笔法，已融入了《韩家往事》全书。正是作者对大量文献档案、私人日记、图片、当事人采访录音的爬罗剔抉，精密编织，才让本书如此厚重翔实，令人信服。印象尤深的是，作者对梅贻琦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期间日记、以及韩德庄（作者小姨）学生时代日记逐页翻查，还原了大量细节以重构历史现场，遥远的人物一时间活泼泼都到了眼前。然而，作者的叙述毫不苟且，除陈述事实，还会适时提供“新闻背景”，帮助读者理解，这也是徐老师当年亲授我们的新闻写作要义。就如下面这段：

【日记中找到的细节记录】从日记得知，仅隔一天，韩咏华的大哥、北平盐业银行副经理韩诵裳（我的外公）即为五妹夫接风，作陪的是盐业银行经理王绍贤、盐业银行少东家张伯驹，还有韩诵裳的表弟袁同礼。【背景叙事】作为京城八大楼之首的泰丰楼，以“饭后高汤一碗”出名，其中酸辣鸡丝汤解腻解酒最佳。选取此处请酷爱饮酒的梅贻琦就餐，想必桌上定有好酒，酒后还可用高汤。泰丰楼位于前门外煤市街，离南柳巷不远。【继续转引日记中的细节】饭后梅贻琦再到韩宅大嫂（韩诵裳夫人高珍）处以及同住一院的大姐夫李连普家小坐，随后又去了妹夫邝寿堃家。因前一天没有见到六妹夫妇，他专程上门拜访。

两天以后，1945 年 12 月 2 日，“再往清华园一看。至燕京访晤陆、蔡、洪诸君。又至徐献瑜家与徐及德常稍谈”。【作者作为“历史关系人”的点评，读来分外有趣】这段看得我眼睛发直，那天梅贻琦在拜访了燕京大学校级领导后竟抽空到我家来了，当然，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

——“第三章·清华园甲所”，页 279

众所周知，新闻写作讲究 5 个 W，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事（what）、何因（why）、何人（who）。作者在架设全书结构时，用 “where” 去做章节划分，再以 “who” 为第二级分类，将所要叙述的人物放置到地点分类之下。这种结构既妥帖、又助人记忆，可谓别出心裁。南柳巷 25 号—燕京大学—清华园甲所—麻线胡同 2 号—燕东园 40 号，作者仿佛一位导游，带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遍观百年间的京华烟云。更重要的是，书中的每个人物，都因为那处关联地点的存在，呈现出了一种有根基有来源的真实感。如果读者真按图索骥、重访旧地，难免不生“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之慨。最能反映这点的，或许是被作者珍而重之置于第四章篇首的韩家老一辈人摄于 1948 年 11 月的那张“最后大合照”（页 344）。照片中人，从南柳巷、燕京大学、西南联大等等地方而来，会聚在麻线胡同 2 号邝宅大客厅，或站、或坐、或蹲、或被抱在怀中（作者本人），留下这个百年一瞬。其时客厅的墙上，赫然高挂岳飞“还我河山”四字。在对事实细节的精细记录面前，再多的形容词，皆显无力。

摄于 1948 年 11 月的“最后大合照”

在《韩家往事》里，作者大多采用短段落的写作方法，一段一事，干净利落，段与段之间虽有内在逻辑关系，但也不强求起承转合。这也让我想起了徐老师当年教授的“新闻跳笔”写法。段与段可以跳，句与句也可以跳。每个段落都可成为兴奋点，多个段落形成多个兴奋点，使读者能够手不释卷，一口气读完一章而不觉疲倦。而对于我这样的“学生兼读者”，更别有一种熟悉和亲切。

在复杂现象背后，按照常识花费时间去追寻事实真相，是新闻工作者的立身之本。新闻记者笔法的背后，是新闻学学者的独特视野。徐老师在本书后记中写道，此次写作，她坚持立足于“个体叙事”，而这通常容易被“宏大叙事”消解、掩藏甚至抹杀。因此，她以写“人”为中心，尽可能地搜集不同信源的史料、不同角度的叙事，并用常识、推理和想象激活它们。但是，“个体叙事”之上，作者的眼界仍是宏大的，细节的碎片形成拼图，叙事珍珠外的蚌壳也被渐次重塑，大历史的叙事因此更多面、更接近真实。

在这本厚重的书里，最后一章与前面四章的风格不甚相同。“燕东园 40 号”是作者的家，身魂所系之地。在这章里，写到家，写到父母，徐老师笔锋下的情感更趋浓烈，她那通过职业素养规束的冷静表达，在此刻也拨动几下命运的琴弦。譬如那写“叶落花挺”的段落，动人至深。

母亲最珍爱的是南窗下那一大畦奇怪的花，名叫“叶落花挺”。它们在我家扎根好多年了。春天，它们破土长出一丛丛浓绿的叶子。夏天一到，叶子突然悉数脱落，花畦里光秃秃的。7 月底 8 月初，又突然拱出一个个尖尖的小芽，然后窜成花葶，开出一朵朵紫堇色的、极雅致的花，形似玉簪。花开时，没有一片绿叶相扶。这种花的怪异常常引得过往行人驻足，并屡屡发问：“这是什么花呀？”

