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年份，一个新生的人民政权真正站了起来，这是人民获得的伟大胜利。而败退到了台湾的蒋家政权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对内是台海局势的波澜起伏，对外是美国杜鲁门的袖手旁观。当时的蒋介石可以说是焦头烂额，加上台湾岛内的复杂民情，让社会局势变得非常微妙。台湾自1945年光复以来就始终面临种种问题，特别是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的人地矛盾。蒋介石来到台湾后，开始逐渐反思自己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新生的红色政权最正确的政策莫过于土地改革，而台湾当时也有这样的现实需要。所以在1949年开始，由蒋介石授意，台湾省主席陈诚主导的台湾土改运动开始起步。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台湾美景
自清代延续而来的土地矛盾
台湾由于孤悬海外，发展程度一直比较封闭缓慢。自郑成功赶走荷兰人，将中原的文明植根于台湾之后，台湾社会开始大步向前行进。而中原文明的核心点就在于土地、人口与粮食，土地又是这三者的根本基础。所以郑氏集团也非常重视土地问题，在台湾开始了垦荒。但是台湾郑氏仅仅维持了三十几年的统治，很多问题并未解决就遗留了下来。康熙收复台湾后，对于台湾的治理有其一定的局限性。收台之初清政府就将台湾土地用来大量赏赐功臣，仅仅施琅本人就被赏赐了“跑马三日为其业地”的恩典。简单来说，这是一种满族古老的圈地方式，让一匹马跑三天经过的土地就成为了施琅的封地。加上其他大大小小的赏赐，施琅家族最后获得了将近2成的台湾稻田地作为自己的私产。而当时的清政府也开始从内地大量迁徙百姓来到台湾开垦，所以人地矛盾的种子在当时就已经有了苗头。直到清末的刘铭传全面丈量土地，整顿田赋的时候，台湾地区的人地矛盾才正式突显。
施琅像
1895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侵占了台湾岛，把台湾当做了殖民地和物资工厂。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1895年10月31日下达了《官有林野及樟脑制造业取缔规则》，其第一条规定“无官方证据及山林原野之地契，作为官有地”。如此一来就把很多原住民世代生活的土地全部掠夺为官方土地，落入了日本的囊中。而且日本在台湾的殖民过程中大力镇压反日势力，到了二十世纪初，台湾地区很多的地主与资本家都被日本人收买。据台湾史家蔡正元先生的《台湾岛史记》记载：“日本殖民时期在台湾的资本家大都是日本人和其台籍扈从，地主大多是亲日分子。”这样就将台湾的人地矛盾中又添加入了一层民族矛盾，也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台湾总督府
1898年，台湾地区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开启了土地田野调查，实际上就是为了要摸清台湾的土地情况。据他在1904年的报告中显示：
“农地地主的收租大户约有三万八千人，收租小户约30万人，佃农户75万人。”
而日本方面就开始大力打击收租大户，不允许层层转租。通过发行公债的方式筹集补偿金。最后每个大租户平均只得到了94.96日元的补偿金，而台湾总督府成为了真正的收租大户，将这块肥肉放入了自己的碗中。而且，因为日本当地需要大米作为重要的军需民用物资。台湾就成为了日本的粮仓，从1926年开始，日本开始在台湾大量增种大米。不过，日本政府以低于市场价三分之一的价格强行收购百姓手中的米粮。日本侵华时期的军粮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台湾，致使台湾基层民众苦不堪言。
阴险的后藤新平
台湾土改的序幕
日本殖民台湾五十年，并没有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加上战争后期的消耗与战损。在日本投降前后，台湾的农业经济已经濒临破产。根据史料记载：
“1901年台湾GDP有614美元，到1938年增至1306美元。到了1945年又跌落到453美元比清朝割让台湾岛时的人均GDP还要低26%。”
这样不正常的经济发展数字很明显是受到了战争的波及，而一旦局势平稳，经济发展速度本来应该迅速恢复。可是由于国民党陈仪政府的腐败无能，台湾的经济在光复之后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当时的米价瞬间增长了3倍，台湾地区发行的台币兑换券（俗称旧台币）很快就成了废纸。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台湾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只是在后来的军方强力镇压之下才得到了平复。而这一期间也伴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全面溃退，蒋介石下野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最终到了1949年，蒋介石率领着残兵败将来到台湾，正式结束了在大陆的统治时代。