母亲去世时，正是“叶落花挺”叶子脱得一干二净的时候，整个花畦杂草丛生。母亲去世后，我们把杂草除去，等待花儿爆花葶，一枝、两枝、三枝，好容易才钻出六枝花葶。我和老四浩子在花畦边骇然至极，苦苦地又等了三天，终于冒出了第七枝花葶，但从此再没有花葶冒出，直至花朵开败为止。

难道真有天意？那一年，我家的“叶落花挺”只冒出七枝花葶，我们从此失去了妈妈。

——“第六章·燕东园 40 号”，页 552

清代散文家方苞在《送左未生南归序》写道：“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观子美之诗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时所与游好，其人之精神志趋、形貌辞气，若近在耳目间，是其人未尝亡而其交亦未尝散也。”正是徐泓老师的念念不忘，潜心笔耕，韩家老一辈、韩家的朋友圈和社会关系网、20 世纪一代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形貌辞气在书中“复活”，精神志趋在后学读者中回响，彷如其人未亡、其交未散。这，正是对从南柳巷到燕东园的诸位故人最珍重的纪念。

以下这篇文字，是 2004 年我随徐泓老师访问燕京大学校友会时的记录，白天访问，当夜写就，于今已整 20 年。文中所记的诸位燕大老人，不知尚健在否？姑录于此，佐证徐老师对保存燕大历史长久以来的辛勤用功。

附：访燕京大学校友会速写（2004 年 3 月）

又是一年春将近，大风不息。为了“斯诺与北大”研究项目，是日赴燕京大学校友会，寻访斯诺与燕大新闻系的历史资料。进门前要经过一走廊，我们走在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后面，仿似被她带领。徐老师笑着说“穿越历史的隧道”，信然。

校友会在理科楼群内，英杰交流中心侧，内分北大校友会、联大校友会、燕大校友会数室，旁又有一会议室，只见几位白发老人在热闹开会，声音不小。寻燕大校友会而入，见两老者。一位是先前和我们联系过、每天在此值班的都启明先生，今年 88 岁。老人健步疾行，声若朗钟，令我由衷叹羡！都老原是燕大职员，自称已为燕大和北大服务 60 年。另一位是校友会统管文史资料的王百强先生，年近 80，是燕大新闻系 1945 届学生，微胖，嘴角常挂微笑。他耳有点背，交谈时须戴助听器，也许就是因此，他听到问话后总是把眼珠一转，斜视远处，略加沉吟，方才微微一笑，眼转回来瞧着你说话。

一见我们四人，都老即指着徐老师向没戴助听器的王老大声介绍：“这是徐献瑜的女儿”（徐老师的令尊是原燕大数学系主任，今年已九十有四），王老马上应和。在两老旁若无人的交谈里，他们面前的徐老师仿佛不是一位教授，而是一个随着父亲来做客的小女孩。

徐老师向王百强打听情况，王老一一对答，并提供了而今还健在的一些当年知情人的联系方法。我一一问起“燕大文史资料”上陈翰伯等写过回忆斯诺文章的校友是否健在，老人或淡然微笑摇头、或与都老相视而笑，然后总是说“早不在了”。当年随斯诺到陕北当随行翻译的黄华尚在，不过“说话不清楚了，去年拍《燕大纪事》我去访问他，勉强说了一些，靠旁白又补了一些。”

王老又说：萧乾是知道很多的（笑，转而看都老），不过他也不在了。那时他跟我讲过多少次……

往事烟云，立在眼前。

王老去年一手负责拍摄纪录片《燕大纪事》，写脚本、采访、拍摄、制作……全部过问。对于一些细节，仍然信口说来，跟我们在书里读到的并无二致。他提起斯诺在“一二·九”运动时替燕大学生给宋庆龄送信的事，接着又说：“没有他（斯诺），我们搞不起来（指‘一二·九’）；没有燕京大学，‘一二·九’搞不起来”。

应我们要求，王老请都老翻出一套《燕大纪事》光盘和一部燕大校史稿给我们，笑着说“不能给，只能卖”。徐老师马上站起来说“行”，爽快交钱数十元，都老麻利地接过。王老正在给我们写他的电话地址，徐老师把都老桌上那本燕大校友会通讯录递给我，我翻找王老的名字时，又看到了一些熟悉的名字，譬如费孝通、雷洁琼、侯仁之等。

我们跟王老谈话时，都老走来走去张罗沏茶，拿茶叶倒水搬凳子的，我窘迫得很，实在不好意思让比自己大 60 多岁的老爷子招呼。于是问他为什么不请个年轻人来值班，都老说“我们这里做事的最年轻也 74 岁”。

王老还要忙着去开会，商量每年一次的 1945、1946、1947 届校友聚会。今年地点在香山，4 月底的时候。我们不好打扰，临别前与都老约好明天来校友会资料室找资料，都老爷子一口答应，随即数起哪几本还有，哪几本没有了……

我们分明是在抢救历史。

《燕东园左邻右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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