国民党败退台湾
当时的国内外局势十分微妙，因为蒋介石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押错了宝，所以最后走入白宫的杜鲁门总统并不待见蒋介石。蒋家王朝的失败和美国后期的作壁上观有很大的关系，等到蒋氏败退台湾后，美国政府的官方智库甚至认为“冰岛的战略地位都要大于台湾”。凡此种种就让美国失去了对于台湾地区的信心，而蒋介石本人也曾经做好了要远渡重洋组建流亡政府的打算。然而日子还是要一天一天过，来到台北的蒋介石痛定思痛。他感觉到新兴的红色政权之所以蒸蒸日上，主要还是因为土改政策获得了民众的支持。而蒋介石曾经在江苏也打算要试点“土改政策”，但是因为阻力重重而作罢。如今来到了台湾，复杂的人地矛盾，悬殊的贫富差距和激烈的民间动荡都让他不得不做出改变。于是他任命陈诚作为直接执行人，开始主导台湾地区的土改政策。
陈诚
因为日本时期的遗留问题，台湾的农业人口很多但大部分都是没有土地的佃农。土地基本上都在过去的皇民汉奸，如今的士绅地主手中。所以陈诚的强力政策有用武之地，他在1949年4月14日发布《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并很快出台了《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这是一系列相关政策的第一步，针对的是当时台湾地区的广大佃农。据蔡正元先生的《台湾岛史记》记载，1949年台湾地区共有7,396,931人，其中佃农和半佃农（有极少量土地）的人口数为2,484,750人，几乎占到了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所以，第一步就是要降低这部分人的负担。文件中规定佃农应该对于地主所缴纳的地租不得高于全年总收获量的37.5%，之前低于这一标准的不允许提高，因而史称“三七五减租”。而且以1947和1948年的收获量为标准，并不是按照每年的收获量的37.5%来收取，是定额制而不是定率制。简单来说，如果一个佃户在1947年和1948年的平均收获量是100公斤，那么他应该向地主缴纳的地租不得高于37.5公斤，而且要确定下来。即使日后的收获量上升到了120公斤，其缴纳的地租也不得高于37.5公斤。这就使得大量的佃户得到了实惠，只要勤劳工作就可以得到相对多的收成。
在此之前，佃户不仅无立锥之地而且全年的粮食也被地主掠夺得所剩无几。在盛产水稻的台湾地区，很多佃户连喝米粥都成为了奢侈。这一政策因而得到了很多佃户的支持。为了保证“三七五减租”的实行，文件中还有许多的细则规定，包括地主不得提前收取地租。佃户租约不得低于六年，到期后除非地主收回土地自种，否则应续租给该佃户。而当地主打算出售土地时，该佃户有优先承购权。这一政策虽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农民的手中还没有土地所有权，不是土地权属的重新分配。因而两年后，陈诚又开始了第二步——“公地放领”。
台湾三七五减租
“公地放领”指的是将政府手中掌握的土地卖给农民，让有条件的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由于日本殖民者的撤离，国民党政府从他们的手中取得了大量的台湾公地和日本人掠夺的违法田产，数量大约是当时台湾可耕地的2成。从1951年开始，国民党先后九次将这些公地放领给农民，每户放领面积不超过水田两甲或旱地四甲（甲是土地计量单位，1甲地大约等于大陆14.55亩地）。根据史料记载：
“放领的地价为购得土地全年生产物收获总量的250%，农民分十年交清后即可获得土地证，土地完全归个人所有。”
同时台湾地区还开放了低利率贷款给农民，地价款也可以用实物来缴纳。据《台湾岛史记》的记载：“因此收到稻谷367,366,416公斤，甘薯1,254,768,525公斤，全部出售后拨作自耕农扶植基金。”这样一来，一些有能力的农民就可以获得自己的土地以供种植。但是这一数量还很有限，前后共计放领土地138,957公顷，承领农户286,287户，还有很多的农民连这个政策也无力承担。所以陈诚又经过了两年的沉淀，随后开启了更为直接的“耕者有其田”政策。
稻谷
孙中山先生也曾经提出过“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此时的蒋介石和陈诚算是加以奉行。1953年，国民党通过中常会和政府直接发布了《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要求各地主只能保留水田三甲或者旱田六甲，其余的土地由政府征收再发给佃农。这种征收不是没收，需要给予地主与地价相关联的补偿金。具体的地价难以统一标定，就以当年单位土地上收获量的250%计价。据史料记载：
“‘耕者有其田’共征收139249公顷土地，新增自耕农194823户。用股票债券补偿地主被征收的耕地，70%补偿为实物土地债券，分十年偿付，年息4%。30%补偿为台湾水泥、台湾纸业、台湾工矿、台湾农林公司等公营事业的股票”。
因为当时的两岸敌对动荡，所以股票债券的价值有限，夸张一点说和废纸无异。但是后来的台湾迎来了商业繁荣期，股票市场开始大涨，这些股票的价值就水涨船高了。这样的措施是在避免激烈冲突的情况下出台的平衡策略，也比较人性化。不过这一切也是以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为后盾，以强力手段推行的。1953年3月25日，台湾省政府公告：如有破坏或阻碍耕者有其田政策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样也就杜绝了当中有人搞破坏，农民可能因为天灾人祸而不得已再度出售土地，但是非法的肆意扩张兼并之风在当时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蒋介石
土改政策令国民党在台湾真正站稳了脚跟
说来也很奇怪，在大陆大肆贪污腐败成风的国民党集团转移到台湾之后，各项政策的推行倒是很得民心。这一系列政策实行起来，基本上就化解了当时严重的人地矛盾。据张学良将军回忆，初到台湾时，大米非常紧缺，只有他自己能够吃米饭，其他的家人只能吃红薯。这一点也很符合当时的情况，然而在土改以后农业发展飞速提升，八成以上的农民都获得了土地。据资料记载：
“1952年粮食产量达150万吨，超过战前水平；1953年粮食产量164万吨，解决了台湾人民吃饭的问题。同时1952年物价上涨率降至23%，国民生产总值达16亿美元。”
土地是农业发展的根本财富来源，有了土地，底层的农民就得到了未来的希望。国民党于1949年之前在台湾的一系列无能行为也就被慢慢淡化了，甚至是尖锐的本省人与外省人冲突也削减了很多。而地主的利益受损并不大，权力得到了充分的保证，这使得这一阶层的人也没有出现激烈反弹。反而是很多的大家族借此时机脱离了土地，投身工商业成为了商业家和资本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比如板桥林家就曾经是大地主，后来几次闪转腾挪就掌控了华南银行，成为了银行家。国民党自此之后算是真正在台湾站稳了脚跟，也是两岸至今隔海相望状态的开始。
板桥林家
这次台湾地区的土改之所以会成功，主要因为国民党手中握有几张王牌，首先就是当时台湾的大地主清一色都是曾经的皇民汉奸，他们本身就有数不清的黑历史。因为二战结束前的台湾属于日本殖民地，民众拥有日本户籍。光复后接收台湾的陈仪政府大笔一挥，这些人才勉强逃过一劫。然而今时不同往日，在这样重要的关节点上只要蒋介石一句“严厉惩办汉奸”就能把他们彻底压垮，他们不得不向国民党妥协。其次，如同笔者前文所述，日本殖民政府才是台湾最大的地主，手中掌握着大量的公地。而国民党全面继承了这部分土地，成为了实际上的第一号大地主。也许是因为蒋介石已经输掉了大陆，再也输不起了。此时的他不惜割肉疗疮，将大量的土地交给农民，从而换取自身的政权稳定和最后一块栖身之地。有了这样的先决条件，就使得他能够占据先机。这两个条件是国民党在大陆时所无法具有的，应该说是台湾的政治空白和经济条件给了蒋介石站稳脚跟的机会。
从总体上来看，台湾的土改在政策制定上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沙场上的败将陈诚在这次的土改战场上可以说是风光无限，完全洗刷了曾经的污点。他在几年内由台湾省主席到行政机构负责人，再到台湾地区副领导人，一路扶摇直上。他曾经在议会中提及：“在不增加农民负担之下，使其取得土地；兼顾地主利益；转移地主土地资金投入工业之中。”这一思路也符合未来商业发展的规律，虽然其初心是维护风雨飘摇的政府统治，但实际上对于台湾的未来发展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也有观点认为，这次土地改革是台湾未来经济腾飞的重要起点。然而我认为，当中的制度建设和政策实施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思考。不通过强力激烈的方式实现了双方利益的平衡，这不仅是人性化更是一种巧妙的政治设计。
统一大业迫在眉睫
综上所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对于台湾历史的了解也应该不断深入。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效法大陆也搞起了土地改革。通过一系列政策，以柔和的方式令农民获得了土地也保护了地主的权益，并促进了台湾岛内的工商业发展。这一决策使得国民党在台湾站稳了脚跟，原本动荡的台湾社会很快就平静了下来，国民党在台湾民间的好感度也不断上升。两岸如今已经是渐行渐远，统一大业迫在眉睫。我相信只要我们有充足的前期准备，未来我们也能够设计出更为优秀、高效、人性化的政策治理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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